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萨珊波斯的军队及其战略
　　有关古典时期萨珊波斯军队的史料很少，主要来自马塞里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不过普罗科皮乌斯所记载的波斯军队为六世纪初科斯洛埃斯·阿努希尔(Chosroes AnushiraVan)军事改革之后的军队，此时的波斯军队已经与四世纪时大不相同。因此马塞里努斯依然是主要的史料来源。
　　萨珊波斯的军队与帕提亚时期的波斯军队有明显不同。帕提亚军队的作战手法单一，所倚仗的主要是游牧民族传统的骑射战术，这种战术给罗马人留下深刻印象，称其为“帕提亚射术"。对罗马人来说，帕提亚的步兵无足轻重，基本可以忽略。事实上帕提亚王国无常备步兵，步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帕提亚的常备军只有禁卫军，主要由重装骑兵组成。战争期间帕提亚还从各省份，各属国以及东北边境的各游牧民族中征召骑射手。这些骑兵构成了帕提亚的主要军事力量，其中重骑兵对罗马军队威胁不大，骑射手是最令罗马人头痛的兵种。帕提亚王国组织松散，能动员的人力物力都有限，临时性的军队主体也难以保持忠诚，因此无力进行长期战争。相对于帕提亚，萨珊波斯的农耕文明色彩浓厚，帝国的专制集权统治较为严密，能够动员的战争资源也远大于帕提亚王国。在军队组织层面，萨珊波斯也与帕提亚完全不同，维持有庞大的常备军，军事战术的游牧色彩也非常淡薄。萨珊帝国复兴了古波斯帝国的基本军事框架，这一军事架构为公元前七世纪米底王库阿克萨列斯(Cyaxares)首创，萨珊波斯人在这框架之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萨珊波斯的常备军主要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象兵，骑兵，步弓手和步矛手。
　　象兵：战象在古波斯帝国中就有使用，来自北印度行省，但不占重要地位。亚历山大东征后战象由印度引入欧洲，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是战象在古典世界的全盛时期，不仅希腊化诸帝国，西方的罗马和迦太基也使用战象。战象的来源有二：来自印度的亚洲象和来自北非的森林象，前者的体型大于后者。之后因为战争技术发展，战象退出战场。公元四世纪中期，萨珊帝国从印度引入战象，后来象兵成为萨珊波斯最重要的兵种。这一古老兵种何以复兴，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印度的新兴帝国发展出了新型战象装备(比如带护墙的象塔)和相应战术。马塞里努斯详细描述了波斯战象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战象有如移动的堡垒和小山，给罗马士兵，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罗马士兵带来巨大恐慌;在攻城战中，战象也是很好的作战平台。不过对波斯人来说，战象最大的价值不是用来对付罗马入，而是用于制服游牧民族的轻骑兵。
　　骑兵：萨珊波斯的常备骑兵基本上全部是重骑兵。但与帕提亚时期的重装骑兵不同，萨珊波斯的重骑兵是一种“全能”骑兵，兼具远程和进程攻击能力。萨珊骑兵的骑士与战马均披甲，甲胄防护完善，还携带一面圆盾。武器包括重矛，剑与弓箭。萨珊波斯的骑兵一般来自专门的军事阶层，类似于中世纪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是萨珊军队的精华，其他兵种士兵则大多来自平民。不过萨珊波斯的骑兵对罗马军队威胁并不大，其冲击力无法撼动罗马的重步兵方阵，其速度亦不能对罗马骑兵构成有效威胁。
　　步弓手：这其实是对罗马军队威胁最大的兵种。在守城作战与野战中，他们的技巧和杀伤力都给罗马人留下深刻印象。较之罗马弓箭手，波斯弓箭手的优势主要在技术方面。萨珊军队大量装备反曲弓，这种结构的弓制做和保养都很复杂，但蓄能效率高于罗马军队装备的普通复合弓，因而有更大的威力和射程。
　　步矛手：古波斯禁卫军“不死军”的复兴兵种，装备长矛与曲面大盾。由于诸多原因，东方国家的重步兵很难跟欧洲重步兵匹敌。萨珊波斯的重步兵虽然比帕提亚时期的步兵强大得多，但近距交战时依然不是罗马步兵的对手。在对罗马人作战时，步矛手一般只作为支援兵种协助步弓手。
　　除上述主要常备军外，萨珊波斯还有其他非常规部队。
