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要不要取南京为首都。多数人认为太平军攻下武昌以后，应立即进兵中原，定都河南。本人以为太平天国自南方兴起，军队领导均系南方人，在南方推行统治，自然比在北方容易。北方是清廷统治的中心，清廷对老百姓的束缚，北方清军的战斗力，无疑都不是南方能比的。江南各地清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场景恐怕再难重现。
太平军的军中以步兵和水师为主，控制水网纵横的江南地区，肯定比控制北方平原的把握要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相当注重水师与步兵的配合，用兵常强调靠水扎营，以水师配合陆军，维持补给和运输部队，水师的使用使陆上用兵显得更加机动灵活。太平军在益阳，岳州和武汉缴获了上万条船，组建了庞大的水营，从武昌水流而下到南京只用了不到1个月，正是水师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如此强大的水上力量不取江南，却要舍长就短，以步兵远涉北方与骑兵争雄，是为不智。
何况河南地势贫瘠，河流甚少，而且经济条件很差，远不及江南地区富庶。后来太平军北伐时，就遇到过征集不到粮草的问题，大家想想看，两三万太平军尚且如此，设想几十万太平军聚集在河南某个城市，粮草的匮乏问题将十倍于北伐军。如果太平天国定都河南，不要说打仗了，部队连吃饭都将成大问题。如遭到清军围攻，粮食缺乏，又无河网可供水师运兵载粮，来回机动，很容易被困死而陷入绝地。以棋为喻，南京是活棋，河南则是死棋。
汉唐时取天下者必先据中原，因为中原是当时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拥有中原就拥有庞大的实力。太平天国时代，南北形势已经逆转，经济中心早就南移，南方人口、经济、粮产都倍于北方，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论已经失效。太平军占据金陵，割据南方，与清廷隔江对峙，名义上天下各半，但财赋地、产粮地均在太平军之手，时间一长，南方实力将数倍于北方，此时再全力北伐，清廷必不能幸存。
所以，定都南京非但不是失策，反而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明智之举。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定都后错误的军事行动。
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兵力虽号称百万，但由于是举家参军，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妇孺，能打仗的部队，不会超过20万，精锐部队就更少。地盘只有宁镇扬3个城市，近20万军队集结于3个城市，显然兵力过剩，如何筹划使用兵力，是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摆在眼前的军事任务有三个推翻清王朝仍然是首要任务，而国都要留兵防守，天国也不能没有国土，首都也需要屏障。
都知道，太平军后来在南京附近采取守势，同时又派兵北伐和西征，这样分散使用兵力无疑是错误的。清军虽然在总人数上多于太平军，并且牢牢掌握着全国的政权，但是清军分布在全国各地，弹压地方民众起义，真正能集中起来围剿太平军数量也没有那么大，更别说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都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在局部地区，太平军拥有相对优势，能够形成拳头。
先说天京地区。太平军进入南京不就，清军就在孝陵卫和扬州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用来围困天京。江南大营总计17000余人，江北大营总计20000人，兵力不厚而且都是立足未稳。以太平军接近20万人的作战部队，要想分别对付这几万清军，相信是比较容易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太平天国高层是怎么想的，放着眼皮底下的敌人不去打，反而错误地去开辟新战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正是由于没有一开始就对江南江北大营进行，使得这两条勒在太平天国脖子上的绳子越收越紧，1854年天京城出现粮荒，全靠石达开经略皖北，运回粮食接济首都。1856年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立川曾经向太平天国求助，就是因为东线兵力不足无法支援，不然早就拿下上海这个钱袋子，取得了海关的税收，并以此获取洋人的支持，洋枪洋炮甚至是军舰都可以从洋人那里源源不断得到，对以后的战局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可是太平军始终不敢对两大营发动进攻，使得清军得以从容地围困天京，太平天国不得不以相当大的兵力守卫国都，始终无法摆脱两线作战的命运，天京危机时甚至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抽调部队支援，以至于西征战场相持拉锯，北伐军后援不继而失败。
再说北伐，北伐就是一场急于求成的军事冒险。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错误的分析了敌我形势，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犯了在战术上藐视敌人的错误，认为只要派一支精兵，几员强将，就能推翻清王朝，北伐军兵力过于单薄，以区区两三万人想去夺取清廷的统治中心北京，太过异想天开了。太平天国高层在北伐军出发后基本上就不管了，没有及时派遣第二梯队，北伐军一位地向前猛攻，没有注意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等到四面被围的时候，才想起来派人回天京求援，北伐援军出发时间过晚。太平天国对北方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侦查和了解，对北方的自然环境，政治生态不够熟悉。太平军多为南方人，适应不了北方的严寒，北方人吃着香喷喷的馒头，来自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吃起来感觉就像嚼着一团棉花。而且太平军基本上是步兵，没有骑兵马队，初到北方平原东区与清廷的蒙古骑兵交手，肯定吃亏不少。当然，天候，生活方式的不习惯可以逐渐适应，情报网络可以慢慢发展，骑兵马队也可以训练培养，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北伐，把数万天国精锐送进虎口，这是极为愚蠢的做法。难怪李秀成后来在天国十误中，将北伐名列第一。
