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祝总斌

　刘裕是南朝的第一个君主，中国历史上以统治大权完全由高级士族垄断著称的东晋王朝，就是被他推翻的。刘裕代表的是哪一种社会势力？刘裕代晋体现了什么历史规律？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刘裕的出身、门第。
　　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1]他所谓的素族，与“世族”对举，指的是庶族。从此说者至今史学界不乏其人。陈寅恪先生很早提出另一看法，主刘裕为“次等士族”[2]，虽未专门论证，我以为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只不过如把“次等士族”改为“低级士族”，或许更准确一些。
　　《宋书》卷一《武帝本纪》称：刘裕乃“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并且列举了由“交”到晋代的世系和官位。这些世系和官位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旁证，所以王鸣盛说：“皆未必可信”[3]。很可能是当时史臣如徐爰之流为抬高刘裕身价而编造的。不过编造只限于西晋末渡江以前的情况，至于刘裕曾祖刘混渡江居京口里以下事，因有其他史料印证，则不能一概抹杀。根据这部分比较可靠的材料，按刘氏家族及其婚姻家族的次序排列一下，就可得到以下官位：
　　刘氏家族：直系，刘裕曾祖混，官至武原令；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旁系，刘裕族弟遵考，遵考曾祖淳，为刘混弟，官至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婚姻家族：母系，刘裕亲母孝穆赵皇后，后祖彪，治书侍御史；父裔，平原太守。刘裕继母孝懿萧皇后，后祖亮，侍御史；父卓，洮阳令。妻系，刘裕微时妻武敬臧皇后，后祖汪，尚书郎；父儁，郡功曹；兄焘，国学助教，临沂令。[4]
　　这些官位大致上可分三类。第一类；地方上的县令、郡太守（包括王国内史）。第二类：地方上不归朝廷选任，由郡太守自行辟除的郡功曹。第三类，中央的郎官、御史和助教。
　　什么门第的人出任这些官呢？
　　在东晋，县令、郡太守多由士族垄断。道理很简单，因为直接统治人民，剥削收入要比京师官吏丰厚得多。《晋书》卷九十《良吏·邓攸传》：为吴郡太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晋书》卷七八《孔愉传》：为会稽内史，去职，“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这是两个极个别不要钱的例子，所以史书特为表出。一般情况是：高级士族都为攫取这笔丰厚收入而极力钻谋郡县职位。如东晋第一流士族琅邪王导有六子，除二人早死外，均历郡职：恬，魏郡太守；洽，吴郡内史；劭，东阳太守；荟，吴国内史。[5]《晋书》卷九二《李充传》：出身高门江夏李氏，“以家贫，苦求外出。（褚）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剡县令”。李充的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晋书》卷八二《孙盛传》：出身高门太原孙氏，“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后为长沙太守，“颇营资货，……赃私狼藉”。然而事发后却受到包庇，“舍而不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卷七五《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罪名）一千三百条”。然而宰相王导对此事竟不处理，只派人去劝王述收敛一下。述答曰：“足自当止”，意思是：“家贫”问题解决就不再受贿。据说王述后为地方官“清洁绝伦”，“世始叹服之”[6]。这事既说明东晋高门在“家贫”的幌子下贪污受贿是何等地明目张胆；而“世始叹服之”一句又反映象王述“足自当止”的情况肯定极少，一般当继续贪污受贿。《抱朴子·百里篇》指出：西晋县令选任之弊极重，“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赴任后“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显然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东晋。