　　轻骑兵：帕提亚时期最重要的轻骑兵在萨珊波斯时期地位大为下降，不是正规部队。但萨珊波斯在战争中投入的轻骑兵数量同样很大，这些轻骑兵主要来自波斯的属国或同盟部落。萨珊波斯的轻骑兵主要有两大来源：南方沙漠的萨拉森人;北方或东北方的诸伊朗游牧民族。公元四世纪中期开始，图兰尼安族部落也开始加入波斯军队，如希奥尼塔人(Chioniae)(见下文)。
　　工程兵：对罗马人来说，萨珊波斯最大的威胁来自其工程部队。有关萨珊波斯的工兵组织，我们一无所知，但正因为有了这支部队，萨珊波斯拥有了昔日帕提亚人完全不具备的战争能力。帕提亚军队一般面对设防城镇就一筹莫展，而萨珊波斯军队却拥有各类攻城装备，比如攻城槌和攻城塔，很多罗马大城市都屡被波斯攻陷，著名者如前文多次提到的安条克与尼西比斯。另外萨珊波斯军队穿越自然障碍的能力也远胜于帕提亚人。普罗科皮乌斯记载：任何大河都无法阻挡波斯军队，因为波斯军队总是带着舟桥设备，因此即便是上万人据守河岸，也难以防备波斯人越过幼发拉底河。不过萨珊波斯军队的工程技术虽然令罗马人印象深刻，比之罗马人还是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机械投射武器和复杂组合器械方面，罗马人依然有绝对的优势。
　　总体上说：萨珊波斯军队远比帕提亚军队先进，组织也更完善。与帕提亚军队相比，萨珊波斯军队农耕色彩浓厚，战略战术上反而更接近于罗马军队。面对罗马的进攻，帕提亚人基本上以游牧式战略，或称“斯基泰战术”应对，即以空间换时间，诱敌深入，不断袭扰，等敌人达到力量极限或疲惫不堪时再发动进攻。前面分析过，这种战略用于农耕地区代价太大，被萨珊波斯人放弃。萨珊波斯的战略与罗马类似，亦有相应的技术和资源实施与罗马类似的战略战术。萨珊波斯军队与罗马军队作战时，双方的战术比较相似，野战以中军的正面近距离交战为主，双方都擅长进行攻城守城作战，亦都有能力打长期消耗战。

三、罗马与波斯战争能力和战争潜力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知：萨珊波斯的军事实力远高于帕提亚人。不过在实战层面，萨珊波斯军队对罗马军队的战绩并不比强盛时期的帕提亚人好。在罗马人看来，萨珊波斯军队从建国之初开始就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主要原因在于战术层面：罗马军队的主力是步兵，在开阔地带很难战胜帕提亚的游牧骑兵，帕提亚人的战术优势主要在于机动性。萨珊波斯军队的游牧色彩淡薄，在机动性方面的优势远不如帕提亚人，加之公元三世纪开始罗马军队的骑兵力量逐渐增强，骑兵实力已经不逊于波斯人。而在萨珊波斯人胜过帕提亚人的领域，比如步兵和机械，与罗马人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因而对罗马人来说，正面野战中萨珊波斯人并不比帕提亚人可怕，战斗大体是按照罗马军队熟悉和擅长的方式进行。概要言之：在对罗马野战中，帕提亚人是以己之长功敌之短，萨珊波斯则是以己之长功敌之长。
　　不过战术上的优劣并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萨珊帝国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持久作战能力均远胜过帕提亚帝国，因而萨珊波斯无疑是更为强大的对手。在野战之外的领域，萨珊波斯远强于帕提亚人。而且因为波斯人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巨大进步，萨珊波斯军队能逐城防守，也能攻克坚城，这些能力都是昔日帕提亚军队所不具备的。因为萨珊波斯的这类优势，罗马堡垒防御系统的战术优势被极大削弱，使得罗马在东方的军事投入大为增加，而来自波斯的进攻也更难抵挡。
　　单就社会经济方面分析，罗马帝国的绝对实力远大于波斯帝国，而且就社会组织来说，罗马也比波斯更能忍受长期战争。但罗马帝国的边境更漫长，敌人也更多，而且在帝国后期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很难集中力量进行东方战争。政治层面上分析，罗马帝国的专制集权色彩远不如萨珊波斯，这样的政治架构有利有弊。总体上萨珊波斯在政治上人治色彩更浓厚，国家对君主个人能力与意志的依赖性更大。当波斯君主能力比较强时，波斯在调动国内资源投入战争的效率和能力方面更胜一筹。大体上，公元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统治波斯的都是精明强干精力充沛的帝王。因此，除开野战战术领域，萨珊帝国在各个领域都是远比帕提亚更强大的对手，加之罗马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内部分裂，波斯的优势较为明显。但公元三世纪以来罗马调整了与东方战略，军事上的部署更为有效，这极大抵消了波斯的战略优势。

