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打下那个举足轻重的分数以后,悠悠30多年,一直扶持我,一似他扶持一班班、一届届学生。在普遍的意义上,卓越的学校、优秀的教师,一如普降的甘霖,苏活和滋养漫野绿色,我只是一园小草中的一茎。同时,我有特别的幸运,当知青时,他许多次到我的村子来,单车后座放着费了老大劲儿才弄到的“禁书”:艾青的诗集《向太阳》、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对我一生影响至巨的罗曼•罗兰多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众多“少作”直到“老作”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家。直到我过了“知命”之年,他仍旧为我的文事付出心血。这次朱伟申校长领我参观校园,一路上不只一次地提及,这位两人共同的老师,为了我回母校的事,多次给学校打电话和写信。我听了,男儿泪在肚里流啊!在文学的长跑中,我这劣等选手有乏力的时候,他这位“终身教练”从来不曾撒手。我在图书馆,看着母校在他倡议下所设立的《刘荒田著作专柜》,暗暗对自己说:让我所余的生命,化作书柜里尽可能多、且力求好一点的著作吧!仅仅为了母校,为了老师殷切无比的瞩望!凑巧的是,在南院内,朱校长指给我看,离枯萎的玉堂春不远处,一棵从老枝嫁接而成活的小树正在抽出新叶,它将开出紫玉般的奇花来。我当学生时听说,玉堂春是岭南名花,高贵、素雅、清丽,省内仅存两株,这是其一。花的生命这般顽强地嬗递着,它在母校,尤其成为美妙的隐喻:无论是老师当年的分数还是我今天的著作,尽管都渺小,却一起印证着,“教育”在人文精神传承上,无可取代的伟大功勋。
他,就是我此生的恩师、忠厚的良友、亲切的兄长- -前任台山一中副校长伍俊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