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举报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和焦作公安中站分局个别办案人员弄虚做假，徇私舞弊，以陈旧骨折鉴定轻伤结论。
我叫常克军，男，1969年6月3日生，现住焦作中站区怡光小区一号楼二单元四楼东户，电话:13523200037 。
我向省纪检委、省监察委员会各位领导反映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等人和焦作中站公安分局在办理常同花伪造伤情状告我及儿子伤害案件中，法医秦新忠等人在办案单位送检材料不完整情况下，对常同花伤情鉴定极不负责，弄虑做假、徇私舞弊，以陈旧骨折鉴定轻伤结论，导致我和儿子蒙冤受到刑拘，并被迫赔偿一事。
主要事实:2016年12月6日下午1点多常同玉、常旭、常同花、常同英、杜素琴共5人有预谋硬性闯入我家寻衅滋事，对我（下肢三级残疾）和我妻子（腰椎病术后）、我父亲（71岁老人）进行殴打，尔后我儿子下班回家也遭到常同玉、常旭等人殴打。我和我儿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和我儿子没有对常同花的双腿进行殴打和接触。我三次报警，110赶到后，当天常同花以受伤住进中站区人民医院，但三天出院，她利用住院获取左胫骨下段骨折报告和病历（实质上常同花2014年此处已骨折），中站公安分局以此材料送检伤情鉴定，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杨志立、孙伟超以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中站公安分局李封派出所依据鉴定结论，在2017年1月16日将我和我儿子刑拘，抓进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三天，派出所办案民警进来告诉我说:常同花委托常同玉要8万元赔偿，否则就要对我和我儿子判刑，估计6万说成。因为我儿子刚刚参加工作，我实在不愿让儿子受到影响，我被迫同意。我俩妹妹向李封派出所交了6万元钱，派出所以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一中队名义调解起草了《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上面写赔偿金额55000元，常同花2017年1月21日先行签字，我和我儿子2017年1月22日被释放，23日签字，后撤案。我们一家四口人被常同玉、常旭等5人殴打后住院30多天，其中我右手小拇指骨折，头部及全身软组织挫伤，我妻子出院后还不能下床正常行走，我父亲被从四楼拖打到二楼，我儿子也被殴打致伤，经法医鉴定，我一家四口均为轻微伤，李封派出所办案民警置之不理，未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做任何处罚。
在我和儿子被关押期间，我妹妹向办案民警宋林茂反映常同花可能以前有骨折，办案民警不予重视和理睬。我和我儿子被刑拘释放签字后，因我们确实未殴打未接触常同花腿部，常同花的住院天数也不合骨折治疗常理，我们依法调取了常同花的二次住院病历，发现了本案是一起策划好的诬告陷害行为，轻伤是常同花2014年的骨折形成。首先，焦作市公安局鉴定部门做出的伤情鉴定是以2016年12月6日左胫骨骨折鉴定的轻伤，而我们调取证据发现常同花在2014年4月7日因自己摔倒已经致该同一部位骨折，曾在中站区人民医院同一科室住院治疗10余天，有病历和X光报告单为证。但2016年12月6日常同花入院时病历既往史中本应当记录的骨折病史却沒有记录，仅仅住院两天就好转出院，2016年12月6日住院间，医生申请拍片部位和放射科医生报告内容也前后矛盾，所问非所答，这一开始就不正常，其次，对于间隔2年多的骨折，法医不可能发现不了是陈旧性伤情骨折。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表明，这就是常同花有意陷害我和我儿子，但有关办案单位有意使其得以顺利进行。为查明此假伤，2017年3月8日我向中站区公安局信访科反映，几天后，李封派出所退了我5000元钱，3月28日中站公安局信访科裴政委让办案民警重新鉴定，李封派出所许天佑所长说沒接到通知，3月31日中站公安局信访科刘局长告知，案已结，该去哪反映去哪反映。我又到中站区检察院控申科反映，控申科让我到法院起诉常同花并重新鉴定。我们又诉讼至中站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庭审中，常同花当庭承认自己在双方发生纠纷前，被鉴定的左腿同一部位已经存在骨折，并主张自己告知了公安机关。中站李封派出所在常同花明确告知已经有骨折的情况下仍然拘捕我和我儿子，从而胁迫我达成调解协议，中站李封派出所办案人员与常同花串通一气，诬告陷害敲诈我6万元。李封派出所至今未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入户寻衅滋事打人做任何处罚。我向市公安局纪委、市政法委信访反映，但时至今日未有任何处理结果。我不得不向省纪检委、省监察委员会各位领导反映，请求尽快查处处理。
具体要求:一、要求国家级非公安系统鉴定机构鉴定常同花2016年12月6日是否存在新的骨折，是否形成轻伤重新鉴定。二、请求对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等人和焦作中站公安分局办案人员实施监督，查处有无徇私舞弊、徇私枉法办案行为，并依法追究。三、追究常同花的诬告陷害罪责任。四、要求公安机关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强行入户寻衅滋事殴打他人进行处罚。