罗马与波斯的战略及其目标分析
　　一、波斯的战略及目标
　　古典时期有关波斯的记载基本都来自古典作家，这些古典作家的记述不可避免带有见，波斯人的进攻性被片面夸大了。在他们看来，古波斯帝国及其继承帝国皆侵略成，帕提亚与萨珊波斯虽不再有古波斯帝国那样征服欧洲的野心，但一直把亚洲地区视自己当然的势力范围。罗斯托夫采夫的一评论很好地概括了这种传统观点：帕提亚人从未放弃对叙利亚地区和亚美尼亚的要求，他们也从未遭到一次让他们一蹶不振的沉重打击。正相反，他们很清楚：罗马驻叙利亚的军团并不能阻止他们再次入侵波斯帝国古代领土的企图。
　　而帕提亚之后的萨珊波斯人似乎侵略性更大，因为他们以古波斯帝国的继承者自居。对萨珊波斯野心的描述见于众多古典记载中，比如赫罗狄安与卡西乌斯·狄奥。在卡西乌斯·狄奥看来，波斯人一直试图恢复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的波斯版图，对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都有领土野心。
　　上述这些看法显然大大夸大了波斯的侵略性。根据古典作家记载：从帕提亚到萨珊帝国，波斯军队确实多次入侵叙利亚，波斯军队在叙利亚大肆劫掠后离去，给罗马带来严重损失。但换个角度看：波斯人如此行为模式正说明他们对叙利亚并无领土野心。如果波斯人真的把叙利亚视为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占领和统治的话，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竭泽而渔的掠夺性侵袭。通过深入东方边境的军事战略态势，就会发现古典作家的这类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以早期帝国为例，叙利亚的驻军一般为2到3个军团，如果单纯计算叙利亚驻军的实力，这些军队确实无法抵御波斯人的全面入侵。但如果全面分析一下罗马在东方的兵力部署，就会明白：罗马实际上是处于进攻态势，其军队对波斯边境诸省呈合围之势，而波斯则处于防御地位。叙利亚以南的巴勒斯坦和犹大，还有后来的阿拉伯省，一般驻有2到3个军团，埃及则驻有2个军团。叙利亚以北的小亚地区一般驻有2个军团，必要时还可以从多瑙河地区调集更多的军团。概言之：如果波斯军队全面入侵叙利亚，会被置于10个甚至更多军团的三面合围之中。因此正常情况下波斯根本不可能入侵叙利亚，而罗马要入侵波斯却可以迅速调集大量部队。
　　事实上，波斯的地位远比罗马虚弱，这使得波斯在总体战略上对罗马处于守势。罗马地域广阔，富庶繁荣的地区很多，叙利亚只是其中之一，即便叙利亚受到攻击，对整个罗马国力的影响也不算严重。而波斯则不同，境内真正的富庶之地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这里很容易受到罗马攻击。而且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水网密布，人口，城市众多，相对有利于罗马军队施展其步兵战术和攻城技术优势。战争只要在这里展开，不论胜负都会给波斯的国力，尤其是财政税收带来致命影响。而且总体上说：波斯帝国能动用的资源远少于罗马，边疆环境亦远不如罗马。除西部面对罗马外，北部和东部都面对亚洲游牧民族，加之伊朗高原地区地势比较平坦，利于游牧骑兵活动，因而波斯帝国缺乏罗马那样的战略纵深,在各个地区都容易受到攻击。事实上波斯在西部的对外政策远不如罗马那样带有进攻性，其主要目标仅限于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波斯心脏地带。但在具体战术方面，波斯军队除机动性之外没有其他优势，比较明智的战略是以攻为守，以进攻战略达到防御目标，因而波斯的战略表面上带有进攻性。传统上波斯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二：一为尽可能保住幼发拉底河边界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为控制亚美尼亚。

三、战争目标及领袖个人气质;复兴古典的最后企图
