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必 凉风
从欧洲到远东，各路匈奴后裔的人种、文化几乎像米国一样多元，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古匈奴人的后代？
公元48年匈奴大分裂后，南匈奴内附中原王朝，史籍记载比较明确，北匈奴的去向则缥缈得多。
所谓「匈奴西迁」，指的也正是北匈奴。据《后汉书》记载，北匈奴在永和年间遭到连续打击后，自漠北「遁走乌孙」（今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并在漠北西部、乌孙东北盘桓数十年。期间，北匈奴曾两次通使东汉，还一度与汉廷争夺西域诸国。
直到汉顺帝时（134年），班勇再度经营西域，彻底清除北匈奴的影响，此后几十年间鲜卑势力扩展到漠北，孤立的匈奴人不得不举族西迁。
3世纪中叶，据《北史·西域传》载，北匈奴经乌孙境迁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及以北），致使康居王南避。不久后，北匈奴又再度向西，进入咸海西岸、里海的奄蔡，「杀其王而有其国」。
从此以后，汉文史籍中便再难寻觅北匈奴的踪迹。
欧亚大草原是匈奴人迁徙的走廊
不过，西迁至咸海附近居住的匈奴，也受到了古代波斯和印度人的注意。
据波斯人记载，4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开始有一只游牧蛮族自哈萨克草原南侵，波斯人称之为Xiyon（Xinites，匈尼特人）。印度人则将他们称为Huna，以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这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q?o? na?/可以勘同。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粟特人称这一民族为Hwn（粟特文转写），此前目击过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也是如此。
然而，情况并没有这麼简单。
由于游牧汗国的联盟性质，尽管中原史家、粟特商人都视其为匈奴，西迁的匈奴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
组成匈奴的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Huna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Huna）。
中亚的史籍记载也就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南俄草原出现一支从哈萨克草原而来的部族，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
阿提拉的进军路线
西方世界最早记载匈人的著作，是4世纪罗马帝国后期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ainus）的《历史》，它记录了匈人灭亡阿兰人的过程。5世纪中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参与罗马使团前往阿提拉王庭，归来后写了一份希腊文报告，我们从这份报告的残稿中也能看到当时匈人的生活。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中原、波斯、罗马，都曾记载了欧亚草原上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些记载之间断裂明显，很长时间不为人注意。
「匈奴西迁欧洲成就匈牙利」的说法，还要再等十几个世纪才会出现。
被缀连的「历史」
欧洲最早贯通上述记载的，是18世纪的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他在1756～1758年陆续出版了五大册的《匈奴通史》，认为匈奴人就是匈人：汉籍中匈奴人占领的奄蔡就是罗马人记载的匈人占领的阿兰，此后他们逐渐西侵，在阿提拉的带领下建立了匈人王国。
《匈奴通史》书影
1900年，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Hirth）发表论文《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人》，他利用中国史书补足了德基涅的框架。
此后，匈牙利学者喀尔曼·尼梅梯（Kalman Nemaeti）发表《从地理上证明匈奴即匈人》，法国学者沙畹（?douard Chavannes）发表《评喀尔曼·尼梅梯的「匈奴即匈人」》。在诸多东方学家的论证下，「匈奴人就是匈人」在西方已经被视为解决了的问题。
异议并非不存在，1969年法国汉学家韩伯诗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就认为，匈人和匈奴人并非一族：前者是蒙古人种（无胡须，扁鼻梁），说阿尔泰语；后者则是西伯利亚人（长鼻子，大胡子），说西伯利亚语。匈人可能是西迁中匈奴政权下的边缘部族，利用了「匈奴」的名号。
匈人攻入罗马
于是，匈奴人的后裔问题，就变成了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如果能找到匈奴人的现代同族，问题似乎就能解决。
可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并不准确，特别是匈奴人和匈人自己没有文字流传，后人研究全靠欧亚各文明的历史文献，准确性并不高。
近代以来，考古学和语言学拓展了学者研究的视野。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Pelliot）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匈奴人的族属问题，认为匈奴属于突厥语系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认为匈奴人说的是原始蒙古语。
