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清代北京商贾云集，因庚子之役八国联军烧毁许多商铺、衙门，有关北京老字号的文献资料多只能上溯到清末民初，但幸亏碑刻资料保存下来，可以弥补不足。本文主要依据1942—1944年仁井田升在北京调查50多所会馆的碑刻；1980年李华编辑的北京工商会馆碑刻有90块有价值的碑刻。北京工商会馆在乾隆时期大量重修，捐款的商号如富有号、人和号、万盛号、义和号、福来号、永聚成等都是著名的旅蒙商，至民国八年（1919）之《外馆杂货行商会》还有149家商号，得以观察北京旅蒙商的发展。

　　传统商人分为行商与坐贾，北京的旅蒙商同时也在张家口、库伦开分号，称为坐庄，与大盛魁或天义德到蒙古各旗贸易形态不同。民国四年（1915），陈箓担任库伦办事大员。他说：“京帮者系专指北京安定门外外馆各商在库伦所设之分号而言，不过西库伦一隅五六十家而已。其资本之基础，及势力之范围，均不及西帮远甚。”根据调查，京帮在西库伦最大之商号为通和号、福来号、协和公、隆和玉、人和厚、隆兴和、隆聚和等10家，资本皆各在5万元之上。东富有、同聚兴、万福源等29家，资本皆各在万元以上。此外资本在千元以上万元以下者，共53家。在千元以下者共16家。据统计，京帮商号108家，资本共大洋1，308，600元，伙友共1627名。俄国学者伊?米?迈斯基（I. M. Maiskii）指出1919年时，北京商号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各分店的贸易额分别为：裕盛和120万卢布、通和号60万卢布、隆昌玉50万卢布、协和公45万卢布、恒和义45万卢布、三和义30万卢布。因为当时卢布贬值，贸易额突然激增。北京到蒙古的商人贩卖各种蒙古人所需的物品，多数属于杂货商。

　　张正明提到在北京营销颜料行的多系山西平遥县商人；绸缎、杂货等为临襄人；山西翼城人是北京布行的主力；潞安府商人在京师多业铜、铁、锡、碳诸货；曲沃县人经营烟业；襄汾人经营布行及杂货；临汾、襄陵人经营纸张、干果、杂货等业；盂县人经营氆氇行。毡帽行、账局、钱庄也以山西人居多。王永斌认为喀尔喀蒙古到北京大量采办生活所需物资，有眼力会做生意的商人到外馆附近开设店铺，日久形成独特的商业街。他提到的永聚成杂货行就是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贸易的商号。郭松义讨论晋商在北京商业活动相当广泛，有行当、银钱店、粮店、酒铺、油盐店、烟铺、干果店、杂货铺、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还有从事贩羊、贩骡马等买卖。

　　以上的研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第一，就时间来说，北京老字号记忆都以清末为起点，本文拟利用碑刻资料将商号往前推至乾隆年间。第二，就空间来说，北京的旅蒙商贸易点除库伦外，还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第三，北京的旅蒙商贩卖奢侈物品，和山西商人贩卖日用商品不同，北京碑刻资料能找到商号担任烟行、布行的经理等。再者，商号在蒙古经营金融借贷也值得注意，本文拟利用蒙古共和国档案局和“中研院近史所”档案加以探讨。

　　二、乾隆至嘉庆时期的北京旅蒙商
　　民国初，毕晴帆提及北京安定门外，外馆周围铺户专做外蒙古买卖，统称外馆，并设分庄于外蒙古各大埠贩卖京货，如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科布多、乌梁海等处，故又名京庄。北京之总庄专司运转货物、通报消息等事，并不交易买卖。外蒙古各分号则设柜安庄，发卖货物。本节将讨论乾隆年间碑刻资料上的商号及其贩卖物品。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皇帝开始规划与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并且制定照票制度管理商人，规定到蒙古经商的人员、车辆、货物都得登记管制，还要有商家作保。商人如欲转往恰克图贸易，则由库伦办理买卖商民事务衙门另给路引。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政府订定恰克图贸易章程，清楚表明官员与商人连手来和俄罗斯贸易，以获取最大利润。恰克图商人卖给俄罗斯的货品分成八项：紬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M. Sanjdorj认为清代的商人领照票到恰克图贸易，实际上却在蒙古各旗贸易，不到恰克图就卖光了货物。据蒙古国家档案局藏的《恰克图各铺户请领部票随带货物价值银两并买俄罗斯货物价值银两数目清册》载，细青茶、布匹、绸缎的数量多且详细；而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数量少，或许是因为在库伦或各旗就已卖掉。从贸易的清册中找到了161家领部票的商号，其中几家著名的商号出现于乾隆年间的碑刻资料上。

　　（一）大兴玉与永兴玉等
　　大兴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河东烟行会馆碑记》中载施银6次，约6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罩棚碑序》曰：“都城彰仪门内河东会馆，乃烟行崇祀火祖、关圣、财神三圣处也……今郭局同立官秤一杆，准斤十六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觔数，交纳税银。每百斤过税银四钱六分。”大兴号施银共6.8两。乾隆四十四年（1779）《河东烟行会馆碑记》载施银0.3两。嘉庆七年（1802）《河东会馆重修碑记》载大兴号为“募化公直”施银12两。嘉庆十四年（1809）《洪化寺义冢碑记》载施银1.5两。嘉庆二十一年（1816）《重修河东会馆碑记》载大兴号亦为“募化公直”，施钱7500文、东大兴施钱7500文。由此可见，大兴号是烟行的一员。