　　公元四世纪罗马与波斯问的长期战争主要涉及三个帝王：萨珊波斯的沙普尔二世，或称沙普尔大王(Shapur the Great)，罗马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尤里安。这三位统治者的个性与气质亦深深影响了四世纪的东方历史。
　　对于沙普尔大王的个性，有关的历史记载很少，对波斯人来说，他是伟大的战士和伟大建设者，对敌人来说他是可怕的对手。沙普尔大王绰号“佐拉克塔夫”(Zolaktaf)，意为“肩膀之王”，因为他成年后第一场战争就大败萨拉森人(见下文)，之后用绳索把俘虏的肩膀穿起来示众。沙普尔大王是波斯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从公元309年尚未出生就继承王位，到公元379年死亡，沙普尔的统治共历时71年。在他统治期间罗马出现的统治了一段时间的皇帝就有17个，这还不包括亚历山大和西尔瓦努斯(SilvaIlus)那样的短期僭位者。帕提亚与萨珊波斯的短命帝王很多，王位交接时往往引发无数的内部倾轧甚至于长期内战。但在沙普尔在位的71年中，整整3代波斯人生活于安定的内部环境中，波斯可以专注于对外征战。而同时期罗马的内部局势远不如波斯稳定，出现如此多的皇帝就是最明显的证明。终沙普尔大王一生，罗马都未能集中全力进攻波斯，而波斯却能一次又一次倾全力进攻罗马。可以说沙普尔大王最大的优势在于他的长寿。
　　对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个性，现存的史料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塞里努斯的记载。马塞里努斯在其《历史》中专辟一章(xXI 16)，名为“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优点及其过失”，集中讨论了君士坦提乌斯一生的事业和功过。马塞里努斯心目中的英雄是尤里安，而君士坦提乌斯是尤里安全家遭屠杀的幕后主谋，因而马塞里努斯的描述不可避免带有偏见，他笔下的君士坦提乌斯是个伪善多疑的懦夫。不过马塞里努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事实的尊重，他还是忠实记载了君士坦提乌斯的众多业绩和优点。再对照其他的史料，我们可以对君士坦提乌斯的个性有较全面的认识。
　　君士坦提乌斯为君士坦丁第三子，公元326年皇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被处死后，君士坦提乌斯就成为最受倚重的皇子。君士坦提乌斯的相貌跟其父君士坦丁大帝很相似，只是相对矮小。在其他方面两者的区别也与此类似，君士坦提乌斯基本上忠实执行君士坦丁的政策，只是他在各方面都比其父逊色。君士坦提乌斯可以说是君士坦丁较为平庸的翻版。
　　君士坦提乌斯生活奢侈，但并不荒淫，在信仰方面比君士坦丁虔诚，有时近乎迂腐。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非常粗浅，终其一生他都允许人们把自己当作太阳神崇拜，他自己大概也认为太阳神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君士坦丁对神学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他对东部主教们大体上是持蔑视态度，他之干涉教义争端，主要试图通过平衡手腕巩固皇权。而君士坦提乌斯则完全不同，他从小接受宫廷主教的教育，成为虔诚的阿利乌斯教派信徒，君士坦提乌介入教义争执，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在控制教会方面远不如自己父亲成功，他的统治一直被教派冲突所困扰，他的兄弟也经常利用其信仰打击他，帝国统治者间如此公开的教派纷争必然加大了国内的分裂趋势。
　　另一方面，君士坦提乌斯给予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种种特权也极大影响了帝国的行政效率。在对待尤里安的问题上君士坦提乌斯也不具备君士坦丁的决断，没有像自己父亲对待当年利锡尼乌斯那样斩草除根，使得尤里安兄弟终成大患。君士坦提乌斯生性多疑，易受别人蛊惑，这可以说是他性格上的最严重弱点，他曾长期受宦官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操控。