伯希和和白鸟库吉
更大的突破则来自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族属的考察从文献和语言转向了遗传学，而DNA常被看作是「无法篡改的历史记录」。
DNA的解释
2003年至2007年，法国遗传学家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ChristineKeyser-Tracqui）就蒙古国北部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做了一系列分析。
她选取墓葬所在地今日当地人、现代蒙古人、现代雅库特、现代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比照他们与古代匈奴人的Y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的DNA，发现现在蒙古人与古代匈奴人的相似程度最高，进而认为，现代蒙古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
十年后这个研究被当作新闻风靡于中文网络
然而，轰动一时的中文网络却忽略了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的研究细节：在46个匈奴个体中有3个的单倍型组为U，这是一个欧洲类型。
这说明，匈奴并不是单一民族实体，而是一个草原部落的联合体，东西草原的黄、白人种，都曾被统合在强大的匈奴统治之下。
中国学者大幅度拓展这个对比研究，他们选取了拓跋鲜卑、匈奴、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朝鲜、内蒙古、外蒙古、布里亚特、雅库特、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共15个族群的DNA样本做对比。
15个族群的Fst遗传距离矩阵，数字越小距离越近（图片来自《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于长春等，《遗传》2007年第10期）
通观整个遗传距离矩阵，15个族群中与匈奴人的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北方汉族（0.0156），内蒙古（0.0178）和外蒙古（0.0186）分列二三位，且都显著低于其他族群与匈奴的遗传距离。不过，北方汉族和内蒙古（0.0029）、外蒙古（0.0053），又低于他们各自和匈奴的遗传距离。
这是否意味着，「匈奴人西迁」是错误的历史，北匈奴的遗传后裔并没有离开北亚草原，而是演变成了今天的蒙古人？
民族的神话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分子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单一地区墓葬的DNA研究，能不能代表整个族群？法国学者采用的Egyin Gol地区匈奴墓葬中少量的欧洲单倍型U的存在，就表明匈奴的组成并非一个血缘纯正的族群。
现代蒙古人显然难以继承如此多样化的族群组成。
东亚的汉、朝鲜、蒙古、满、鄂温克、日本6个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比较，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只有一种的单倍型
从上面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古代匈奴人和拓跋鲜卑的遗传距离比外蒙古人还近，而无论史籍记载还是实际的政权冲突，都表明匈奴和拓跋鲜卑并非同一族群。
在14个对比族群中，与古代匈奴人遗传距离最近的甚至是北方汉人，但华北的历史也不会追溯到匈奴帝国。
这正体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做历史解释的最大问题：将遗传的相关性，解释为历史的先后因果。
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生物性血缘制度。米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亲属关系本质上是一个拟血缘的文化现象，收养、连宗、冒名，都可能让亲属中混入不同血统的人，组成同一个宗族团体。草原的部落社会，也遵循着同样的组织逻辑。
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外甥女，他本人被凯撒收为养子，继承了凯撒的政治事业和家产，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遗传关系相隔很远。
出身农民的丰臣秀吉为了能出任将军，而尝试联系前将军足利义昭（非源氏不得出任将军）收自己为犹子，被拒绝后他向藤原家的前关白近卫前久寻求帮助，被收为犹子后出任「关白」（只有「五摄家」才能出任关白）。分子人类学也无法检测出近卫家后人与丰臣秀吉的遗传关系。
屋大维和丰臣秀吉
将民族想象成为一个纯粹血缘、语言或者文化共同体，在历史上相当晚近。德意志诸邦脱离拿破仑帝国、意大利统一、巴尔干脱离奥斯曼帝国，加上一战后「民族自决」风行，民族的纯洁性和基于血缘传承的历史叙述才成为国家独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今，「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人们要成为族群的成员，并不必然需要与两千多年前飘渺的先人有血缘关系。
马克·吐温小说《竞选州长》中，肤色各异的小孩抱住主角的腿、叫他爸爸的场面固然荒谬，但在绵延千年的人类族群中，肤色各异的后裔们拥有同一群祖先，却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
2014年世界匈奴人后裔大会，日本、匈牙利、伊朗、蒙古、土耳其等国纷纷派出代表