　　恰克图贸易清册记载大兴玉商号从1818年至1871年的中俄贸易额达200万两以上，主要是贩卖青茶为主，占87％。同治年间因俄商竞争和厘金问题，贩卖茶叶无利润可图，但大兴玉商号至光绪朝都还领票到恰克图贸易。至民国初《外馆杂货行商会》还记载有大兴玉商号。毕晴帆提到他在民国八年（1919）去库伦前将行李交由大兴裕（玉）商号转运，因为他坐汽车只能携带40斤的东西，其他必须另雇驼脚运送，大兴裕是经营运送货物的商号。

　　永兴号包括永兴玉、永兴全、永兴泉。山西平遥颜料会馆位于芦草园地方，建有先翁庙一所。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先翁庙碑记》载北永兴为“纠首”，北永兴施银80两、永兴局捐36两、东永兴号施银26两，说明永兴号已有分号。道光年间颜料会馆《重修建庙宇碑记》载北永兴施银24两。道光十五年（1835）东永兴为“当年会首”；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颜料会馆碑记》中为“值年”。永兴号为颜料会馆会首、纠首，表示在布行中占重要位置。

　　永兴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河东烟行会馆碑记》载施银6次，约15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罩棚碑序》载大兴号施银9两；又，南永兴施银2.5两。乾隆四十四年（1779）《河东会馆碑记》载施银10.05两，其中海甸处施银1.5两，表示在海甸有分号。嘉庆二年（1797），氆氇行永兴号出银529.3两。咸丰五年（1855）《浮山会馆金妆神像碑记》载永兴号首事人黄万俭、杨生澳。嘉庆十四年（1809）《洪化寺义冢碑记》载永兴号分别施银1.15两、1吊。嘉庆二十一年（1816）《重修河东会馆碑记》载永兴号亦为“募化公直”，施钱24160文。永兴玉也是从事罗斯贸易的茶商，与永兴泉两家商号自1827年至1863年共贩卖茶叶861872两，其中青茶占了70％。道光三十年（1850），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稿载：“交永兴玉足宝银三百两”。足证永兴玉采办茶叶应该是嘉庆至道光年间。过去许多人认为咸丰年间始有山西人在蒲圻、羊楼洞制砖茶，黄鉴晖教授则认为湖南蒲圻于嘉庆至道光年间即有西商监制砖茶，绝不是始于咸丰或光绪年间。

　　（二）协和公与隆昌玉等
　　协和公是北京重要的旅蒙商。协和公的股东侯氏，在北京的碑刻资料中常出现。康熙十七年（1678）《重修（先翁）庙宇碑记》有王致远、梁文谟、薛万田、侯维山、刘兴荣、张俊杰等名字出现。乾隆六年（1741）《修建戏台罩棚碑记》，经理仍为康熙朝的6位。乾隆八年（1743）《临襄会馆碑记》载协和号布施银1两，并有分号南协和号。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先翁庙碑记》载经理名册有郭以仁、郝良宽、郭长茂、李蟾元、张国贵、侯赐瑞。道光十八年（1838）《颜料行会馆碑记》载协和公助银30两、蔚泰永施银30两、隆聚昌施银30两。同治八年（1869）《重修财神庙碑记》载协和号为“经理首事”。协和公及分号捐献银两并担任经理首事，可了解其在北京商业中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皇帝上谕提到：“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两。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阖族家资各千万。又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张正明提到康熙时侯万瞻出外经商，专贩苏杭一带的绸缎。侯万瞻之孙侯兴域生于乾隆年间，卒于嘉庆年间。侯氏在北京有协和公、隆和玉等商号，贩卖杂货、绸布、茶叶和钱铺。李华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已出现侯维山、侯赐瑞、侯德权、侯贺龄名字。1816至1871年恰克图贸易的商号中有协和公、顺义诚、顺义魁、顺义成、顺义和、顺义永、巨泰永、顺义公，这些商号与协和公有相同的执事人，应与侯氏有关。协和公与俄罗斯的贸易自1816年迄1829年共201500两。又，以顺义诚为主的商号1816年迄1871年卖出茶叶共1182639两，其中青茶占882420两，约为总量的75％。

　　侯兴域，字号蔚观，其子侯庆来将平遥的商号都改带有“蔚”字，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蔚长厚，据说都是纪念侯兴域。同治五年（1866）的恰克图贸易商号中就出现蔚长厚。同治十年（1871）以后，协和公不再领部票贸易，转为放款借贷的票号，又分有西协和公、南协和公两分号。蔚长厚也曾领部票贸易，但只有一年的资料，贩卖茶叶不多。

　　协和公出现在库伦的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编入第六甲。嘉庆四年（1797），商民事务衙门调查每年营业额约六七千两，属于大铺户。道光二十二年（1842），库伦档案上称为协和京，执事人为田人杰、贺美士。光绪十二年（1886），商民事务衙门调查协和公记有三处商铺：执事人史文寿居住房舍，系咸丰五年（1855）天德永盖，赵玉领门牌；执事人李麟趾居住房舍，系咸丰五年（1855）自盖，牛杲领门牌；执事人柳逢春居住房舍，系咸丰五年（1855）四义源盖，赵嘉文领门牌。协和公的三处房屋，分号有南协和公、西协和公。蒙古国家档案局所藏协和公的档案列于表1。陆世菼将协和公列为一等商号，蒙古人向该商号借款约20—30万元。协和公的股东为侯庆哉，其执事人都来自直隶地区，故称为京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