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抗战问题上，胡适也不是铁血“愤青”。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会上胡适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防教育，二是对日外交。对于后者，他主张在正式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此后，胡适与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等官员，以及张伯苓、蒋梦麟、陶希圣等学界人士多有探讨，互相视为“低调同志”，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以军事对抗日本，希望国民政府不放弃对日和谈的可能。但到9月与蒋介石私人谈话后，胡适接受了驻美全权大使的任命，赴美争取援助，为国效力。
抗战前期担任驻美全权大使，是胡适一生唯一直接当官的经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里，中国一直在苦苦支撑，独自抵御日本的扩张战争。在英法等国对日本绥靖妥协而美国公众又抱持孤立主义的中立政策的历史局面下，如何说服美国公众和美国政府来援助中国的抗战，断非易事。所以蒋介石才要启用胡适来担任驻美大使，借助胡适在美国的人脉和宣传才能，保证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胡适在国家困厄大难之际，奔走全美，上下活动。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胡适的外交使命到这个时候终于达成，再加上他因为工作劳累而发生心脏病，所以1942年提出了辞呈并获得蒋的同意，交卸了驻美大使的差事。

胡适离任以后，在美国赋闲达四年之久，因为当时没有给他新的任命，蒋介石没有安排，所以胡适就一直在美国。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分别回到平津各自复校，胡适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底，胡适参加了“制宪国民大会”。他不仅担任大会主席，还被推举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为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贡献很大。1947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经过两次长谈以后，胡适在信中对王世杰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我出席国大，是独往独来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当日北大同人要孟邻辞去北大校长，是依据孟邻自定的“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兼北大校长。……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远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

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婉拒。但是胡适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蒋介石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9月4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尚在国外，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政府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
第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政府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政府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他还敦促政府应该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9月下旬，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

在军事法庭判处雷震做十年徒刑后，1961年雷震的六十五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手书赠诗这件事，曾经感动过经历梦魇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但胡适借这首诗所抒发的诗史情怀，却不见得每个人都懂，思想单纯而受热血激动的人怕是要嗤之为过气的陈年古董。因为这一诗史情怀，非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中经历了峥嵘岁月和蹉跎幻梦的老人则不能品味。
青年读胡适，多有感情层面的回忆，而心智上则无异于朝圣；中年读胡适，知识上颇不以为然，甚至于感情上也多龃龉；老年读胡适，始觉“极高明而道中庸”，多少纠结与顿挫，不过化为回首一笑，又有多少情怀尽在不言中！胡适先生真是高人——这个人七十年来游走于学术与政治，奔走于太平洋两岸，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做到极致了！

在古今大变局之下，长期以来，在近现代中国占主导的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现代性模式，应该指出，这个现代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完全自发，而是渐被激发。我们的数次变法与建国，其发生机制、社会基础、内在精神、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无不受到西方激进主义的重大影响。中国近现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选择了源出于西方的激进主义现代性道路，从而决定了百年中国的社会走向，以致未能拓展出一条更为健康理性和清明的道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对这样一种激进的整体变革方式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忽略了那些在最庸常之处却最值得温情的东西呢？
当然，近现代以来百年中国的屈辱史和失败史所衍生出的民族悲情可以部分地提供解释。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或主动或被动地被裹挟其中，进而激发出一种激进的变法图强的变革乃至革命观念，企图在技艺、制度乃至文明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之中“毕其功于一役”，求得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以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困厄命运。处于此种悲情之下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就很难有一种从容优如的心态去遴选有关方案。

但是，在更深的层面，这未尝不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通融权变的心态和性格有关。因为缺乏通融权变的心态和性格，我们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总是抱有整体性思维，总是过度关注宏观的主义叙事，总是希求大破大立、希求“毕其功于一役”，从而总是以对抗性思维割裂古今，也忽视了生活本身所能给予我们的温情和希望。
诚然，在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确实有重大的断裂，确实需要一场涤荡旧世界的革命，祛除旧制度旧法统的污泥浊水，而那些依附于传统王朝的旧世界的礼俗制度、法律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等，要转变为现代性中国之建设性的力量，并不能完全从传统自身开辟出来。这其中确有一根西方世界现代性的拐杖在起作用，完全忽略西方对中国现代性的激发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但是，好的现代性应该是一种守护，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它所构建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现代性价值，应该向传统敞开。这种向传统敞开的现代性并不是以旧有的纲常法统为依归，而是以现代变革所构建的新的现代性制度及其生活价值为依归，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对话、吸纳和融汇，追求古今之会通。固然我们要对现代性的“新”给予褒扬，颂其光荣，但更关键的是要对传统加以安顿，由此来抵消激进主义的戾气和虚无主义。只有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探讨中国百余年的政治之变迁和社会文化之生长，才能得到真正理性而健康甚至富有光荣气质的中国现代性的解读。

真正的属于人世间，或者我们向往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种蕴含着古典的现代性，这才是“既可爱又可信”的东西。古典的现代性，这样一种概念实际上是有很多生活经验可佐证的，我们现在周游寰宇，纵横四大洲五大洋，但是何处是吾乡呢？最能打动我们、最亲切的，恐怕还是这样一种人世间的、观照自身传统的“可爱又可信”的东西。古典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是一种传统中国王朝政治及其生活秩序在新的现代中国的简单延续，传统中国的若干变法也并不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古典的现代性便与这种旧制度、旧道统和旧学统判然有别。英美的传统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这个观念从来是不接受的。他们接受现代政治，但并不接受现代性政治；接受现代社会，但不接受现代性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据此，古典的现代性是一种克服现代性并且存续着传统的现代性景观，是一种化解了古今中西之对立格局的、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性景观。
未来的晦暗不明并不等于弱化或者祛除古典所坚守的核心要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因为人类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持守已有的传统，确立宪政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及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恰恰才是人类这个有限的生物所能做的也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样或许才能够避免覆辙于未来的风暴。这就是古典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庸”之“审慎”。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的一生，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在现代到当今生活中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最值得温情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明的表征。胡适的这种“中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著痕迹，未以一种长处称名于众人，却在“不显山、不露水”之际成就一种个性，成就一段人情，化出一种现代中国人的独特风骨。

胡适一生行状，七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同的人见仁见智，或许还存有争议。比方在文化意义上，台湾新儒家反对他，认为胡适否定儒家，觉得他不够格传统文化。其实，胡适否定儒家的时候，他还是要挽救传统，他就到小传统、非主流里面找传统，包括胡适自己去做名学、墨家这种东西，这就是一种情绪和意志在后面起作用的。胡适少年的时候，是读四书五经、学儒的，在美国以及到后来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就开始反儒。另一种说法，他到晚年的时候对儒家态度又有所改变，称礼重仁。所以有人说他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他临终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还是很近人情的，问题出在后来缠足、科举、八股文，这是走错了路。恰恰是这个“近人情”，最能显示出胡适一生的“极高而道中庸”之所在！
或曰：少不读三国，老不读水浒。又或曰：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其实这些都只是传言。待到踏雪无痕时，六道轮回，天龙八部，各有其轻重。到那时，读三国是三国，读水浒是水浒，读鲁迅是鲁迅，读胡适是胡适。

撰文：高全喜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