此致
控告人（信访人）常克军2018年3月2日
我叫常克军，男，1969年6月3日生，现住焦作中站区怡光小区一号楼二单元四楼东户，电话:13523200037 。
我向省纪检委、省监察委员会各位领导反映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等人和焦作中站公安分局在办理常同花伪造伤情状告我及儿子伤害案件中，法医秦新忠等人在办案单位送检材料不完整情况下，对常同花伤情鉴定极不负责，弄虑做假、徇私舞弊，以陈旧骨折鉴定轻伤结论，导致我和儿子蒙冤受到刑拘，并被迫赔偿一事。
主要事实:2016年12月6日下午1点多常同玉、常旭、常同花、常同英、杜素琴共5人有预谋硬性闯入我家寻衅滋事，对我（下肢三级残疾）和我妻子（腰椎病术后）、我父亲（71岁老人）进行殴打，尔后我儿子下班回家也遭到常同玉、常旭等人殴打。我和我儿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和我儿子没有对常同花的双腿进行殴打和接触。我三次报警，110赶到后，当天常同花以受伤住进中站区人民医院，但三天出院，她利用住院获取左胫骨下段骨折报告和病历（实质上常同花2014年此处已骨折），中站公安分局以此材料送检伤情鉴定，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杨志立、孙伟超以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中站公安分局李封派出所依据鉴定结论，在2017年1月16日将我和我儿子刑拘，抓进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的第三天，派出所办案民警进来告诉我说:常同花委托常同玉要8万元赔偿，否则就要对我和我儿子判刑，估计6万说成。因为我儿子刚刚参加工作，我实在不愿让儿子受到影响，我被迫同意。我俩妹妹向李封派出所交了6万元钱，派出所以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一中队名义调解起草了《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上面写赔偿金额55000元，常同花2017年1月21日先行签字，我和我儿子2017年1月22日被释放，23日签字，后撤案。我们一家四口人被常同玉、常旭等5人殴打后住院30多天，其中我右手小拇指骨折，头部及全身软组织挫伤，我妻子出院后还不能下床正常行走，我父亲被从四楼拖打到二楼，我儿子也被殴打致伤，经法医鉴定，我一家四口均为轻微伤，李封派出所办案民警置之不理，未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做任何处罚。
在我和儿子被关押期间，我妹妹向办案民警宋林茂反映常同花可能以前有骨折，办案民警不予重视和理睬。我和我儿子被刑拘释放签字后，因我们确实未殴打未接触常同花腿部，常同花的住院天数也不合骨折治疗常理，我们依法调取了常同花的二次住院病历，发现了本案是一起策划好的诬告陷害行为，轻伤是常同花2014年的骨折形成。首先，焦作市公安局鉴定部门做出的伤情鉴定是以2016年12月6日左胫骨骨折鉴定的轻伤，而我们调取证据发现常同花在2014年4月7日因自己摔倒已经致该同一部位骨折，曾在中站区人民医院同一科室住院治疗10余天，有病历和X光报告单为证。但2016年12月6日常同花入院时病历既往史中本应当记录的骨折病史却沒有记录，仅仅住院两天就好转出院，2016年12月6日住院间，医生申请拍片部位和放射科医生报告内容也前后矛盾，所问非所答，这一开始就不正常，其次，对于间隔2年多的骨折，法医不可能发现不了是陈旧性伤情骨折。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表明，这就是常同花有意陷害我和我儿子，但有关办案单位有意使其得以顺利进行。为查明此假伤，2017年3月8日我向中站区公安局信访科反映，几天后，李封派出所退了我5000元钱，3月28日中站公安局信访科裴政委让办案民警重新鉴定，李封派出所许天佑所长说沒接到通知，3月31日中站公安局信访科刘局长告知，案已结，该去哪反映去哪反映。我又到中站区检察院控申科反映，控申科让我到法院起诉常同花并重新鉴定。我们又诉讼至中站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庭审中，常同花当庭承认自己在双方发生纠纷前，被鉴定的左腿同一部位已经存在骨折，并主张自己告知了公安机关。中站李封派出所在常同花明确告知已经有骨折的情况下仍然拘捕我和我儿子，从而胁迫我达成调解协议，中站李封派出所办案人员与常同花串通一气，诬告陷害敲诈我6万元。李封派出所至今未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入户寻衅滋事打人做任何处罚。我向市公安局纪委、市政法委信访反映，但时至今日未有任何处理结果。我不得不向省纪检委、省监察委员会各位领导反映，请求尽快查处处理。
具体要求:一、要求国家级非公安系统鉴定机构鉴定常同花2016年12月6日是否存在新的骨折，是否形成轻伤重新鉴定。二、请求对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秦新忠等人和焦作中站公安分局办案人员实施监督，查处有无徇私舞弊、徇私枉法办案行为，并依法追究。三、追究常同花的诬告陷害罪责任。四、要求公安机关对常同玉、常旭等5人强行入户寻衅滋事殴打他人进行处罚。
此致
控告人（信访人）常克军2018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