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一东一西，分别出现了秦帝国和罗马帝国。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的汉帝国很快整合了前者的疆域，延续了政治架构与治理模式。这两大帝国都囊括了庞大的地域，吸收了众多人口，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探索，对于之后2000多年的世界形成了持续影响。

一、古罗马和秦汉帝国留下了什么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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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历史学和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教授简·班伯克，与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库珀合著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提出，古代罗马和中国都“创造了针对如何统治和利用其疆域内各种人口这一基本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解决之道”，推出了某些类似的策略，又建构了不同的国家体系。这本书单列一章分析了两大古代立国的行政机构、合法化策略及与外来者的关系。

古罗马帝国源自共和国，始于征服。古罗马之所以能长期发动征伐，还能维持和扩大对于非本民族地区的统治，仰赖于高效的人力、经济和政治资源发动体系，以及有说服力的文化。作者指出，古罗马人的政治与文化革新，如公民权、法律、市民生活的美德、对于地方的宗教与法律的包容，还有所谓的罗马模式：“罗马的道路、罗马的建筑、罗马的著作、罗马的各种节日”。这些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都在持续产生影响。

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就设计出一套精妙的政治机制，核心在于“将对等级制的尊崇，对人才的开放性与人民主权原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古罗马就能确保遴选野心勃勃的新来者，将之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而罗马的公民权，一向为其殖民地的人民以及罗马控制之外地区的人民所渴望。

古罗马也非常擅长征收税赋，再将之通过高效的行政体系转化为高水平的公共设施，如道路，水渠等，并因此强化了对遥远边疆的控制。当然，古罗马帝国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控制了从不列颠群岛到北非，从莱茵河到叙利亚和埃及的辽阔地域后，对于帝国的管理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建立在军事力量与合法权威之间紧密联系基础上的帝国”慢慢变得支离破碎。而当古罗马帝国面临蛮族挑战时，政治权力体系就迎来了紧张状态，逐渐的，帝国融合吸收不同民族的能力下降。这本书之后的章节，在分别谈到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等典型的近代帝国时，均给出了类似的衰败原因解释。

在中国，秦朝和汉朝都面临集权中央驾驭辽阔疆域的挑战，秦朝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军事化的集权制，并有计划地清理旧贵族。此举也是导致秦末起义爆发，诸侯复起的重要原因。而汉朝则选择了与地方豪族相妥协，并埋下了离心后患。汉朝面临又一个挑战，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要比古罗马面临的蛮族挑战更为严峻。秦朝就借助军事集权主义提高了国家动员能力，成功抗击匈奴，之后汉朝开国，不得不长期谋求对匈奴的求和妥协，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重拾秦始皇的战略，发动反击。作者还提到，汉朝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影响，是奠定了中国王朝的皇权制度，以及唯才是举的官员选拔制度。

二、帝国的关键：驾驭多元化、庞大的政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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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贯穿人类文明史，叙述了从古至今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分析不同帝国的建立、存续、兴衰。帝国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既要有包容性机制，又要善于体现暴力优势，从而控制住各种联系与交往。作者指出，历史上的帝国都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单元，都曾推行扩张，在兼并新民族时竭力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各类型政治形态。这一点极大的区别于近代之后的民族国家。前者的多元性会在帝国国力衰微时，成为导致解体的重要诱因，而后者通常推行更加强硬的同化政策，实行一元化的统治。

有意思的是，到了近代，已经建立了民主政体的英国、美国先后都成为帝国，20世纪的几十年内，苏联也效仿过去的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推行帝国霸权。帝国的意识形态如此不同于民族国家，这本身就构成了国际体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本书在叙述中，纳入了差异政治的概念，去考量不同帝国之间的政治权力体系及统治策略。如罗马帝国就形成了独特的同质化的政治文化，反之，如蒙古帝国则相当程度上推行宗教和种族包容，两种选择各有优劣所在，两类帝国在衰败阶段都陷入了权威和权力丧失的困境。作者还分析了历史上各帝国采用过的中间人策略，这一策略考验着激励与纪律的平衡，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都是因为中间人的反噬，而陷入分崩离析。另外，近代以来的帝国们，还开始营造帝国的想象，如大英帝国与那些宗教色彩更加浓厚的帝国，比如西班牙帝国、美帝国等，都希望使得帝国的体系及观念本身具有合法性。

作者在谈到蒙古帝国时，对照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崛起于蒙古高原，向南及向西造成重大威胁的各个游牧民族及其霸权抵达的范围。蒙古帝国是这其中的佼佼者，缔造了蒙古模式，对于其扩张控制各地区的原有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保持着尊重，当然，这在后来加速了蒙古帝国的解体。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因为此，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惊人的开辟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欧亚大陆通畅商路。
西班牙帝国的霸权曾一度跨越欧洲和美洲两个大陆，但该帝国并不能像后来的大英帝国那样，超越简单层次的殖民贸易而建立起兼包容与暴力于一体的有效统治体系。西班牙帝国以暴力确立霸权，但事实证明延续统治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暴力。

俄国皇族曾长期作为蒙古可汗的奴仆，不过他们非常善于将附属地位转换为合作型包税人、代理人，对莫斯科为中心的东欧区域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整合，就为后来的沙皇俄国建立提供了条件。反之，钦察汗国却并没有因为曾拥有压倒性的战力，发育出巩固统治的政治体系和观念体系。到了18世纪，已经崛起为一个区域性帝国的沙皇俄国，开始凭借其高度狂热的扩张行动，不断开疆辟土。作者也肯定的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通常都对俄国持有很低的评价，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个帝国如同蒙古帝国那样，将国家政治权威与各个宗教的信仰权威整合在了一起，确保后者服从于前者。

三、留给帝国的生存空间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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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法国、德国、葡萄牙、英国、比利时等欧洲殖民国家，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而在东方，日本也开始效仿沙皇俄国进行帝国扩张。但这个时候，启蒙思想和民主观念，连同民族自决的信念，在世界各大洲已经深入人心，帝国殖民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帝国结成联盟发动世界大战的行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这些国家内部，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从这一点上，我们就更能清楚的理解，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同时促成战胜国和战败国阵营的多个帝国解体。而在二战后，英帝国和法国帝国的殖民地体系更是雪崩式垮塌。

二战结束后，大量帝国走向彻底解体，过去长期好战的日本帝国和德国都变成了和平国家。但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依然依照帝国方式发挥其霸权。大量的新兴国家独立，基本上是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立国的，但这些国家中仍有许多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因而又不可避免会沿用过去的政策逻辑，尽量避免同质化，包容多元化。尽管如此，不管是亚洲，还是欧洲，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在后冷战时代都越来越频繁地迎来曾经困扰诸帝国的难题：国家控制能力下降之后，部分民族希望脱离多民族国家走向独立——比如苏格兰试图脱离英国，加泰罗尼亚试图摆脱西班牙。分离主义潮流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高涨，而当代民族国家又不能逆反历史潮流，效仿历史上的多民族帝国那样，用暴力手段清除破坏帝国完整的内部对手。(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