1921年的中国、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当年报纸中，频现“极黑暗时代”字眼？
　　这年元旦，《申报》著名副刊“自由谈”作者沈禹钟还略有希冀。他在“祝民国十年”里写道：“民国九年，冉冉去矣……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徇而恩私，毋逞小忿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然而是年岁末，同样“自由谈”，作者许一鸥忙不迭“送民国十年”，字里行间失望透顶。“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也交代清楚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么阁来？初选省选闹出一片风潮，军饷这样的靡费，教费硬欠不拨，弄得教育濒于破产……更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太平洋会议……难道我堂堂华夏在这大会席上就做一块俎上之肉吗？”文末，他写道，“这时壁上时计报了十二下，民国的十年一言不答。其时门外噼噼啪啪乱响了一回，我就理会道可是被人家枪毙了吗？我也不来送你了”。
　　可许一鸥、沈禹钟们若干年后回望才会发现，1921年的漫天阴霾中，曙光已在伏笔。尽管这一年，对于上海望志路上石库门中所发生的大事情，报纸上并未提及。然而真理从未停下脚步，地火在运行，昏黑亦是光明起点。1921年，时间开始了。

　　揪心“太平洋”
　　1921年元旦，《申报》　国外要闻中，“英人对英日续约问题之舆论”报道令人揪心。
　　英日同盟乃国人心头之痛。早在1902年，英日两国订立同盟，旨在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并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续订，均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以保全列强在远东之地位。转眼1921年，两国是否续盟，又摆至眼前。
　　不过这回，英国举棋不定。日本凭借一战期间对华侵略优势，以及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获由德国“转让”而来的山东权益，在华势力大大增强。而英国，从战前债权国跌为对美债务国，实力式微，又在爱尔兰独立运动这件事上颇受打击。于是美国趁机施压，威逼英国放弃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如此事关中国之大事，中国却无说话的份，只能任由各国攫为棋子，各自盘算。7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一则“反对英日同盟愈剧烈”的报道称，“纽约电云，关于英日续约之意见，南非洲首相史麦次将军，毅然表示反对之态度，而提倡太平洋联盟以防‘排他的同盟条约’之危险”。7月2日《申报》“英相会议中之英日续盟问题”则透露，“澳洲首相休士氏竭力赞同续盟，谓英日续盟乃保护澳洲至善至廉之方法，盖此举足遏止日本对澳之企图也”。然后美国跳出来，倡议召开更大范围的裁减军备大会，力邀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是为太平洋会议。各国“不稍犹豫”，接受美总统哈定之请柬，约于11月在华盛顿聚首。
　　闻此消息，沪上报纸咸欣然色喜，各界纷纷通电北庭，推举伍廷芳、顾维钧列席限制军备会，并称伍顾两人，“资深望众，足胜此任”。
　　各界对于太平洋会议是寄予厚望的。1919年，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和会竟部分拒绝中国正义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经济利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愤而拒签《凡尔赛和约》，故成山东悬案。此次太平洋会议，中国各界希望了结悬案，拿回被日本抢占的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一雪巴黎和会之耻。
　　然而7月16日《申报》一篇“减轻军备会议与中国”，冷静中不无担忧，认为中国在此大会中如何作为，亟需预先筹备，否则或将再蹈凡尔赛之覆辙。文中说，“然则在将来会议中，中国必不可无全国一致之动作。中国军阀曷即捐弃其个人贪念欤，为中国计，军阀亦宜开一预会，讨论国内裁兵事宜，而将现有一百六十万兵减至十六万左右……苟能若是，则出席于华盛顿大会之代表，处于有力之地位，而所发之言论，可得列强之尊重，否则目前中国人民所抱之希望，终成镜花水月而已”。

　　全国可有一致之动作？
　　可是1921年，政府埋首内争，各谋私利，哪有全国一致之动作？
　　其实，涣散自1916年便开始了。这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其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以及晋、滇、桂、湘系中小派。大小军阀，均视军队为私产，争夺频仍，北京中央政权最高统治者如走马灯般不断更换。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大败，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第二年即1921年，直奉即决裂，直奉战争如箭在弦。同年7月，粤桂战事又成关键词，当月《申报》，便有“上海兵工厂借口援库大造军械”消息，民脂民膏，全成了枪炮子弹。其间还有居心叵测的日本人来掺和。这年6月，一艘日商小川丸轮船，由浦口装载子弹一百二十五万，现银数千万，于23日晚间停泊于吴淞三夹水。据《民国日报》　消息，“小川丸运载军械银元，来沪提取子弹，一并运往海防，交由桂军……”
　　日船助桂攻粤？在沪广东同乡听闻，痛迫肌肤，连日推举代表，多次赴军署，或通电陈述：“国中父老子弟，久困锋镝，谈兵色变”；“今粤桂局部战争，中央不为釜底抽薪之计，而为火上沃膏之举，假借外力，输运子弹，战线愈推而愈广，战期愈延而愈长，立见全国沦亡，非唯（粤桂）两省糜烂”；恳求“俯查舆情，力饬该轮卸回子弹，停止输运”。上海商界、学生联合会等，亦不忍缄默，无惧人微言轻，屡电北京当局，各省各团体各报馆均鉴。有读者展阅之余，不胜骇异，遂发来评论，“北庭既借日本款项，以延内争，又借日本邮船，以济军需，煮豆燃萁，相煎太急。此种举动，与吴三桂欢迎满军何异？”
　　然而内乱消息，仍隔三岔五。7月2日，《申报》　报道，“粤军于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完全占领梧州城”。7月20日，《民国日报》一连串大字标题看得人触目惊心——“人云南宁可不战而定，陆荣廷致电北庭辞职”、“张作霖电称，征蒙费罄，速再拨一百万”。还有23日《大公报》刊登陕西军阀混战消息，24日《申报》援引路透社电：“湘鄂两省不日行将交战……”