　　为了把持郡县职位，东晋高门甚至公开限制选用庶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出身琅邪王氏，为吏部尚书，宰相司马昱命以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太守，彪之坚决反对说：“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东晋大臣多信卜术，而卜术之人绝大多数出身庶族[7]，曲安远、奚朗当不例外。由此可见，郡县官职虽然不能说绝对排斥庶族，但如非“人才可拔”，就会“谈者纷然”，遭到高门抵制。这就无异于表明，一般必由士族充任。当然，这里说的县是“三品县”，指的是按制度应由门地三品的人治理的县[8]，而没有涉及三品以下的县。在东晋，由于门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三品虽非高品[9]，另有二品县专用来安置门地二品的高级士族[10]，但从“三品佳邑”的口气看，三品县还是很不坏的。另外，秣陵、句容每县领户约5000[11]，在东晋南朝为数也不多。所以，除了三品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三品以下的县是否也排斥庶族。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此处之“二品”，指的是门地二品[12]。如加上三品以下低级士族的子弟，数量肯定要庞大得多。而当时东晋全部统治区只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13]，其中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更少[14]。此外按制度郡县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也加剧了分配的紧张。大概主要由于这个缘故吧，到刘宋孝武帝时竟将六年一任改为三年，后来甚至连三年也无法坚持。《南史·恩幸传》说：“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所以在郡县任期未缩短，数量或许还要少一点的东晋，高级士族肥缺争不到，退而求其次或更次是必然的趋势。《南史·王镇之传》：出身琅邪王氏，“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为子标之求安复令”。安成是远郡[15]，领县七，刘宋统户6116，西晋统户3000，东晋如折中于二者之间，则统户约4558。他为儿子所求的安复令，属安成郡，按七县平均数计，统户651。再如王述求试并大肆受贿之宛陵县，虽属近郡（宣城），民户却不多，刘宋统户1012，西晋统户2136，东晋仍按二者之折中计，则为1574。又如孙盛所历长沙太守，刘宋领县七，户5684；所求的浏阳县属此郡，按七县平均，领户812。西晋长沙郡人口较多，领县十，户33000，平均每县领户3300。东晋之折中数为领户郡19342，县2056[16]。以上各县比起秣陵、句容等三品县来，领户相差远甚；甚至安成一郡的领户也只有4558，比秣陵、句容每县领户5000还少。然而即便这样次的郡、县，高级士族同样没有放松钻营、攫取。
　　不仅如此，户口更少的郡、县，高级士族也不拒绝。如陈郡谢尚曾任历阳太守，而历阳郡刘宋时仅领户3156，口19470。颍川庾翼曾历西阳太守，而西阳郡刘宋时仅领户2983，口16120。谯国桓石虔曾为南顿太守，而南顿郡刘宋时仅领户526，口2365。《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宋孝武帝时全境共统户约90万，口468万；当时共设郡238，县1179，平均一县领户约760，口近4000；一郡领户近4000，口近20000。据此，上述历阳、西阳诸郡户口均低于此平均数，而南顿郡相差更悬殊。当然，这都是刘宋数字，但由于从东晋到南朝初年南方户口不断增加[17]，东晋郡县户口一般可能还少一些，因而和此处之分析不会有多大出入。
　　如果以上看法不错，则在东晋不但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而且不少贫瘠、边远、户口甚少的郡县也落入高级士族手中。如果再考虑大量低级士族也在钻营、争夺，那么不难推测，纵然三品以下的县，甚至很次的县，庶族也很难插足。
　　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武原令，属南彭城郡。郡领县十二，户11758，口68163，则每县领户980，口5680。
　　东安太守，领县三，户1285，口10755。
　　海西令，属临淮郡。郡领县七，户3711，口22886，则每县领户530，口3269。
　　彭城内史，领县五，户8627，口41231。
　　平原太守，领县八，户5913，口29267。
　　洮阳令，属零陵郡。郡领县二，户3828，口64828，则每县领户547，口9261。
　　临沂令，属南琅邪郡。郡领县二，户2789，口18697，则每县领户1394，口9348。
