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实辨析：昌黎靖安镇东晋龙城？北魏营州？昌黎郡？》一文的评论
（其原文可搜看网上的）
李亚忠
此文特奇葩～～因为其又卖矛又卖盾，实可谓誉矛誉盾之千古奇文——如其既云“今滦县辖区西汉属幽州，为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又云“与柳城县同属辽西郡的絫县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柳城县。反之，与絫县同属辽西郡的柳城县也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絫县。这种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完全可以说明，明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的‘柳城废县说’系纯牌伪史”。也就是说：在这位先生这里，比今昌黎县面积还稍小的今滦县境内可以设置或包含西汉“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这样4个汉县。而比今滦县面积还稍大的今昌黎县却只能是设置或包含西汉“絫县”（一般认为在今昌黎县城南20里泥井）这样唯一的一个县，而是“根本不可能”还会在今昌黎县城西50里设置西汉辽西郡柳城县的。更不用说还会在今昌黎县东面50里的今北戴河区西古城村设置西汉辽西郡的交黎县又称昌黎县的了。在今滦县可以设4个汉县，在今昌黎县却只可能设1个汉县——这种最极端最片面最臆测臆说最武断的说词也可以来当论据的么？？？！！！
其又说:“实地望一望或浏览一下地图则可明了：岩山在靖安西北，而不在靖安西南。而且靖安西南依次是平原、湿地和大海，根本就没有山，甚而连个山的影子都没有。李先生为什么将‘西北’硬说成‘西南’？为什么将‘无山’硬说成‘有山’？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真能取信于读者，取信于学术界呢？李先生所犯的‘两个硬说’之错，是其在整个考证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个最大、最形象、最明显、最具自我颠覆性的，且毫无办法应对的漏洞。《汉书·地理志》明言‘马首山在（柳城）西南’。而西南根本就无山的靖安怎么可能是柳城呢？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甚至仅凭‘靖安西南本无山’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则可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
对于这位先生的此说，笔者不得不佩服这位先生现在既能在其昌黎县家乡“望”出岩山是在靖安镇西北、而且还更会从地图上看出来了。可惜，《汉书·地理志》的作者既未必是今昌黎本地人，那时也更没有现在这样谁都会看出来精确方向的地图。而笔者去年去山西偏关县考察则更是把方向一直都是看反着的，也就是一直都是转着向的。所以，至《新五代史》还记载着说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等也都记载着是“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若按此位先生的说法，《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的作者们岂不更都是“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了么——现在在地图上明明看得清清楚楚今抚宁榆关镇是在幽州今北京正东面的，怎么能记载是在幽州今北京“北”了呢？上今北京北面哪里去找今抚宁榆关镇古渝关去呢？至于《新五代史》把“渝关”误书成“榆关”，那不更是不行的了吗？而《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将今戴河记载是“渝水”，那这位先生恐怕就更得大加批驳一番了——因为此位先生等一直都是说汉辽西郡海边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渝水都是今辽宁朝阳内陆山里和大凌河上的，根本就不管那里有没有《汉书·地理志》中辽西郡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中记载着的“参柳水北入海”“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等明确记载着西汉辽西郡这些县都是在海边的……接着“批驳”吧——把国史和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不都给指鹿为马、不都给虚无没了千万别罢休滴～～～读书少，视野窄，对古文的理解也就难免会像这位先生这样的孤陋寡闻，少见多怪地了～～～
其又说:“《辽史·地理志》中的伪误很多，且自古史家就多有批驳。如清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的修撰者在‘沿革’部分就明确指出：‘辽有史而不足观’。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中也曾经着重指出：《辽史》的讹误‘不可胜数’。目前史学界对其批评的论著仍不时出现在各级学术报刊上。实际上，今昌黎地为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等伪史皆来源于《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故此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例如，顾炎武先生早在《辨柳城》中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文述柳城之故颇为详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兴中府历史沿语录中的‘汉柳城县地’（笔者注：前述已考定靖安并非汉柳城）、‘龙山’、‘龙城’、‘和龙宫’等皆在今辽宁省朝阳城，而不在今昌黎靖安镇。看看李文的这些考证‘技巧’，我们便可预断李文的结论必错无疑”。
