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经历往往都非常接近，给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梁启超即批评此为“无数之墓志铭”①。非但人物官职迁转经历似曾相识，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超自然神异事件也大同小异。据孙正军研究，类似的书写有相当的模式化倾向②。
出于对传统纪传体史书模式化书写的批评和反思，也同时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将人隐去”③。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对纪传体史书列传的研究就稍显薄弱了。当下的史传研究大体上遵循两条路径：一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以传记文学角度切入，二是治史学史的学者以史论角度切入。
传记文学研究者着力探讨史家以何种写作手法构画出精彩的艺术形象，强调史传的文学性④。遗憾的是，类似的研究多集中于《史记》列传，对其他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则较少着墨⑤。
纪传体史书的作者，往往在列传末尾以“赞”“论”“评”的形式对传主加以评价，甚或对一代风气作出讨论。史论成为后来学者窥知史家意图的窗口⑥。但是，以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史家意图，或是就事论事，囿于某一特定事件；或是史家借鸡生蛋，阐发某些观点，与史传人物无关。

无论是传记文学的还是史学史的研究模式，都形成了一套有迹可循的话语体系。借此讨论“模式化”的纪传体史书列传，实在是比较尴尬的局面。更何况，传记文学家和史学史家讨论的内容，往往回到了人物褒贬上来，对于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及史家撰述的意图，追问的都不太够①。
扭转这种研究现状比较可取的作法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研究思路上注重将人物与时代相关联，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地理解史书中记载的人物和时代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在“史料批判”意识的影响下，讨论史家对材料的剪裁、拼接，梳理史传的形成过程，讨论人物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进而由列传编纂看单一列传与整体列传之间的关系，希望可以突破传记文学和史学史研究路径的藩篱。这便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研究取向。第三个层面则是反思史家建构历史人物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追问史家撰述时的历史背景，以之与史家笔下的时代相映射，便是向“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回归。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思路，本文选取范晔《后汉书》中的《第五伦传》作为研究对象。
前四史中以范晔《后汉书》形成时代最晚，且经由辑佚工作，保留了可以视作此书史源的诸家《后汉书》②，成为“史料批判”的难得材料③。在《第五伦传》中，范晔有意选择能突出第五伦宽和特质的史料，规避了他为吏严猛苛刻的史料。对于偶见的苛细事迹，范晔将其归因为第五伦个性使然，即所谓“峭直”与“质悫”。此举旨在以《第五钟离宋寒列传》与《卓鲁魏刘列传》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按照不同政治风格划分的“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次体系。范晔如此编排东汉初人物，蕴含自己对理想官员的期待及对东汉初吏治苛细的政治风格的批评。其根源与范晔对刘义康政治风格的否定有关。

一、史料形成过程与第五伦良吏形象的建构
东汉第五伦经历光武、明帝、章帝三朝，迁转数官直至章帝时任司空。范晔《后汉书》中的第五伦，是亲民宽和的良吏型官员④。虽性情峭直，但主张改变光武、明帝以来吏治苛刻的风气。
范晔评论道：
第五伦峭核为方，非夫恺悌之士。省其奏议，惇惇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韦为佩，盖犹此矣⑤。
在他看来，虽然第五伦不是“恺悌之士”，主张宽厚施政却出自其本心。然而，第五伦宽厚形象并不是一直如此呈现在史书之上，而是经过华峤、范晔等人的加工的结果。