以上为刘宋统计，东晋数字一般可能还要少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这些数字和上述晋宋郡县平均户口数比，有的不及（东安太守、海西令、洮阳令），有的超过（武原令、彭城内史、平原太守、临沂令），而和高级士族“屈就”的郡县相仿，这就证明，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一般不可能是庶族。第二，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在三代人中没有一人治理过象吴郡、会稽那样的大郡（户约50000）甚至没有治理过万户之郡，所治县户数也远较三品县秣陵、句容为少，这又证明他们一般决不可能是高级士族。
　　再看第二类官：郡功曹。
　　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18]。后来有些变化。京师显贵子弟起家多改由三公、相国、将军各府掾属[19]，但位望稍差的官吏子弟或地方上豪族仍以郡功曹为入仕的重要途径。见《晋书》《唐彬传》、《段灼传》、《忠义刘沈传》、《庾峻传》，《荀岳墓志》、《石 （ ）墓志》等[20]。而且出仕本郡是一种特权。《晋书·束皙传》：祖父两代均郡太守，因兄璆得罪三公石鉴，“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久不得调”。这是以压制仕州郡作为打击手段，反过来也就证明仕州郡包括当郡功曹在当时还颇为荣耀。东晋郡功曹的地位似乎又有所下降。著名北方高门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袁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子弟无一仕郡，这可能和北方高门侨居江南，土断前与地方关系不密切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因为郡吏的地位下降而不屑为，所以土断后北方高门仍不仕郡，而江南高门中显赫的各支也一直不为郡吏。他们的出路大多数情况是由司徒、丞相、将军府辟为掾属，或起家佐著作郎、秘书郎，至少也得充州佐。后来南朝起家州从事的人方被视为“士流”[21]，大概就是由此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制度。在东晋只有高级士族中位望最次的家族还继续仕郡。如会稽虞预先后为县功曹、郡功曹；兄喜，也出任过郡功曹。会稽虞氏作为南土士族位望本无法与南渡之北方士族相比，而虞喜兄弟一支又是其中更差的[22]。

　　助教：《宋书·百官志》、《通典·晋官品》中均无助教，但《通典》卷三八《魏官品》中载助教品第八，估计晋代当相同。《南齐书·百官志》：国学“助教淮南台御史”，似乎也是高门不为之官。但这大概是刘宋以后的变化，东晋尚非如此。《宋书·范泰传》：上表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范泰上书在刘裕代晋的第二年，反映的当然大体上是东晋的情况。从表文看来，西晋助教用的是二品，东晋已降低要求，但肯定仍是士族，因为范泰主张以奉朝请领助教，而奉朝请在东晋是比较清贵的。《晋书·职官志》：“……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刘惔出身高门沛国刘氏，“为名流所敬重”。桓温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来执掌整个东晋大权。二人又都娶公主，和皇室结亲，所充任的奉朝请位望当然低不了[34]。又《宋书·恩幸传附朱幼传》也说：“……有济办才能，遂官涉二品[35]，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也是把门地二品与奉朝请连在一起。当然朱幼为此官在宋明帝时，据《宋书·百官志》：“永初（刘裕年号）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朱幼出身贫贱而当上了奉朝请，正是“选杂”的一个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东晋的奉朝请相当于门地二品之官，相反，恰恰证明就制度言直到朱幼之时尚未变化，虽然从刘宋起已经“选杂”了。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由奉朝请所领之助教，地位也不会相当于南台御史，否则门地二品的士族定会拒绝。从范泰的语气看，东晋助教大概降到了门地三品或三品以下，与门地二品不相称[36]，而范泰又认为门地二品的子弟需要当助教以“敦学”，于是想出了以奉朝请兼领的办法来。总之，在东晋，助教一般决不会由庶族充任。