然而，史实与此先生等的误说却是恰恰相反的，即：《辽史·地理志》中对今昌黎县境内“营州邻海军下刺史：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的记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而《辽史·地理志》中对今辽宁朝阳一带的“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今辽宁义县一带的“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西絫县地”等的记载才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对此，乾隆四十六年的《钦定热河志》就明确记载着承德府等地的“建置沿革：三代以前无考。燕、秦、两汉時在漁阳、右北平、辽西三郡边外，其分并之迹略有可徵。晋、宋间为慕容氏、高氏、冯氏所据，曾置郡县。元魏《地形志》所載，多因前、后燕之旧。然其時郡县境外地尚与奚、契丹共之。自隋迄唐，仍为奚、契丹两部错居，虽建饶乐、松漠两府，止虚示羁縻，未能实隶版籍也。逮辽、金、元始，全治具地。然史志沿革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
所以，自《辽史·地理志》起历经清初至现在的此先生等的误指今辽宁朝阳、义县一带为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汉絫县地等等，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原本都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燕、秦古长城“边外”的古山戎和东胡松散部落未曾设置过郡县的地方。而《辽史·地理志》的编纂者们即开始“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胡整乱敲打”起来！诸若说今昌黎县是汉絫县，而今义县也是汉絫县，其荒谬至极不是赤裸裸地明摆着的事情吗？！倒是真得祈望此先生等把今昌黎县的汉絫县历史也给一并大大方方地都像此先生所说的“《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的那样地都给“卖”到今辽宁义县去就得了！把今昌黎西汉“絫县”历史也再给卖到今义县去，今昌黎县汉唐之间的历史不就是能彻底地给弄得成为“光蛋”一个，岂不是才能更显示出此先生等倒卖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文化文物的大才大能的吗？此先生加油努力哦！！！
2017、10、18
（现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会员、戚继光专业委员会理事，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秦皇岛市昌黎韩愈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山海关区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山海关区文物局长城保护员，河北省文物保护模范人物，秦皇岛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山海关区文明市民标兵）
（其原文可搜看网上的）
李亚忠
此文特奇葩～～因为其又卖矛又卖盾，实可谓誉矛誉盾之千古奇文——如其既云“今滦县辖区西汉属幽州，为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又云“与柳城县同属辽西郡的絫县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柳城县。反之，与絫县同属辽西郡的柳城县也是根本不可能设置在絫县。这种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完全可以说明，明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志》的‘柳城废县说’系纯牌伪史”。也就是说：在这位先生这里，比今昌黎县面积还稍小的今滦县境内可以设置或包含西汉“辽西郡海阳县、新平安县及右北平郡夕阳县、昌城县地”这样4个汉县。而比今滦县面积还稍大的今昌黎县却只能是设置或包含西汉“絫县”（一般认为在今昌黎县城南20里泥井）这样唯一的一个县，而是“根本不可能”还会在今昌黎县城西50里设置西汉辽西郡柳城县的。更不用说还会在今昌黎县东面50里的今北戴河区西古城村设置西汉辽西郡的交黎县又称昌黎县的了。在今滦县可以设4个汉县，在今昌黎县却只可能设1个汉县——这种最极端最片面最臆测臆说最武断的说词也可以来当论据的么？？？！！！
其又说:“实地望一望或浏览一下地图则可明了：岩山在靖安西北，而不在靖安西南。而且靖安西南依次是平原、湿地和大海，根本就没有山，甚而连个山的影子都没有。李先生为什么将‘西北’硬说成‘西南’？为什么将‘无山’硬说成‘有山’？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真能取信于读者，取信于学术界呢？李先生所犯的‘两个硬说’之错，是其在整个考证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个最大、最形象、最明显、最具自我颠覆性的，且毫无办法应对的漏洞。《汉书·地理志》明言‘马首山在（柳城）西南’。而西南根本就无山的靖安怎么可能是柳城呢？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甚至仅凭‘靖安西南本无山’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则可理直气壮地说：今昌黎靖安绝非西汉柳城”。