从欧洲到远东，各路匈奴后裔的人种、文化几乎像米国一样多元，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古匈奴人的后代？
公元48年匈奴大分裂后，南匈奴内附中原王朝，史籍记载比较明确，北匈奴的去向则缥缈得多。
所谓「匈奴西迁」，指的也正是北匈奴。据《后汉书》记载，北匈奴在永和年间遭到连续打击后，自漠北「遁走乌孙」（今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并在漠北西部、乌孙东北盘桓数十年。期间，北匈奴曾两次通使东汉，还一度与汉廷争夺西域诸国。
直到汉顺帝时（134年），班勇再度经营西域，彻底清除北匈奴的影响，此后几十年间鲜卑势力扩展到漠北，孤立的匈奴人不得不举族西迁。
3世纪中叶，据《北史·西域传》载，北匈奴经乌孙境迁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及以北），致使康居王南避。不久后，北匈奴又再度向西，进入咸海西岸、里海的奄蔡，「杀其王而有其国」。
从此以后，汉文史籍中便再难寻觅北匈奴的踪迹。
欧亚大草原是匈奴人迁徙的走廊
不过，西迁至咸海附近居住的匈奴，也受到了古代波斯和印度人的注意。
据波斯人记载，4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开始有一只游牧蛮族自哈萨克草原南侵，波斯人称之为Xiyon（Xinites，匈尼特人）。印度人则将他们称为Huna，以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这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q?o? na?/可以勘同。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粟特人称这一民族为Hwn（粟特文转写），此前目击过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也是如此。
然而，情况并没有这麼简单。
由于游牧汗国的联盟性质，尽管中原史家、粟特商人都视其为匈奴，西迁的匈奴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
组成匈奴的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Huna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Huna）。
中亚的史籍记载也就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南俄草原出现一支从哈萨克草原而来的部族，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
阿提拉的进军路线
西方世界最早记载匈人的著作，是4世纪罗马帝国后期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ainus）的《历史》，它记录了匈人灭亡阿兰人的过程。5世纪中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参与罗马使团前往阿提拉王庭，归来后写了一份希腊文报告，我们从这份报告的残稿中也能看到当时匈人的生活。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中原、波斯、罗马，都曾记载了欧亚草原上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些记载之间断裂明显，很长时间不为人注意。
「匈奴西迁欧洲成就匈牙利」的说法，还要再等十几个世纪才会出现。
被缀连的「历史」
欧洲最早贯通上述记载的，是18世纪的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他在1756～1758年陆续出版了五大册的《匈奴通史》，认为匈奴人就是匈人：汉籍中匈奴人占领的奄蔡就是罗马人记载的匈人占领的阿兰，此后他们逐渐西侵，在阿提拉的带领下建立了匈人王国。
《匈奴通史》书影
1900年，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Hirth）发表论文《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人》，他利用中国史书补足了德基涅的框架。
此后，匈牙利学者喀尔曼·尼梅梯（Kalman Nemaeti）发表《从地理上证明匈奴即匈人》，法国学者沙畹（?douard Chavannes）发表《评喀尔曼·尼梅梯的「匈奴即匈人」》。在诸多东方学家的论证下，「匈奴人就是匈人」在西方已经被视为解决了的问题。
异议并非不存在，1969年法国汉学家韩伯诗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就认为，匈人和匈奴人并非一族：前者是蒙古人种（无胡须，扁鼻梁），说阿尔泰语；后者则是西伯利亚人（长鼻子，大胡子），说西伯利亚语。匈人可能是西迁中匈奴政权下的边缘部族，利用了「匈奴」的名号。
匈人攻入罗马
于是，匈奴人的后裔问题，就变成了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如果能找到匈奴人的现代同族，问题似乎就能解决。
可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并不准确，特别是匈奴人和匈人自己没有文字流传，后人研究全靠欧亚各文明的历史文献，准确性并不高。
近代以来，考古学和语言学拓展了学者研究的视野。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Pelliot）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匈奴人的族属问题，认为匈奴属于突厥语系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认为匈奴人说的是原始蒙古语。