　　从以上第三类官中尚书郎、正员郎言，我们似乎应该推定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决非庶族。然就治书侍御史、侍御史、助教说，又不会是高门，恐怕只可能是一个低级士族。其中侍御史虽然地位更低，多由庶族充任，但这可能正好符合兰陵萧氏和刘裕一族当时的状况。因为兰陵萧氏虽然从刘宋起因与帝室通婚，特别经过齐梁两代作为皇族而上升为高门，但在东晋，社会地位却还比较低。《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追述萧氏先世，与刘裕家族通婚的这一支最早只能追溯到刘裕继母的父亲萧卓[37]，再往上至后汉萧苞其间九世，皆无名位可传。另外，《南史》卷十五《刘瑀传》：宋初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曰：“非才非望，非勋非德”。萧惠开祖源之，是刘裕继母之弟，父萧思话作为外戚，“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38]，而惠开仍被讥为“非望”。由此似可推定萧氏东晋时是比刘氏还差的低级士族，所以有时也得当侍御史，宋初上升了，但尚未被公认，刘瑀之讥，其故或即在此。另一面，刘裕一家虽为低级士族，但父刘翘只是个郡功曹，娶继室萧皇后时家道大概更加中落。《宋书》卷四一《萧皇后传》称：“高祖（裕）微时，贫约过甚，孝皇（翘）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祔葬”即合葬，晋代贵族均行此礼制[39]。刘裕不主张祔葬，大概是怕合葬时显出过去的寒酸来。后来萧太后遗令仍葬刘翘兴宁陵中，但只允许在同一莹域之内“别为一圹”，而不动旧坟，与刘裕遗旨并不矛盾。这虽是稍后之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氏家族之没落。所以当刘裕父亲之时，面对现实，完全有可能续弦一个比自己门望更差的姑娘。然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刘裕出身低级士族，相反，正好体现了这一家族当时之特点。
　　当然，以上三类官（除侍御史外）只能说一般情况下必须由士族充任，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如王彪之所谓“人才可拔”）庶族仍可入选，东晋史料中这种例外也并不罕见。但刘裕家族却不可能是这种例外。因为在其本族和婚姻家族中不是个别人充任这三类官，而是整整三代人都离不开这三类官，这岂能是例外呢？

　　又，《宋书》卷五五《臧焘传》、《南齐书》卷五三《傅琰传》载：刘裕的“外弟”（表弟）北地傅弘仁，“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这个傅弘仁的上代世系以及本人在刘裕执政前之情况均不详，其所历显官当然不足为门第很高之据，但一般说来，北地傅氏乃魏晋士族，如果再联系上述刘裕家族的婚宦，似亦可推定傅弘仁出身士族，并作为刘裕门第的一个侧证。
　　认为刘裕出身庶族最主要的根据是他家贫穷，甚至以卖履为业，受人歧视。但仅仅根据贫穷是无法分辨士庶的。因为即便望族、士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也可能一个时期内生活艰难。此例在魏晋南北朝决非个别。突出的如曹魏的贾逵，“世为著姓，冬常无裤”。西晋高门颍川庾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躬亲稼穑，以给供养，……岁大饥，藜羹不糁……”。东晋出身高门沛国刘氏，后娶公主的刘惔，“家贫，织芒 以为养”。东晋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娶公主并执掌军政大权的桓温，父彝死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东晋高门琅邪王韶之，“家贫……，尝三日绝粮”[40]。《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所说“悉资俸禄而食”虽未必全然，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在浙东均经营田庄[41]，但由于当时江南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和原南方士族大地主已广占良田的制约，这种情况确不在少数。而资俸禄而食，一旦因某种原因如早死、降官、丢官等，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刘惔、桓温、王韶之等当即属此类。刘裕上代一直当县令、太守，到父翘时下降为郡功曹，因而生活贫困当亦属此类。而这是不足为刘裕出身庶族的主要根据的。
　　最后想就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的区分略加申述。陈寅恪先生将渡江之北方士族分为上层、次等和下层士族，归刘裕入次等士族之列。但从东晋的社会制度看，似乎直到东晋末年士族仍只有两等，即高级和低级，或“高门”与“次门”。《宋书》卷八三《宗越传》：“本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赵伦之镇襄阳在东晋末年，见《宋书》卷四六本传。宗越早在他镇襄阳之前已是“次门”，而次门下一等即“役门”，也就是庶族，所以后来宗越立功后“启太祖求复次门”。他既不敢觊求高门，又不甘心沦为役门，似说明次门和役门间并无别的阶层。据此似东晋士族只有两等，而以将刘裕门第归入低级士族较为合适。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参考资料】