对于这位先生的此说，笔者不得不佩服这位先生现在既能在其昌黎县家乡“望”出岩山是在靖安镇西北、而且还更会从地图上看出来了。可惜，《汉书·地理志》的作者既未必是今昌黎本地人，那时也更没有现在这样谁都会看出来精确方向的地图。而笔者去年去山西偏关县考察则更是把方向一直都是看反着的，也就是一直都是转着向的。所以，至《新五代史》还记载着说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等也都记载着是“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若按此位先生的说法，《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的作者们岂不更都是“如此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了么——现在在地图上明明看得清清楚楚今抚宁榆关镇是在幽州今北京正东面的，怎么能记载是在幽州今北京“北”了呢？上今北京北面哪里去找今抚宁榆关镇古渝关去呢？至于《新五代史》把“渝关”误书成“榆关”，那不更是不行的了吗？而《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将今戴河记载是“渝水”，那这位先生恐怕就更得大加批驳一番了——因为此位先生等一直都是说汉辽西郡海边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渝水都是今辽宁朝阳内陆山里和大凌河上的，根本就不管那里有没有《汉书·地理志》中辽西郡柳城县、交黎县、临渝县中记载着的“参柳水北入海”“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等明确记载着西汉辽西郡这些县都是在海边的……接着“批驳”吧——把国史和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不都给指鹿为马、不都给虚无没了千万别罢休滴～～～读书少，视野窄，对古文的理解也就难免会像这位先生这样的孤陋寡闻，少见多怪地了～～～
其又说:“《辽史·地理志》中的伪误很多，且自古史家就多有批驳。如清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的修撰者在‘沿革’部分就明确指出：‘辽有史而不足观’。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中也曾经着重指出：《辽史》的讹误‘不可胜数’。目前史学界对其批评的论著仍不时出现在各级学术报刊上。实际上，今昌黎地为汉柳城、东晋龙城、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等伪史皆来源于《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故此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例如，顾炎武先生早在《辨柳城》中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文述柳城之故颇为详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兴中府历史沿语录中的‘汉柳城县地’（笔者注：前述已考定靖安并非汉柳城）、‘龙山’、‘龙城’、‘和龙宫’等皆在今辽宁省朝阳城，而不在今昌黎靖安镇。看看李文的这些考证‘技巧’，我们便可预断李文的结论必错无疑”。
然而，史实与此先生等的误说却是恰恰相反的，即：《辽史·地理志》中对今昌黎县境内“营州邻海军下刺史：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的记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而《辽史·地理志》中对今辽宁朝阳一带的“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今辽宁义县一带的“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西絫县地”等的记载才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对此，乾隆四十六年的《钦定热河志》就明确记载着承德府等地的“建置沿革：三代以前无考。燕、秦、两汉時在漁阳、右北平、辽西三郡边外，其分并之迹略有可徵。晋、宋间为慕容氏、高氏、冯氏所据，曾置郡县。元魏《地形志》所載，多因前、后燕之旧。然其時郡县境外地尚与奚、契丹共之。自隋迄唐，仍为奚、契丹两部错居，虽建饶乐、松漠两府，止虚示羁縻，未能实隶版籍也。逮辽、金、元始，全治具地。然史志沿革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
所以，自《辽史·地理志》起历经清初至现在的此先生等的误指今辽宁朝阳、义县一带为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汉絫县地等等，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原本都是在今京津唐秦锦州一线燕、秦古长城“边外”的古山戎和东胡松散部落未曾设置过郡县的地方。而《辽史·地理志》的编纂者们即开始“多以汉時边内诸县强移于外，殊不足据”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胡整乱敲打”起来！诸若说今昌黎县是汉絫县，而今义县也是汉絫县，其荒谬至极不是赤裸裸地明摆着的事情吗？！倒是真得祈望此先生等把今昌黎县的汉絫县历史也给一并大大方方地都像此先生所说的“《辽史》对‘营州邻海军’历史沿革的错误记载（对此将另文论述）。但《辽史》对于‘兴中府’历史沿革的记述却相当客观、准确”的那样地都给“卖”到今辽宁义县去就得了！把今昌黎西汉“絫县”历史也再给卖到今义县去，今昌黎县汉唐之间的历史不就是能彻底地给弄得成为“光蛋”一个，岂不是才能更显示出此先生等倒卖今昌黎县汉唐间历史文化文物的大才大能的吗？此先生加油努力哦！！！
2017、10、18
（现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会员、戚继光专业委员会理事，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秦皇岛市昌黎韩愈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山海关区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山海关区文物局长城保护员，河北省文物保护模范人物，秦皇岛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山海关区文明市民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