太平军的军中以步兵和水师为主，控制水网纵横的江南地区，肯定比控制北方平原的把握要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相当注重水师与步兵的配合，用兵常强调靠水扎营，以水师配合陆军，维持补给和运输部队，水师的使用使陆上用兵显得更加机动灵活。太平军在益阳，岳州和武汉缴获了上万条船，组建了庞大的水营，从武昌水流而下到南京只用了不到1个月，正是水师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如此强大的水上力量不取江南，却要舍长就短，以步兵远涉北方与骑兵争雄，是为不智。
何况河南地势贫瘠，河流甚少，而且经济条件很差，远不及江南地区富庶。后来太平军北伐时，就遇到过征集不到粮草的问题，大家想想看，两三万太平军尚且如此，设想几十万太平军聚集在河南某个城市，粮草的匮乏问题将十倍于北伐军。如果太平天国定都河南，不要说打仗了，部队连吃饭都将成大问题。如遭到清军围攻，粮食缺乏，又无河网可供水师运兵载粮，来回机动，很容易被困死而陷入绝地。以棋为喻，南京是活棋，河南则是死棋。
汉唐时取天下者必先据中原，因为中原是当时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拥有中原就拥有庞大的实力。太平天国时代，南北形势已经逆转，经济中心早就南移，南方人口、经济、粮产都倍于北方，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论已经失效。太平军占据金陵，割据南方，与清廷隔江对峙，名义上天下各半，但财赋地、产粮地均在太平军之手，时间一长，南方实力将数倍于北方，此时再全力北伐，清廷必不能幸存。
所以，定都南京非但不是失策，反而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明智之举。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定都后错误的军事行动。
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兵力虽号称百万，但由于是举家参军，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妇孺，能打仗的部队，不会超过20万，精锐部队就更少。地盘只有宁镇扬3个城市，近20万军队集结于3个城市，显然兵力过剩，如何筹划使用兵力，是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摆在眼前的军事任务有三个推翻清王朝仍然是首要任务，而国都要留兵防守，天国也不能没有国土，首都也需要屏障。
都知道，太平军后来在南京附近采取守势，同时又派兵北伐和西征，这样分散使用兵力无疑是错误的。清军虽然在总人数上多于太平军，并且牢牢掌握着全国的政权，但是清军分布在全国各地，弹压地方民众起义，真正能集中起来围剿太平军数量也没有那么大，更别说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都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在局部地区，太平军拥有相对优势，能够形成拳头。
先说天京地区。太平军进入南京不就，清军就在孝陵卫和扬州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用来围困天京。江南大营总计17000余人，江北大营总计20000人，兵力不厚而且都是立足未稳。以太平军接近20万人的作战部队，要想分别对付这几万清军，相信是比较容易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太平天国高层是怎么想的，放着眼皮底下的敌人不去打，反而错误地去开辟新战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正是由于没有一开始就对江南江北大营进行，使得这两条勒在太平天国脖子上的绳子越收越紧，1854年天京城出现粮荒，全靠石达开经略皖北，运回粮食接济首都。1856年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立川曾经向太平天国求助，就是因为东线兵力不足无法支援，不然早就拿下上海这个钱袋子，取得了海关的税收，并以此获取洋人的支持，洋枪洋炮甚至是军舰都可以从洋人那里源源不断得到，对以后的战局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可是太平军始终不敢对两大营发动进攻，使得清军得以从容地围困天京，太平天国不得不以相当大的兵力守卫国都，始终无法摆脱两线作战的命运，天京危机时甚至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抽调部队支援，以至于西征战场相持拉锯，北伐军后援不继而失败。
再说北伐，北伐就是一场急于求成的军事冒险。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错误的分析了敌我形势，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犯了在战术上藐视敌人的错误，认为只要派一支精兵，几员强将，就能推翻清王朝，北伐军兵力过于单薄，以区区两三万人想去夺取清廷的统治中心北京，太过异想天开了。太平天国高层在北伐军出发后基本上就不管了，没有及时派遣第二梯队，北伐军一位地向前猛攻，没有注意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等到四面被围的时候，才想起来派人回天京求援，北伐援军出发时间过晚。太平天国对北方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侦查和了解，对北方的自然环境，政治生态不够熟悉。太平军多为南方人，适应不了北方的严寒，北方人吃着香喷喷的馒头，来自广西湖南的太平军吃起来感觉就像嚼着一团棉花。而且太平军基本上是步兵，没有骑兵马队，初到北方平原东区与清廷的蒙古骑兵交手，肯定吃亏不少。当然，天候，生活方式的不习惯可以逐渐适应，情报网络可以慢慢发展，骑兵马队也可以训练培养，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北伐，把数万天国精锐送进虎口，这是极为愚蠢的做法。难怪李秀成后来在天国十误中，将北伐名列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