第五伦相关史料保存在诸家《后汉书》及《风俗通义》中，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东观汉记》、应劭《风俗通义》、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以范晔《后汉书》最晚出，史料最全。考察范书对此前诸书记载第五伦事迹的增删，可以明确看出第五伦宽和形象的出现是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材料上的差异表明各家《后汉书》对第五伦事迹的侧重，至范晔最终剪裁成今貌①。

１．“好黄老”与“清净不烦”
范晔《后汉书》没有交代第五伦的学问背景。从第五伦援引《尚书》上奏来看，他似是儒生。不过两汉是儒学昌明的时代，任何读书人的学问都本诸五经，单凭第五伦引用《尚书》，还不足以表明他知识结构的全貌。《后汉纪》明确指出的“伦好黄、老，以孝行称”②，为范晔《后汉书》忽略。第五伦的黄老背景，是理解他政治风格的一个关键。
范晔记录了第五伦行旅途时的故事，提供了考察他学问背景的蛛丝马迹，其文称“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③。此记录本诸《东观汉记》与《后汉纪》，唯“亲友故人莫知其处”一句不见两书。《东观汉记》有“开门请求，不复责舍宿直”字句④，指第五伦止歇之处或有求方术者，为此不求宿费。范书屡见道士，有西门君惠、李守、干吉、张巨君，等等，均为方外异人，言第五伦为“道士”可与其好黄老对应参看，知有神异展示。所谓“亲友故人莫知其处”，正是神话第五伦的笔墨，正因为如此，逆旅主人纷纷不以宿直为责。
好黄老则为政少兴作。《汉书·汲黯传》称：“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⑤范晔仅记录了第五伦居官节俭的史实，所谓“虽为二千石，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⑥。司马彪书称其在会稽太守任上“为政修理，清净不烦”⑦，袁书则称“为政清净不烦，化行于民”⑧，范书均不采用。不过，第五伦初到会稽便禁绝淫祀，手段雷厉风行，略与传统理解的黄老信徒形象不符。
范书备载其事：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⑨。
范晔《后汉书》此条材料或本诸《风俗通义》，应劭载其事详于范书：
民不得有出门之祀，督课部吏，张设罪罚。犯，尉以下坐，祀依托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论之。有屠牛，辄行罚⑩。
据王利器断句，第五伦的措施针对两方面人群的三类行为：其一是尉以下吏民，不得有出门之祀；其二是巫祝不得依托鬼神恐吓民众；其三是所有人不得屠牛。施政初期吏民“颇摇动不安”，直到“伦敕之愈急”，方才取得“百姓安业”的效果。当吏民动摇之际，正是所谓“烦扰吏民”。
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记录。《魏略》载颜斐为京兆太守：
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⑾。
经历了数年实践，吏民方才安定。所谓第五伦“清净不烦”，恐怕是任会稽太守数年之后的事情了。范晔弃“清净不烦”的考语，似表明他对第五伦以经义刑律施政的某些判断。
在废除淫祀行动前，第五伦对诸掾吏作出如下训示：
夫建功立事在敢断，为政当信《经》义，《经》言“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律》“不得屠杀少齿。”令鬼神有知，不妄饮食民间；使其无知，又何能祸人①。
他依据经、律治郡的举措似乎不同于黄老无为而治。不过，历史上信奉黄老教条的执政者，也多掺杂刑名之术辅正，汉文帝即是一例。《风俗通义·正失》称“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②。《史记·儒林列传》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③。“尚清静无为”与“好刑名之言”，在汉代人的语境中并不矛盾。探索先秦黄老与法家之学的关系，亦多关联。比如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④。蒙文通据此肯定，黄老一派有重形名，尊道德的思想主张⑤。李零进一步指出，《老子》和战国刑名法术之学在精神实质上息息相通⑥。在郭沫若那里，前期法家有出自儒家，出自黄老家的区别，而又有明法和言术的区别⑦。这些情况说明，先秦秦汉之际，学术思想生发的根基很多，又往往交错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黄老学派的特点，便是尚清静与重刑名并存。具体而言，欲实现清静无为的境界，必须以刑名法术为手段。经过严格的训练，官吏能有效管理，百姓能自觉生活，上下各安其道，才能实现治安化成的局面。
余英时揭示东汉循吏以经术条教治理地方，自觉实践儒家文化理想，试图建立礼治和德治的秩序⑧。严明律令，禁绝淫祀的第五伦，与余英时所论的东汉循吏虽然接近，实则有明显的区别。正如余英时指出的，“吏”的基本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这是奉行朝廷的法令；“师”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文化秩序，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教传统⑨。第五伦身上“吏”的色彩更为浓厚。
