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红学中，强暴名著，把《红楼梦》作为反孔孟、反程朱、反礼教、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萌芽图解的庸俗社会学、极左政棍红学，至今仍像个巨大的奥吉亚斯牛圈，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熏天臭气，并且至今还是主流红学的霸权话语，仍被写入教科书，继续误人子弟。它的最坚定的护法，毫无疑问是冯其庸先生。
与红学界人士交流，看一些有关冯其庸先生的文章，令人感到此公好生了得。浩劫时代，受毛、康特达之识，口宣天宪，为极左势力摇旗呐喊；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为红坛教主，进退学人，依然炙手可热。所不同的是，今天批判他的观点，指出其谬误，已经不像当年批驳洪广思无限上纲、强词夺理的观点一样，有结束学术生命、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风险了。
和李希凡先生一样，冯其庸先生对当年受最高层特识，主人指使风云动，笔阵纵横扫万军，仍然有自豪缅怀之情。几年前他与李希凡先生一起参加访谈，提及江青推荐给毛泽东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庸俗社会学红学的始造佣者），李希凡自谦“浅薄”，冯其庸立刻插话：
我说几句，50年代我们国家解放了，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当时唯心主义统治着整个思想界、学术界，这就需要清除唯心主义的影响。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所以要开展一个运动反胡适，提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从这一点来讲，希凡他们写文章的时候适逢其时，但他们本人并不知道。我们当时也都不明白。这个运动以后，大家才开始重视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红楼梦》和古典文化。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应该说，《红楼梦》研究改变成为新的面貌，就是从希凡他们的文章开始的。我不仅当着他的面讲，其他地方我也这样讲，我认为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一致，要表里如一。
冯其庸这不仅是肯定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重要意义”，也是维护顺着此道发挥的自身的功绩。李希凡似乎也因此挺起腰子，不久后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上的《对“胡适思想批判”否定论者的回应》，气门就装了许多：
只因为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有过“首发”的“鲁莽”，也被列为一派。有的红学史家名之为“社会评论派”，却又认为，我们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同志，即所谓“毛派红学”。如果确有此殊荣，我则幸甚至哉，甘当此任，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