　　军事方面，君士坦提乌斯指挥过很多战役，.有胜有负，他谈不上很有军事才能，但也没有严重的失误。他的胜利一般都代价颇高，但敌人要击败他也并不轻松。比如公元348年的辛加拉会战(见下文)，君士坦提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以寡击众几乎被全歼，但波斯军队也损失极大，一名波斯王子被杀。总体上说：君士坦提乌斯是个合格的军事统帅。君士坦提乌斯控制的资源远不如当年君士坦丁，又一直被各类严重内部问题困扰。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还是有效运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成功抵御了沙普尔大王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尤里安无疑是一位个性非常独特的帝王。在试图自上而下干预臣民信仰的帝王之中，尤里安是最著名的，在他之前有埃及的阿赫那顿，在他之后有印度的阿克巴。他们的事业最后都归于失败。文艺复兴以来尤里安被理想化，成为文艺复兴的先行者和古典式的悲剧英雄。在后人看来，尤里安是个不合时代的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感叹“诸神已死”，“对于古典时代来说，他太晚了;而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来说，他又太早了。”应该说：这样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尤里安的误读。
　　尤里安的独特性格可以说是由他独特的经历所铸就。尤里安是君士坦丁的侄子。君士坦丁对自己的兄弟一向很猜忌，这种猜忌也传给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刚去世，君士坦提乌斯就授意士兵对君士坦丁嫡系以外的皇族进行大屠杀。尤里安与自己异母哥哥伽鲁斯(GalluS)是这场屠杀仅有的幸存者，他们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父亲和其他兄弟全部被杀，当时尤里安只有5岁。这两个幸存皇弟的成长环境自然非常奢华，但他们的童年不可避免在恐惧中度过。他们被安置在偏远的卡帕多西亚，严禁出现于公众场合，他们身边的仆役和教师，还有负责教育他们的主教等等也大多是君士坦提乌斯安插的密探。在这样险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族要么选择纵情声色，要么躲进艺术与哲学中寻求慰籍。大体上伽鲁斯选择了前者，尤罩安选择了后者。尤里安好学深思，学习了大量古典著作，可能是因为和环境的影响和潜意识中的逆反，他对杀父凶手集团所笃信的基督教非常厌恶。君士坦丁诸子间的无穷无尽教派争执丑行以及相关的迫害，流放和谋杀也使得尤里安对基督教深为蔑视。尤里安很早就暗中参加异教仪式，他先后到过很多地方学习，师从著名的异教学者。
　　公元351年，君士坦提乌斯率军进攻西部皇帝马格内恩提乌斯(Magnentius)。此时需要一位副帝来处理非常严峻的东方局势，于是他不得不指定伽鲁斯为东方副帝。伽鲁斯的权力有限，几乎所有身边官僚都是君士坦提乌斯指派的人。即便如此伽鲁斯也终不免于被猜忌，公元354年，西部局势相对平静后，伽鲁斯被君士坦提乌斯招往米兰的宫廷受审，随后被处死。君士坦提乌斯急于回东方处理波斯事务，但此时莱茵河地区又发生骚动，阿勒曼尼人大规模入侵，君士坦提乌斯只得再指定一位西部副帝处理莱茵地区事务。作为皇族中仅存的男性，尤里安是副帝的唯一人选，公元355年，他中断雅典的学业前往西部，被君士坦提乌斯加冕为副帝。

尤里安跟伽鲁斯一样，行动上处处受君士坦提乌斯擎肘，君士坦提乌斯大概只希望尤里安在西部扮演名义统治者角色。在高卢的几年军旅生涯使得尤里安很快成为一个优秀统帅，公元357年，他率13000人的罗马军队在阿尔根托拉拉图姆(Argentoratum)击溃35000***耳曼联军，后迫使日耳曼人屈服。阿尔根托拉拉图姆战役使尤里安在军队中赢得了极高声望。公元360年，君士坦提乌斯大量抽掉高卢精锐部队用于东方战争，此举在高卢军队中激起愤慨，军队拥立尤里安为皇帝。以尤里安当时的实力，他很难成功，极有可能像之前的西部篡位者马格内恩提乌斯那样被君士坦提乌斯消灭。但一年后君士坦提乌斯病死，内战避免了，尤里安成为罗马唯一的合法统治者。