第五伦并非出身儒学世家，亦没有师承家法。经义和律令，很可能是他在担任基层官吏时习得的。在汉代，这样的人物颇为常见。他们最基本的底色是文吏，受到重儒风气的影响，兼习律令与经术瑏瑠。第五伦性好黄老，更显得所学驳杂不纯。东汉初的文吏郑均，同样少好黄老书瑏瑡。范晔隐去第五伦的学问背景，并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循吏式的人物，应该蕴含着某种深意。

２．“文职修理”与“办职俗吏”
第五伦本为文吏。范书记录他先后任职于京兆、长安市、淮阳国等地。《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称“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瑏瑢。如此，第五伦的文法吏出身可以坐实。为小吏时，所在“理怨结”“无阿枉”，至其为蜀郡太守时，选贤任能，实现了“文职修理”的境界⒀。
范书所载材料表明，第五伦为吏刚猛，不避亲戚。建武二十九年（５３年），第五伦随淮阳王觐见光武帝：
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篣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⒁。
《东观汉记》更载一条夸张的材料：
光武问第五伦曰：“闻卿为市掾，人有遗卿母一笥饼，卿从外来见之，夺母饲，探口中饼出之，有之乎？”伦对曰：“实无此，众人以臣愚蔽，故为出此言耳。”⒂亦是第五伦不避亲戚之证明。奉法职吏最为光武帝赏识，史称光武帝“好吏事”①，对不避强御，敢于任事之吏，他从来不吝惜褒奖之辞。更始尚书谢躬“勤于职事”，光武称赞“谢尚书真吏也”②。“真吏”的身份，完全是以褒奖的口吻表达出来的。
到了章帝时，第五伦上疏批评吏事刻薄称：
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③。
所谓“辨职俗吏”应即范书中的“文俗吏”。《何敞传》有“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④，《周荣传》有“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⑤，都是将“文俗吏”看作苛刻无才之人。但是第五伦能被光武赏识，亦是以吏职能办为荣。鞭笞妻父，夺母笥饼，虽为第五伦辩驳，其名声之大竟传播至天子耳中，第五伦为吏苛刻恐非空穴来风。
苛吏无外三个特点，一是杀戮无度，二是征发不时，三是滥用刑法。
东汉初断狱不时。《鲁恭传》中所谓“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⑥；《袁山松书》曰：“时蜀郡有雷震决曹，终上白记，以为断狱烦苛所致”⑦。由此出现了第五伦疏中的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等杀戮无度者。
又有征发不时。如韦彪上疏称“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⑧；申屠刚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刘宠传》描述苛吏征发“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⑨。
苛吏断狱、征发不时，都是滥用刑法的表现。樊准称：“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⑩
满足以上三个特点任意一个，都可以被视作苛刻。第五伦虽刚猛，或许尚未滥用刑法。不过，所谓“文职修理”与“辨职俗吏”，只是政治风气的差异，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叙述。第五伦任会稽太守禁绝淫祀事若不成，或于正禁绝间便调离他任，恐亦会落得苛吏评价。
如此，第五伦任小吏时，不可谓不苛刻；任会稽太守时，为政同样刚猛敢断。他的行政风格很难与苛细撇清干系。

３．“峭直”的良吏形象建构
范书中第五伦行政风格苛细，但范晔却用“峭直”为他开脱。此说本诸华峤书：
第五伦虽峭直，然常以中兴已来，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宽和。及为三公，值章帝长者多恕，屡有善政，伦上疏褒称盛美，因以劝成德风也⑾。
华峤书将第五伦此次上奏与其个性一并叙述，于是形成了如下顺序：首先交代第五伦之品行，所谓“峭直”；然后揭示第五伦观察到的东汉初政治风气，所谓“中兴已来，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进而交代第五伦拟定的改革方向，即“化之本，宜先以宽和”；之后再明确第五伦倡议改革时的三公身份；然后交代章帝时政治风格，即“章帝长者多恕，屡有善政”，作为改革的有利环境；最后，引出第五伦上疏的内容，既褒称盛美，又劝成德风。
