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39年生于香港，1960年考进上海电影译制厂，参与配音的中外影视片（剧）约千部（集），包括《叶塞尼亚》《魂断蓝桥》《望乡》《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她用声音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上海初春的午后，阳光正好。刘广宁颤颤巍巍地从车上走下来，身形清瘦的她裹着一件驼色大衣，身旁的人正要上前搀扶，她摆了摆手，笑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新华路是我熟悉的地方，当年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她说的当年，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她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厂）工作的那30多年，也是她电影配音生涯中最辉煌的那段岁月。
采访地点在位于新华路365弄的“领声工作室”——因为是上译厂走出的后辈配音演员狄菲菲所创办，这里几乎成了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据点，刘广宁也偶尔会来这里。一进门，她的目光便聚焦在书柜中央的一张照片上，那张合影里有老有少，身着披肩的刘广宁优雅地坐在中央，“苏秀、乔榛、童自荣……我们都老了。”
坐在记者面前的她已经78岁了，白发早已爬上了头，但声音依然清润甜美。只是听力略微有点下降，听人说话的时候要稍稍侧过耳朵。
“这几年常常重温过去参与配音的经典影片，注意力已经从自己配音的角色身上转移到当年合作的前辈老同事所配音的角色上，想起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的那些年月，那些往事。”刘广宁说。
为了那些“不会忘却的记忆”，年迈的她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落笔成书，将以往配音经历中的人和事写成一本《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既是回忆，也为纪念。

读书看戏，迷上广播
人们在谈论我时常常会提及我的祖辈，我自己倒很少去找寻他们的历史和故事。并不是对此不感兴趣，只是觉得他们过去地位再怎么显赫，都和我的艺术事业关系不大。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老照片和报道，才知晓祖辈曾经的辉煌。
祖父刘崇杰，早年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当上了外交官，巴黎和会上，是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还在西班牙、德国等地任过全权公使。
上世纪30年代后期，祖父举家定居在香港。1939年，我在香港出生，抗战爆发后日军攻打香港，全家移居上海。
因为父母工作忙，我小时候跟随祖父母生活。他们都是戏迷，梅兰芳、马连良、胡蝶等文艺界名人都曾到我们家做客。当年每逢梅兰芳先生访沪，祖父就请他去陕西南路红房子西菜馆吃法国大菜，喝牛尾汤。马连良先生是回族，他来我们家时，祖父则会从外面的清真馆子叫菜来款待他。我记得，有一次马连良先生还带着我和哥哥去他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吃北京炸酱面。
在这些大家的耳濡目染下，我打小就爱听戏。那时，每当祖父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手轻轻地在扶手上叩击着板眼，随着“话匣子”吟唱时，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腿边凝神听着。听着听着，我对京戏愈发痴迷，想要学，后来被祖母以“学戏要天天压腿”，练功如何如何苦给吓回去了。
我那时的另一个爱好是读书。常常躲在家中一个堆满东西的小屋中，一待就是一整天，读各种书，包括一些市面上见不到的。9岁生日时，一位亲戚送了我一套《镜花缘》，虽然有些字不认识，我竟看得津津有味，也都看懂了。
祖母是北京人，跟着她我学了一口纯正的京腔。从小学开始老师便让我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后来，我渐渐迷上了电台的广播，尤其是广播小说。高中时期的一次机缘巧合，我被选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广播剧团，自此每逢星期天，都要到电台录音室里对着话筒说上几句话。
毕业后，我一心向往艺术，就给各种艺术团体和院校写自荐信，却都没有音信。20岁那年，无意间听到邻居随口一句“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招人”，就又写了一封自荐信寄了出去。不承想竟有了回音，通知我去厂里参加配音演员招聘考试。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母亲和我一起在武康路坐上26路电车，然后在常熟路转乘45路公共汽车，来到万航渡路上的上译厂。第一次看到录音棚，破破烂烂的，竟然很喜欢。
经过几个月反反复复的考试和等待，我终于等来了上译厂的录取通知。那一年，我21岁。