[1]《廿二史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2]《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十七史商榷》卷五四“楚元王二十一世孙”条。
[4]以上参见《宋书·武帝纪》、《刘遵考传》、《后妃传》、《臧焘传》。
[5]《晋书·王导传》。
[6]《世说·品藻篇》“王修龄问王长史”条注引《中兴书》。
[7]参见《晋书·艺术传》。
[8]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
[9]《宋书·恩幸传序》：“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10]二品县，见《御览》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诏。在晋代品第人才没有一品，实际上二品就是极品，见上引唐文。
[11]《宋书·州郡志一》丹阳尹和《晋书·地理志下》丹杨郡。
[12]因为据《宋书·百官志》、《通典·晋官品》，官位二品的人数很少，子弟到不了数百人，另外桓玄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仅培养官位二品的子弟。
[13]《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宋孝武帝时有郡238、县1179，东晋末刘裕尚未收复青、兖等地前，数量当更少一些。
[14]东晋郡无二品、三品之目，而有大郡、小郡、近郡、远郡之分，参《晋书》《郗愔传》、《王彪之传》、《王允之传》、《杨方传》。
[15]据《晋书·儒林徐邈传》，豫章为远郡，安成更在豫章之西，其为远郡无疑。
[16]以上刘宋数字均见《宋书·州郡志》，西晋数字均见《晋书·地理志》。以下除另行出注者外，出处同。
[17]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五章二节。
[18]《唐书·儒学柳冲传》。
[19]参《晋书》《裴秀传》、《王沈传》、《荀传》、《王浑传》、《王戎传》。
[20]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册。
[21]《南史·庾荜传》。
[22]参《晋书》本传。会稽诸虞只有虞翻一支在东晋地位稍高，见《晋书·虞潭传》。
[23]《世说·简傲篇》“王子敬自会稽经吴”条注引《顾氏谱》。
[24]参《晋书》本传及《世说·政事篇》“何骠骑作会稽”条及注引《棋品》。
[25]如渤海刁氏，多历显职、且有充郡大中正的，也被称为“寒门”。见《晋书·刁协传》。
[26]《宋书·孝义潘综传》。
[27]《梁书·刘孝绰传》：为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孝绰出自彭城刘氏，祖勔曾为宋司空，梁武帝意为第一流清官当用第一流高门，用法与王坦之同。
[28]以上参见《晋书》、《宋书》本传。
[29]《御览》卷四七○引《荀氏家传》。
[30]见《通典》卷二一《职官三》注。
[31]以上均见《晋书》本传。
[32]参《南史·到 传》。
[33]参《南齐书·张欣泰传》。
[34]以上见《晋书》本传。
[35]《南史·恩幸传》作“官涉三品”，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恩幸传》校勘记以县侯才三品，奉朝请、郡太守均低于三品，因而据《南史》改此“二品”为“三品”。这似是混淆了官位二品和门地二品。《宋书》“二品”当指门地二品，奉朝请正是相应之官，南史“三品”或笔误。至于县侯虽官品为三，只是爵位，凭功劳即可取得，恐怕是不论门地的。故阮佃夫、寿寂之、王道隆等虽封县侯，并不提“官涉二品”之事。而朱幼作为庶族，能当上二品清官，所以要记上一笔作为光荣。
[36]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
[37]据《宋书·后妃传》，卓父亮，侍御史，《宰相表》失载。
[38]《宋书·萧思话传》。
[39]《世说·贤媛篇》“贾充妻李氏”条：充先娶李氏，又娶郭氏，后充与李氏和好，“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郭女）贾后废，李氏乃 ，葬遂定”。
[40]以上均见《魏书》、《晋书》、《南史》本传。
[41]《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