华峤将东汉初的政治风气，以及改革方向表述为第五伦尚未担任司空时，就已经形成的观点。言下之意，第五伦早就心忧国事，并拟定了改革方向，一旦获得机会，便准备大刀阔斧地促成变革。在华峤那里，无论是东汉初的政治风气，还是后来的改革方向，都是第五伦的主张。之所以如此叙述，为的就是将第五伦与东汉初的苛刻风气撇开，回归到他本性峭直的前提上来。也只有将东汉初的政治风气设定为第五伦观察的结论，才能表明早先第五伦任长安市长和会稽太守时种种颇为严苛的作法，不过是他天性使然，绝非受到光武、明帝统治风格影响所致。
同样的史料，《后汉纪》则是另一种表达顺序。袁宏作：
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司空第五伦以为政化之本，宜以宽和为先。及上即位，崇宽而多恕，于是伦上疏褒称，因以讽曰……①
袁宏与华峤在材料叙述顺序上稍有差异，却展示出迥然不同的意涵。袁宏将东汉初光武、明帝勤于吏事，导致风俗苛刻的事实，当作纯粹客观的背景加以交代，并没有表明这是第五伦的看法。借用文学创作的说法，采用了所谓“上帝视角”。而后，将改革方向，作为第五伦担任司空以后的观点叙述。既然东汉初政治风气苛刻，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那么第五伦此前担任基层官吏时的种种苛责的行为，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东汉初严苛政治风气影响的结果。
很明显，如果选择交代第五伦的峭直性格，必须同时将东汉初政治风气作为第五伦的观察结果叙述出来。只有二者共同存在，才能表明第五伦本性峭直，却非苛吏。如果将东汉初政治风气作为客观事实叙述，也就无需交代第五伦的性格，因为在这种叙述模式中，第五伦的所作所为本就是东汉苛刻风气的代表。不同的史料裁剪顺序，导致不同的理解结果，亦表明不同的政治意涵。删节众家《后汉书》的范晔，对这段材料的处理方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第五伦以及东汉历史的认知。
范晔《后汉书》删去了政治改革的方向，此外史料顺序与华峤书相同：
伦虽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为三公，值帝长者，屡有善政，乃上疏褒称盛美，因以劝成风德……②
范晔采用了第五伦性格和东汉初政治风气并叙的模式，同样将东汉初年俗颇苛刻的政治风气，设定为第五伦观察的结果。一笔揭过此前第五伦担任长安市长时苛刻的传闻。说明第五伦为吏虽刚猛，乃出自本性，他本人却不是苛吏。“峭直”成为替第五伦种种苛刻行为开脱的核心词汇。它的出现，使第五伦的性格与行为实现统一。
明乎此，就可以发现范晔有意通过调整史料褒美第五伦的地方还有很多。范书中，建武二十七年（５１年）第五伦补淮阳国医工长，随王之国时，“光武召见，甚异之”的表述并不见于现存其他《后汉书》③。《东观汉记》载第五伦赴淮阳国事作“诸王当归国，诏书选三署郎补王家长吏，除伦为淮阳王医工长。时辈除者多，绶尽，但假印，伦请于王，王赐之绶”④，并未提及光武帝。且建武二十七年（５１年）第五伦以医工长身份随王之国，为何独得光武召见？若光武久闻其名而召见，则建武二十九年（５３年）那次二人的对话内容早就应该出现在这一次了，因为光武发问都是以第五伦为“市掾”时身份，医工长又何能“篣妇公”？疑是范晔故意添加，或将建武二十九年（５３年）史料拆分移至此处。
又如范书中记录会稽风俗多淫祀一事，《风俗通义》作：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据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或贫家不能以时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或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其畏惧如此⑤。
《后汉纪》与《风俗通义》语句一致，均作“其畏惧如此”，描述会稽吏民敬畏鬼神的情态；范书改作“前后郡将莫敢禁”，用以烘托第五伦敢于任事的形象。
此外，范书记录第五伦任蜀郡太守时，一改当地以家财丰足者补吏的传统。其文句“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云云⑥，原出袁宏书，作“乃举贫而有志者”⑦，只有提拔而无去职。亦是范晔突出第五伦形象而作补充修改。
如果将史料划分为前后两段，可以发现，范晔往往在史料的后半段修改字句。史料前半段多是叙述历史事实的部分，而后半段则用作容纳人物反映、评价和事件历史意义，正是可以掺杂作者主观意图的部分。比如范晔将第五伦“清净不烦”和援引经律这两条看似矛盾的史料删去，一方面可以减少史料内部的冲突，使人物行事更直接单一，形象突出；另一方面则弱化了第五伦“夫建功立事在敢断”的刚猛形象，避免人们觉得他同样苛刻。
同样，范晔修改或添加了诸如“亲友故人莫知其处”“光武召见，甚异之”“前后郡将莫敢禁”等新内容。正是在这些部分，第五伦性好黄老、办职俗吏的形象被范晔悄悄隐去，一个声名在外，深得君主赏识且勇于任事的良吏、乃至循吏形象出现了。刘咸炘总结本传道：“此诸人皆明、章时持宽政者，明帝承光武之严，而加苛细，此数人矫之。叙事及论皆此意，甚明贯，范书如此者少。”①刘咸炘对本传的概括非常准确，也说明范晔本传的书写取得了成功。