配内参片任务最繁忙时，参加工作的演职员都被要求带着毛巾牙刷住在厂里，大家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困了就打个地铺或在休息室眯一会儿。万航渡路录音棚里没有冷气，天热时为了降温，厂里就只好拿几块大冰块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电扇对着吹，但正式录音时还必须关掉电扇。
因为赶片子，不分昼夜工作有时也闹出事情来。一天夜里，为了录一场带混响效果的戏，工作人员在录音时把棚门敞开，外面还装了个大喇叭，里面演员大叫“着火了!快来救火呀！”结果棚里传出的声音太大，把住在周边的居民都给惊醒了，吓得他们纷纷跳起身来夺路而逃。
那些片子有一半没有面世，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存进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压箱底。当时作为内参片，上面连演职员名单都不能打，大家都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工作。
不过如今再回头看那段时光，倒觉得很有价值。我们不仅能看到很多外国电影，而且可以拿着特批证到位于徐家汇的“藏书楼”借阅外国名著。通过阅读《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等名著，我找到了故事的背景，找到了语言表达的依据。
我的配音技巧，可以说就是从这一个戏一个戏里滚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上译厂进入到它最辉煌的时期，影迷的信像雪片一般飞到译制厂的传达室，我、乔榛、童自荣等配音演员也从幕后走到台前。

“上天入地，紧追不舍，拐弯抹角，亦步亦趋”
1981年，我和童自荣合作了日本动画片《天鹅湖》，我们公主和王子的组合获得观众的认可，再加上我过去曾配过《吟公主》，就有人说我是“银幕后的公主”。
其实我满打满算也就配过两个公主。再后来，我更多地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魂断蓝桥》中纯真的“玛拉”、受尽苦难的德伯家的“苔丝”……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体会到了配音演员塑造角色的诀窍——一定要同原片人物的内心世界相吻合，不仅要同原片人物声似，更要神似。
我曾配过几个日本青年女性的角色，她们都19岁，却各不相同。《生死恋》中的夏子性格开朗，既深情又任性，就要赋予她一种华丽而飘逸的语言。《望乡》中的青年阿崎，在离开日本前，声音是天真的，在南洋忍辱求生，声音是呆板的，回国后不为亲人所理解，痛苦沉沦，声音又是悲伤的。
配了这么多年戏，对于那些有挑战性的角色，我反倒是很喜欢，它能让我过足“戏瘾”。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杰基,她是一系列惨案的主谋和凶手，在整个影片中她的性格是多面的：有时柔和有时狠毒，有时真挚有时又装疯卖傻，到最后人之将死之时又是悲哀的。
当年在为杰基配音时，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一天在家中吃好晚饭，我突然尖声怪气地叫了起来，把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吓了一跳。受到惊吓的丈夫笑着说我：“看来你已经被那个杰基附体了！”
每一部好的外国影片，都有它的精髓，片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光彩和特性。只有抓住原片，还原原片，把角色的光芒配出来，才算配得好。正如我们老厂长陈叙一所说，“要对这个影片上天入地，紧追不舍，拐弯抹角，亦步亦趋”。
上世纪80年代，刘广宁和孙渝烽在上译厂录音棚为电影配音。

先当戏痴，再做经典
可能是年岁大了，近些年我常常怀念译制片的辉煌年代。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写了《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这本书，回忆那些年的人和事。
老厂长陈叙一，他在启发演员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常常一句话就让演员抓住了分寸。当年配《冷酷的心》时，他指点我：“这是一个修女对一个陌生男人说想洗个澡，可不像我们工会发洗澡票时向组长请假去澡堂洗澡。”而在一部内参片《黄道十二宫》中，我配一个花痴女孩，怪声怪气地说话唱歌，他启发我说：“那是只猫在叫春。”
我们那一辈配音演员，一旦入戏便成了“戏痴”。我的老搭档童自荣，他的状态永远在工作里。配《加里森敢死队》时，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脑子里却照例在转着他的台词，结果就撞上了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好在那辆车刹车及时，否则他肯定会被撞飞出去。
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但每每忆起，仍觉得很美好。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化产品，译制片曾经为亿万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可以遥望世界的窗户，而我能参与其中，何其有幸。
让人难过的是，它正渐渐走向衰落——现在观众大都看原片字幕版，很少去关心译制片和配音演员。要说观众排斥译制片，我看是因为现在的配音不好了，大都是快餐式的，翻译力量没有从前强，配音演员对角色的塑造也深入不下去。
我这个人一向很少主动去做什么事，但遇上与声音有关的表演，如果合适，我还是愿意多走走，多动动。配音对我来说，就是艺术上的母乳。不管是录音、朗诵，还是解说，每当我做这些工作时都会想到配音，从过去的配音经验中找到依据和借鉴。
之前有一个电视台请我做戏剧方面的解说，他们把台本给我，让我照着念。但我没那么做，而是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揣摩，有改动时还找他们商榷。我可以拿自己的经验唬人，观众或许也听不太出来，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为什么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很多观众还是对我们那代配音演员那样支持，不离不弃，不管我们是辉煌还是已经式微？因为经典的东西之所以经典，就是它经得起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记忆。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