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今日重读拜领的《西方诠释学史》，有些小小感触，想像老师请教。因《导论》提到，西方诠释学不管有多少种定义，有一个历史事实是，现代诠释学是从圣经注释学发展而来，因此三个向度中的一个就是追寻作者的原意，这岂非在中国的注疏学中随处可见；第二个向度是分析文本的原义，这更是注疏的基本内容，第三个向度是强调读者所悟之意，这在注疏学中其实我也可以发现，讲了这么多未免有冯友兰“选出”遗风，不过我想像老师请教的是，诠释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自然在中国历史极短，但带有诠释学性质的实践是不是可以算作已经有很长（长过西方）的历史了？问这样的问题不是有意识向西方找不知所谓的历史优越性之类，而是突然想到，当今中国学者的各种“以诠释学角度……”的研究包括老师的研究，确实是有一种历史的延伸在里面吧！就像《圣经》的诠释学体系并非是“诠释学的”，却是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源头一样。由此引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当作为中国学者在用“诠释学”的视角来叙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恐怕传统文献学或者注疏学的学术功底诚不可少，不然也会落入“中国哲学”的窠臼。那么学生刚才那个问题也可以表达为：是不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者的诠释学方法论，是既不中国也不诠释的？如果中国历史上已经有漫长的诠释学性质或者“前”诠释学的实践存在，而中国的“诠释学视角研究”却不需要中国历史的维度，这是不是意味着诠释学是一门完全西方的（同“哲学”一样的）学科？那“诠释学视角”研究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也有以西解中之嫌（可以再李约瑟之问：何以中国有丰富的诠释实践传统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诠释学？）
向老师请教！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