不过，第五伦擅长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作出不同表现。在光武、明帝尚吏治的时代，第五伦表现出政治上的强势，以迎合君主喜好。至章帝尚宽恕时，第五伦又能适时地倡导宽和。一条旁证可以补充第五伦善于迎合君主的性格。《后汉纪》载东平王苍薨，“司空第五伦见上悼怆不已，求依东海王故事，自请护丧事。上〔以〕东海王行天子礼，旧制无三公出者，乃遣大鸿胪持节护丧事”②。第五伦或许真的生性峭直，但是他擅长揣摩上意，遇严主则苛刻，与宽君则温和，亦可以多方参证。

二、《第五伦传》在《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中的位置
范晔如此建构第五伦形象与他对“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有关。
范晔《后汉书》的列传编纂大体上符合《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列传编纂范式：以人物登用时间为序，形成“某帝朝大臣”的结构单元；以宗王传区分不同单元；同一单元内诸臣，按照官职位次合传③。
所谓“光武守业诸臣”，指登用于光武朝，不曾追随光武帝征伐开疆，以道德文章构划东汉政治规模，维持政权运转的诸位人臣。“光武守业诸臣传”自卷二五《卓鲁魏刘列传》起，至卷四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为止。“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明显体现出四类人物的整体面貌：分别是理想官员列传、职吏列传、苛吏列传和儒生列传。《第五伦传》正是“光武守业诸臣传”的最后一个列传，与《卓鲁魏刘列传》前后照应。通过四类官员呼应的结构，范晔将东汉初的政治格局展示出来；通过《第五伦传》与《卓鲁魏刘列传》的呼应，范晔传达了他对东汉政治风气的理解和批评。

理想官员列传　《卓鲁魏刘列传》是范晔《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之首。传首卓茂树立了理想官员的标准。卓茂超迁至上公太傅，范晔论断光武帝此举“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不过卓茂“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④，确实也配得上高位。卓茂之后诸人，亦以性情温和清静，德行仁恕好让著称。如鲁恭不任刑罚，专以德化为理⑤。魏霸以简朴宽恕为政⑥，不求备于人⑦。刘宽也是温仁多恕之人⑧。诸人是范晔心中的理想官员，范晔以此传作为“光武守业诸臣传”之始，实是将“宽和为政”视作东汉政治风格的本初之义及发展的当然方向。
职吏列传　范晔在《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至《樊宏阴识列传》间容纳光武帝以后诸职吏。他们是从事行政事务的官吏⑨。这些官员的特点是清约自守，任职奉公，擅长文法，具备很高的行政素养和效率。以《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为例，伏湛典定旧制；侯霸明习故事，制定了许多制度；冯勤勤于吏事；赵憙明正礼仪等第；牟融善狱讼⑩。职吏是政权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本传中为光武帝倚重诸人，于建武以前仕宦不过二千石，见识有限。他们设计的新王朝诸多规章制度，难免带有中低层行政运作的烙印。《汉官仪》引张衡回忆赵熹、郑均整治太尉府的情形，可作为参证：
明帝以为司马、司空府已荣，欲更治太尉府。时公赵熹也。西曹掾安众郑均，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魃为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事，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受。熹表陈之，即见听许。其冬，帝临辟雍，历二府，光观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显宗东顾叹息曰：“椎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①
赵熹、郑均欲为良吏，反而显得气度不足。由于职吏负责具体公务，常与文牍律令打交道，职吏又贬称作“文俗吏”或“辨职俗吏”。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了。
苛吏列传　随后的《朱冯虞郑周列传》和《梁统列传》传中诸人皆为苛吏。朱浮为政严苛且凌轹同列。冯鲂敢杀伐，气势威猛。虞延执法不避贵戚，敢作敢当②。梁统性刚毅而好法律，任武威太守时就有为政严猛之称，在朝又建议重刑罚，遵旧典③。他们行事刚猛严切，重威仪，守法令，敢杀伐，是典型的苛吏。