　　可以想像：一个在绝望与恐惧中长大，又在短时间内因接二连三的命运眷顾而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最终成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人，一定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里安在成为阜帝后不久就公开了自己的真实信仰，宣布宗教宽容，废除了所有君士坦丁以来的基督化政策。被没收的异教神庙财产被归还原主，神庙重新开放，公开进行的异教仪式也全部恢复。现代人多以为尤里安的行为是逆民意而行，属于历史的反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当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时，基督徒在帝国中只占绝对少数。经过君士坦丁家族诸帝近半个世纪的极力扶植，至尤里安即位时基督徒的数量也不占多数，元老贵族基本上全部是异教徒。尤里安的行为开始不过是给予异教与基督教相同的地位，这在当时多数人看来是完全合理的。
　　那种认为尤里安想要完全恢复古典社会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表面上，尤里安的宗教理念固然与古老的多神崇拜无异，不过尤里安本质上是个哲学家，那种传统的古典宗教是不能满足一个哲学家的精神需求的。尤里安的哲学思想属于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是帝国后期发展起来与基督教思想竞争的思想体系，其内容远比基督庞杂，缺乏基督教的统一性。事实上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是两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思想体系。基督教起源于东方，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众多因素;而新柏拉图主义则起源于西方，吸收了大量的东方因素。新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思想于公元三世纪成型，其基本宗教思想其实类似于后来的印度教，着多神崇拜的外表，包容了无数传统神灵，但本质上是一神教。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万物之源出于一位至高的神，而各族众多的神祗和神话则是自然真理，宗教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外壳，同样应该受到尊敬和崇拜。因此尤里安本质上并不是真的想要“复古"，他的目标是超越传统古典文明开创新的，更崇高的古典普世文明。这其中也包括吸取基督教的长处。
　　事实上从思想到实践，尤里安都从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借鉴了很多东西，他的宗教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实际考虑。简要言之：经过半个世纪的合法扩张，基督教会已经越来越多地与政府争夺社会资源。君士坦丁以来教会财产与基督教神职人员大幅度增长，这些财产和人员基本免税，其增长势必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除赐予教会大量财富之外，君士坦丁还给予教会众多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民事审判权。教会承办的慈善医院，救济所等也侵蚀了大量政府职能。到尤里安登位时，帝国的大部分公共福利机构和部分民事机构，以及相应的大众影响力已经被移交给基督教会，帝国政府现在只有通过税收和士兵才与个人发生联系。但凡有远见的统治者都能看出教会如此发展的长期严重后果。尤里安在剥夺基督教会众多资源的同时，也意识到基督教会在组织架构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实为基督教成长的力量所在，也正是异教信仰所缺乏的。尤里安试图在政府干预下以基督教会为模本改造异教组织，建立严密专业的神职人员制度，甚至准备模仿基督教建立修道院。新的异教组织也将承办慈善医院，救济所等设施，这些同样是完全模仿基督教会。

两败俱伤，最后归于安拉

这写得和论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