　　恨虎却容伥？
　　内斗不止，外患可危。自袁世凯到段祺瑞，历届北京政府，由帝国主义势力操纵，靠借款维持财政，出卖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等各种利益，俨然陷入死循环。
　　当年1月4日报载，辽宁葫芦岛开埠，“经费、预算需四百二十万，官商各任半数，商款已由某公司集股承办，官股尚无着落……财部无法筹措，有向日商三井借款说”。
　　不知这“无法筹措”之说，可有日方逼迫之嫌？尚未能考。
　　不过5月9日国耻日（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之期），同日发生的两件事，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这天，应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之号召（两组织均发轫于“五四”运动之后），沪上各界集体纪念，尤以南京路最为整齐，除茶酒食物店外，皆“闭门默思”。上海商界、学界联合会等亦出街游行，据《申报》载，“图画女校几十余人，臂束白布，时值大雨淋漓，毫无倦容”。
　　然而就在国耻日当天，报载“北廷拼命借日债”消息，称“北政府与日本资本家小野接洽吉会（吉林市至朝鲜会宁）铁路借款三千万元……中日双方经手人所得，关系人有十一人之多，每人可得十万元之谱”。小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振振有词”，“盖寺内阁时，中国为发展交通起见，亟拟敷设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并吉会铁路等七条，于是即向台湾朝鲜兴业三银行铁路交涉借款”。报纸还透露，“曩年吉黑森林借款，本年已经到期，资本家方面，催款甚急。北政府无法应付，欲请展期，又不得不先付利息。因之与日本新来之资本家平沼高木等商议续借八百万日金，以半数作为本届国会选举费。现在平沼赴东三省视察……”
　　民间出离愤怒，通电铺天盖地。在上海，中华民国联合会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口诛笔伐，致日本驻华公使函，“警告日公使停止借款”。“频年以来，贵国当局，抱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之野心，利用我国多数官僚武人为傀儡，私订种种条约，滥供种种借款”；“贵国当局及资本家，犹以金钱援助之者，其居心不愿我国政治有革新之机，南北有统一之期”；“未经合法手续之借款契约，固等废纸，而东亚前途之危险，亦已豫伏矣”。
　　各界愤慨是最正常人的反应——北廷政府，怎能抱薪而救火，恨虎而容伥？

　　华盛顿“镜花”？
　　民国十年，民不聊生。是年上海，两桩民生大事，久久盘踞各大报章。
　　一是“新铸轻铜拒用”风潮。彼时中国，区域被人为分割，使得货币本就混乱至极。5月，由上海华商电车公司起头，仅限龙纹等三种铜元购票，除此概不收用，致“拒用潮”迅疾蔓延。贫苦工人居多的闸北商界紧急会议，皆因一旦遭拒收，“市面所流通之铜元中，可用者几不及十之四，其余将尽成为无用之**”。此后经查，上海流入极劣之铜元一千六百万枚，此铜元中大部分由日本运来，“其运来时，尚系铜片，由收买者草率印以花纹，然后输入银行，流入市场”。
　　二是年中开始的米价大涨。7月2日　《申报》称，“米价涨至十二元，浦江中各帮米船，近日竟无所到，乞丐沿路抢饭”。此后，又升格为“米店领照问题之争持益迫”，公共租界米店一律停业……
　　一个货币，一个吃饭，其背后，乃军阀割据、金融紊乱、民生凋敝之实际。
　　再回看揪心“太平洋”。一整年，民众心情均随此起伏，《申报》　上关于太平洋会议的分析、预测、进展消息多达912篇。但它是否真如爱国人士所担心，成了镜花水月？
　　会议于1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各国明争暗斗，为主力舰比例讨价还价，吵得不可开交，哪顾得及讨论中国山东悬案？美日极力主张会外讨论，中国代表为不使自己孤立，无奈退让。此后这一会外的“边缘谈判”，由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历经2个多月30余轮艰难拉锯，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但代价在于，中国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而且，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
　　12月8日，距离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订还有2个月。在新闻集散地上海，陆续从美国传回的消息，已让上海各界大感失望，因此在沪军营大操场召开国民大会，后示威游行，参与者四五万人之巨。
　　然而又于事何补呢？中国再蹈巴黎和会覆辙。弱国哪有公义？弱国何来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