儒生列传　《张曹郑列传》至《班彪列传》，基本是儒生列传。建武年间，张纯正定礼仪，选任儒生，与侯霸等人明习文法相对④。同传曹褒，即章帝时制礼作乐者。传末郑玄纯儒，以德化民。考察三人共性，在于以儒生的身份参政，用经义施政而合传。此卷以下直至《班彪列传》，是新一轮按照官职位次由高向低排列人物，而这些列传的共性同样是传主基本上都是儒生。
回归理想官员列传　《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最后一传即是《第五钟离宋寒列传》。传首人物第五伦于建武末任会稽太守，秩二千石，已经高于任千石县令长的班彪。按照列传编纂范式，《第五伦传》本应出现在《班彪传》之前，或者将他单独列传，或者将他与他人相合，比如将第五伦附于卷三一光武诸郡守传或卷二六光武诸公卿传中。范晔将《第五伦传》排列于《班彪传》之后，表明此传中诸人有特别之处值得单独合传。考传中诸人，钟离意曾上书建议治国宜少宽假。宋均性宽和，不喜文法⑤。寒朗谏止楚狱。在范晔的记载中，他们同为宽容易直之人，强调宽和施政，排斥苛细琐碎的政治风格。
前文的梳理表明，范晔能够将理想官员、职吏、儒生区分开，他清楚几类官员的特点和行事风格。范晔有意隐去第五伦的学问背景，特意将第五伦塑造成一个类似循吏的人物，并以之与理想官员呼应，是要批评纯任文法的严苛政治，并倡导政治风气向宽和回归⑥。

三、范晔笔下东汉政局对刘义康政治风格的投射
前引华峤和袁宏著作都能证明吏治苛细的确是东汉政治的现实。但是，范晔在《后汉书》中围绕吏治苛细与否的政治风气编纂列传，并为此建构出心目中理想的宽和形象，难道仅仅是要表达对东汉政治的反思吗？
据《宋书》范晔本传，范晔无论外形还是人品，都颇为不堪⑦，而且卷入谋反事件，在政治上是被否定的人物。今日可见关于范晔的研究不多，且讨论核心多集中在他的史学创作和卷入刘义康事件上，乐于将范晔的一生与其史学创作联系起来，出于对著名史家的同情，多少有为范晔凄凉结局鸣不平的意味⑧。其实，《后汉书》不过是范晔早年被彭城王刘义康贬抑时（元嘉九年，４３２年）的排解之作，虽然范晔在狱中与诸子侄书中提及《后汉书》，但不能将他自《后汉书》完成后至此时（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年）的政治举动、主张，都与《后汉书》相联系。实际上，范晔在《后汉书》中凝结的史学意图，至其写书完结时业已形成①。
可以这样理解，元嘉九年（４３２年）范晔被贬而作《后汉书》时，他的际遇和心境与《后汉书》的关系最为紧密。

《宋书》是如此记载范晔被贬而作《后汉书》一事的：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②。
范晔被贬的直接原因就是得罪于彭城王刘义康。此前二人关系近密，史称“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直至范晔被贬宣城之后，二人才“意好乖离”。至刘义康谋反时，范晔外甥谢综往来奔走，“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③。看来二人的矛盾一度非常激烈。据范晔自序，“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在被贬斥情况下创作的《后汉书》，是否寄托了范晔对政治的某些看法呢？《宋书·刘义康传》记载刘义康于元康六年（４３０年）入辅朝政，政治风格如下：
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④。
刘义康事读来似曾相识，与范晔《后汉书》中记录的光武、明帝的政治风格如出一辙。所谓“事决自己”“爱惜官爵”，一如光武帝“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⑤；而“聪识过人”“以示聪明”，又如明帝“好以耳目隐发为明”⑥。至于“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恐怕也是“群臣莫敢正言”更为隐晦的说法⑦。更据本传描述，刘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⑧。少年时代的性格养成，可能对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汉明帝也有“褊察”的个性，重实干，与刘义康类似。
刘义康任豫州刺史时的长史刘湛为政亦刚猛苛细，史称“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而“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⑨，可以想见，刘义康政治风格的形成，非但是个性使然，亦受到刘湛的极大影响⑩。等到刘湛辅佐刘义康掌握朝政大权时，竟然“凌轹朝廷”，“无复人臣之礼”⑾。刘湛所作所为，也能在范晔笔下的东汉苛吏处找到影子。
居丧无礼的范晔，自然难以被“纠剔是非”的刘义康所容。即便不是在丧中饮酒，范晔也可能因为其他事件被刘义康贬斥。范晔与刘义康的冲突，反映出士族与寒人，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⑿。刘义康连接的朋党多为寒素之辈，由此与当时逐渐固定化的门阀贵族体制发生冲突①。刘义康重用寒人，本就是要与高门士族相抗衡。范晔门胄华茂，是士族的代表。居丧期间饮酒听挽歌为乐，乃是魏晋之际“阔人名流”提倡的风气②，范晔不过是一体遵循罢了。只不过，范晔选择表达自己名士风度的时机和场合不太对。作为刘义康过去的僚属，范晔在刘义康母亲的葬礼期间聚众饮酒取乐，直接伤害了刘义康的个人感情。而且，范晔的这个前长官，还是对高门士族不那么友好的人。刘义康无法容忍范晔的举动，将他外放为宣城太守。