伯希和和白鸟库吉
更大的突破则来自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族属的考察从文献和语言转向了遗传学，而DNA常被看作是「无法篡改的历史记录」。
DNA的解释
2003年至2007年，法国遗传学家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ChristineKeyser-Tracqui）就蒙古国北部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做了一系列分析。
她选取墓葬所在地今日当地人、现代蒙古人、现代雅库特、现代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比照他们与古代匈奴人的Y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的DNA，发现现在蒙古人与古代匈奴人的相似程度最高，进而认为，现代蒙古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
十年后这个研究被当作新闻风靡于中文网络
然而，轰动一时的中文网络却忽略了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的研究细节：在46个匈奴个体中有3个的单倍型组为U，这是一个欧洲类型。
这说明，匈奴并不是单一民族实体，而是一个草原部落的联合体，东西草原的黄、白人种，都曾被统合在强大的匈奴统治之下。
中国学者大幅度拓展这个对比研究，他们选取了拓跋鲜卑、匈奴、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朝鲜、内蒙古、外蒙古、布里亚特、雅库特、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共15个族群的DNA样本做对比。
15个族群的Fst遗传距离矩阵，数字越小距离越近（图片来自《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于长春等，《遗传》2007年第10期）
通观整个遗传距离矩阵，15个族群中与匈奴人的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北方汉族（0.0156），内蒙古（0.0178）和外蒙古（0.0186）分列二三位，且都显著低于其他族群与匈奴的遗传距离。不过，北方汉族和内蒙古（0.0029）、外蒙古（0.0053），又低于他们各自和匈奴的遗传距离。
这是否意味着，「匈奴人西迁」是错误的历史，北匈奴的遗传后裔并没有离开北亚草原，而是演变成了今天的蒙古人？
民族的神话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分子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单一地区墓葬的DNA研究，能不能代表整个族群？法国学者采用的Egyin Gol地区匈奴墓葬中少量的欧洲单倍型U的存在，就表明匈奴的组成并非一个血缘纯正的族群。
现代蒙古人显然难以继承如此多样化的族群组成。
东亚的汉、朝鲜、蒙古、满、鄂温克、日本6个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比较，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只有一种的单倍型
从上面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古代匈奴人和拓跋鲜卑的遗传距离比外蒙古人还近，而无论史籍记载还是实际的政权冲突，都表明匈奴和拓跋鲜卑并非同一族群。
在14个对比族群中，与古代匈奴人遗传距离最近的甚至是北方汉人，但华北的历史也不会追溯到匈奴帝国。
这正体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做历史解释的最大问题：将遗传的相关性，解释为历史的先后因果。
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生物性血缘制度。米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亲属关系本质上是一个拟血缘的文化现象，收养、连宗、冒名，都可能让亲属中混入不同血统的人，组成同一个宗族团体。草原的部落社会，也遵循着同样的组织逻辑。
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外甥女，他本人被凯撒收为养子，继承了凯撒的政治事业和家产，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遗传关系相隔很远。
出身农民的丰臣秀吉为了能出任将军，而尝试联系前将军足利义昭（非源氏不得出任将军）收自己为犹子，被拒绝后他向藤原家的前关白近卫前久寻求帮助，被收为犹子后出任「关白」（只有「五摄家」才能出任关白）。分子人类学也无法检测出近卫家后人与丰臣秀吉的遗传关系。
屋大维和丰臣秀吉
将民族想象成为一个纯粹血缘、语言或者文化共同体，在历史上相当晚近。德意志诸邦脱离拿破仑帝国、意大利统一、巴尔干脱离奥斯曼帝国，加上一战后「民族自决」风行，民族的纯洁性和基于血缘传承的历史叙述才成为国家独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今，「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人们要成为族群的成员，并不必然需要与两千多年前飘渺的先人有血缘关系。
马克·吐温小说《竞选州长》中，肤色各异的小孩抱住主角的腿、叫他爸爸的场面固然荒谬，但在绵延千年的人类族群中，肤色各异的后裔们拥有同一群祖先，却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
2014年世界匈奴人后裔大会，日本、匈牙利、伊朗、蒙古、土耳其等国纷纷派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