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蒙对金的策略，而“联蒙灭金”决议的出台也是几度峰回路转，最终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而且从过程来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
事实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开始有人开始注意到蒙古这支力量的存在，并试图借助蒙古与金国的矛盾为对金外交服务。
　　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
　　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
　　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

到了13世纪初的时候，蒙古诸部逐步完成统一，已经达到了与金国分庭抗礼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当政的韩侂胄亦通过北伐缓解内部矛盾，便趁机发动了开禧北伐。从之前南宋主战派的言论来看，蒙古已经成为他们非常重视的一支力量，至少可以在北方牵制金军相当的兵力。但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以及“嘉定和议”的签署，南宋再次终止了联系蒙古的尝试。

起因
在宋朝历史上,借助军事同盟以达到消灭敌国而最终盟国演变为更强大敌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与女真结盟而消灭辽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金国犯下一连串的错误，最终使蒙古坐大，成为一支新兴的主导力量。这一军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对南宋而言。有其几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复仇意识；金朝错估形势,将可能的盟友推向敌方；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图,南宋朝廷上下并非无所窥测。面对蒙古汹汹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有两派意见,一者扶持金朝,以之为对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认为应趁此机会灭亡金朝,并由此振奋精神,再图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图。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乔行简的主张,在宋金世仇终于可以得报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赞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 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虽然南宋朝廷意见不一,但也都认识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为凶恶的敌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问题的看法。对金朝的态度，不同于与其他周边政权。由于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对金人恨之入骨，宋朝虽多年积贫积弱，但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南宋朝廷认为皇室被掳，财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赵构南逃。才为赵宋王朝保留一缕血脉,但也仅能偏安东南一隅。多年来兴兵动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灭金目的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却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大多数人认为乔行简的看法是过于冷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耻,自然能得到众人的赞同。因此“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
将来还要长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纳大量岁币。为报靖康之耻，最终选择了不与金朝结盟。在战争开始,金朝灭亡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即使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对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但是最终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主要是金朝错估形势，无视南宋朝廷的争论,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断绝岁币的输纳后,大为不满。盲目南下争夺地盘，将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经过
疲夏削宋：金国自取灭亡之道
　　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金朝南迁后地域狭小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即若离的宋蒙关系
　　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金朝在与西夏友好关系破裂、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请求议和。但金宣宗在议和之后,却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议和缺乏诚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锋直抵河南。在西夏骚扰、蒙古进攻的外部打击下，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宋朝还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与金朝和约撕毁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虑巩固原有与南宋关系,建立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蒙古。但金人对南宋不屑一顾,借南宋拒绝输纳岁币之机,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最终将宋朝推向敌人一边,造成四面受敌之势。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在这种朝议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输纳岁币为由,于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发动对南宋的战争。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夺取南宋淮南之地,作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补偿;二是河南一路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
战争的形势并不如金人估计的那么乐观。最初,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中。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试图夺取淮南以为缓冲之地的计划落空了。对此,金朝内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认为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之中,若是不能夺取淮南之地,害处将会更大。因此极力反对攻打南宋。
但这样的声音在金朝朝廷之上毕竟微弱,战争如期进行。金朝不但没有夺取淮南之地,倒是丧失了许多有生力量,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后,曾多次失败,金人丧失兵马难以统计,“士马折耗,十不一存”。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马损失,却并未能夺取淮南之地,也没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纳岁币,反而损耗了淮北原有物资,增加了战争负担,使金朝在对蒙战争中更加处于下风。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