范晔因为不遵守居丧礼法，遭到刘义康的贬抑。或许范晔并没有愚蠢到要直接触怒刘义康，他可能仅仅是要借此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任性放达、不拘小节的风度。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如潮的风评。遗憾的是，他忽视了自己所处的阶层在刘义康执政时所面临的危机。在宣城太守任上，范晔可能重新反思夹杂于时代风潮与政治冲突间的人生。而且，他有充足的时间。

与其说范晔作《后汉书》是为了追迹古人，毋宁说他希望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其中。东汉以来，君主强势，重用文吏，苛细为政；士人则通过清议自高身价，表达对政权的不满。又一次，士人在强力集权的威压之下，显得不堪一击。虽然东汉与刘宋的社会矛盾不尽相同，但东汉执政苛细，士人受辱的历史现实，与范晔眼前的时代却非常接近。以检讨的目光审视先前的历史，并在历史撰述中寄托自己的一种期望，恐怕曾是范晔著史的初衷。
借古讽今，利用历史旧事为今人行事作凭借，在两汉魏晋的历史上往往反映出一种政治倾向。东汉光武帝为笼络窦融，特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见赐③。东汉和帝欲诛杀窦氏时，私下通过清河王刘庆求取《外戚传》④。同样，当宋文帝病重时，依附刘义康的孔胤秀等人“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⑤。在类似的过程中，史书或许不光提供了历史经验或政治智慧，更释放出变革的信号。与史书本身的历史内涵比较，赠予或求取它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
很明显，范晔理解史书的象征意涵，也善于利用这种意涵。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表示，自己对文学、史学本来都不擅长，如果说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的话，不过是本性使然。其实，这是范晔一贯自负的表现。本传中关于他言行的记录，都表明他是一个有意伪装成任性放达，而内心却计较刻意之人。正因为如此，范晔在《和香方》中用隐喻的手法显示自己的高洁与对手的低级。其文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沈约指出：“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⑥由此，《和香方》不能视作单纯的文学作品，而应该看范晔对现实政治关系的判断和比拟。

与之类似，范晔撰《后汉书》的行为，亦远非单纯的史学或文学工作。正如《南史》所论范晔作《后汉书》时心志，所谓“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⑦。“屈伸荣辱之际”，或许指的就是范晔与政坛同辈之间的好恶进退。
另一个可能的指向，就是他所处的刘义康执政时期的政治风气。实际上，关于东汉光武帝、明帝好明察，勤吏治的个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苛刻风气，史家多有记录。除了上文引用的之外，还有华峤概括光武、明帝政治风格时写道：“世祖既以吏事自婴，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⑧袁宏记录明帝“性急，好以小察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诬毁”⑨等等材料。东汉二帝的个性和政治风格犹如日月之食，人所共见，如果范晔只是将它们记录下来，充其量算作实录，尚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范晔的批评，并不仅限于此，他还通过构建第五伦的良吏形象，使之与整个“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相配合。这时，就不能不思考范晔作史的意图了。进一步说，如果考虑到范晔生活的时代，恰好也有这么一位与东汉二帝个性接近的执政者，而且这位执政者又刚好与范晔“意好乖离”，再加上范晔本有利用史学致意平生的初衷，也有用隐喻的手段批评政坛同僚的经验，此时再审视他通过撰史对东汉光武、明帝的政治风格作出批评，就不能简单视作史家的因袭之作了。
范晔有意用东汉史致意屈伸荣辱，对刘义康执政风格作出比拟和评判，这是一种扩大化的隐喻。东汉的历史和刘宋的现实如此接近，借由史书联结在一起时，就构成了充满张力的两极。对现实生活敏感、有类似体验的人，只要读到范晔所写东汉的历史，自然会生出对当下时代的同理心。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能够从历史中，寻找到慰藉①。朱维铮敏锐捕捉到范晔的著史动机：“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由于要炫耀文章和寻求政术……而去研究历史。不消说，他的目光不在过去而在现实。”②

