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正武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过渡形式
　　农民身份向工人身份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人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追求利润，通过圈地运动的方式使农民与土地相分离，农民被迫地实现了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①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破产的各社会阶层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都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的行业。可见，工人阶级是从其它社会阶层转化而来的，而农民则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并且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是比较彻底的，职业的转变与身份的转变几乎是同时进行。而在当代中国，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职业转变与身份转变相分离，这种分离使农民不能直接转化为工人阶级，农民工便是中国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过渡形式。
　　中国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经历农民工这一过渡形式，与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建国初期，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未受限制，迁入城市的农民在身份上也彻底地转变为城市的正式职工。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以及城市建设发展缓慢，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以接纳农民进城，政府开始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农民进城。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规定，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中心，附着了住宅、粮食供给、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等多项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这种制度壁垒不仅限制了农民向城市流动，更严重的是将城乡居民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身份，在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了有差别的“国民待遇”，户籍制度的功能出现异化，成为区分城乡居民国民身份的重要标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冲破重重阻力纷纷进城打工谋生。在“民工潮”的冲击下，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开始松动，但这种制度上的松动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只是恢复了农民居住和迁徙的权利，而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事关农民工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进城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正式职工同等的待遇。此外，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使得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然的具有获得社会资源和占据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② 他们对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偏见与歧视，在他们眼中，农民工始终摆脱不了“农民”身份的标识，在此情况下，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成为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可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从根本上阻碍了进城农民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便是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变过程中遭遇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的阻碍而形成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壁垒使进城农民不能彻底地实现向工人阶级的转化，而这种转化的不彻底决定了农民工的阶级属性具有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