还有一种观点需要讨论。张孟伦认为，范晔对于光武、明帝苛残的不满，源自对“条禁明密”而“滥杀”的宋文帝的愤慨，更是对“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的彭城王刘义康“表示无限爱戴的写照”③。“条禁明密”本自《宋书·文帝纪》末“史臣曰”，如果联系上下文就会发现，这句话并非是对宋文帝的批评。其文称：“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④很显然，这是褒扬宋文帝的语句。此外，《宋书·良吏传序》描述宋文帝“幼而宽仁”，明显提供了“滥杀”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据《宋书·良吏传序》，宋文帝在位期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⑤。这些语句，固然有史家溢美之笔，但未必全是虚辞。显然与刘义康相比，宋文帝很难被视作“苛刻”。至于范晔与刘义康之间矛盾的诸多方面，前文已经多有讨论了。这里只需再次明确，正是刘义康的贬抑，才直接催生了范晔《后汉书》之作。试问“不得志”的范晔，又如何在修撰《后汉书》时涌起对刘义康的“无限爱戴”呢？所以张孟伦的观点，恐怕不能视作定论。
周一良指出，范晔观察东汉社会思潮和政治局势得出史论，是通过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有识见的解释⑥。范晔对政治细节微妙的体会，以及对政治大局精准的把握，应该来自于他对刘宋政治的体察与思考。范晔记录的东汉苛细的政治风格，多少可以寻见刘义康为政的影子。他笔下的东汉，也正是因为在吏治苛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得皇权和士人的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失去了士人的支持。范晔批评东汉政治风格，期待宽和的政治风气，立足点不全在东汉，其深意更在否定刘义康，以及暗示刘义康如果不能争取士族支持，必将走向衰败的政治前途。思考第五伦形象的建构，或许可以推知范晔于史传诸多细意之一脉。

四、余　　论
第五伦由文法吏变为倡导宽和的理想官员的过程，经过梳理相关史料得以清晰的呈现。结合对《后汉书》列传编纂的分析，也能看到《第五伦传》在“光武守业诸臣传”中的位置。分析史书记载史料的形成与流变，是理解历史人物形象建构的关键所在。而对列传编纂的整体把握，则是发现单一列传特殊意义的前提。比较而言，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周一良早已重视史书体制编排的意义，他指出“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言下之意，体制编排是史书中最能反映作者思路意图之处①。改变传统史学研究中只关注个别列传、个别人物的研究模式，转而讨论“列传编纂范式”，梳理史书全部列传的编纂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重新理解史书面貌和史家意图的契机②。
范晔通过构建第五伦形象和列传编纂，期许东汉的政治风格回归宽和。不过，对于范晔来说，东汉毕竟已经远去，反思它，批判它，甚至期待它，终究是范晔为生活的当下作的一番努力。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形式是作者的创作，往往影响读者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这一点已经为诸多历史哲学家点明。海登·怀特表示：“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③比拟范晔的《后汉书》之作，也可以说东汉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范晔撰述的东汉历史是另一回事。他苦心撰述《后汉书》，直接的促因来自于政治上的失意。范晔将东汉初的政局与刘义康治下的刘宋政局作比，勾勒出苛细风格治下的政治没有出路，只有回归宽和才能获得士人支持的政治远景。正如范晔自己所说，《后汉书》“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他的工作，使《后汉书》具备了多重史学价值。
从范晔与刘义康之间的关系说开去，重新审视南朝史家的生存环境与政治作为，似乎可以为进一步理解《后汉书》的史学意义提供新角度，同时也能为将来思考在类似情境下完成的史书之价值提供帮助。史书形成的时代特色，影响到史家的撰述，并投射到历史记载中。考察史学的发展轨迹和图景时，史家所处时代与史家书写时代的关联，史家撰述的诉求与史家个人际遇的耦合，或许都应该成为置于脑海中的背景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