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大林在1941年就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但1943年4月，当4500名波兰精英在卡廷森林“失踪”的真相被披露之后，苏联拒绝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波兰流亡政府也宣布与苏联断交。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无视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英美承认1939年根据苏德条约占领的波兰领土，波兰的损失靠日后割占德国领土来弥补。由于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尽快恢复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罗斯福也表示默许。这样一来，伦敦的波兰政府被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一次可疑的空难中死亡，农民党党魁米科拉伊奇克接任流亡政府总理。他一上任就飞往华盛顿寻求支持。罗斯福此时告诉米科拉伊奇克要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向波兰人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届时将可以强有力且富有成效的支持波兰。大受鼓舞的米科拉伊奇克立即拒绝了苏联方面的一切谈判请求，坚持要求要恢复1921年的苏波边境线。由于之前斯大林提出组建一个包含多方势力的新波兰政府的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还通过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向华沙城的波兰国家军发出警报：斯大林可能正在组织一个傀儡的波兰政权，，必须尽快夺取沦陷区的政权，告诉世人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已存在。

1943年2月，波兰国家军开始筹划代号“风暴行动”的武装起义计划。但是叛徒告密，国家军总司令格罗特-罗维茨基将军在1943年6月30日被党卫军保安处逮捕，但是“暴风”行动如期展开了。1943年12月波兰国家军接到了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科夫斯基将军关于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命令。1944年2月18日，上文提到的科莫罗夫斯基少将成为新任国家军司令，他前往华沙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波兰国家军的“暴风”行动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苏军打击德军的力度上。根据苏军的进度，起义将从东向西逐步展开：首先国家军在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之间点燃战火（利沃夫-维尔纽斯一线是未来波兰流亡政府所能接受的苏波边境的最后底线），随后蔓延到比亚韦斯托克、卢布林、华沙。起义军不但要阻止德军的撤退，还要维持好当地治安，以便流亡政府在苏军到来之前就宣布恢复对大城市的控制。至于起义依靠的基干力量，国家军已经拥有了87000人以上的战斗人员和9000人左右的正规武装，加上后勤和辅助人员，总人数高达35万人。

对于波兰人的这些打算，斯大林当然想得到。1944年1月4日，苏联第一乌克兰方面军越过了1939年的以前的波苏边境线，进入波兰境内。他们身后跟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到处搜捕公开露面的国家军领导人，解除游击队武装，一些波兰抵抗战士被以种种借口关押杀害。1月15日，波兰流亡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苏联尊重波兰的领土和主权。但斯大林置若罔闻，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新的政治资本。就在当年1月1日，同在华沙，苏联支持的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等其他几个政治团体秘密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波列斯瓦夫·贝鲁特为主席。贝鲁特随即宣布，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的政治基础——1935年波兰宪法，而要以三权分立的1921年宪法来组织政府，并且成立新的人代会作为“新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宣布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无权代表人民，并组建了“波兰人民军”。由于苏联大力支持，尽管人民军的力量还不到国家军的十分之一，但对峙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

1941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中）与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左二）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右二）合影。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他于1943年7月接替因空难去世的西科尔斯基担任总理。

1944年7月22日，全国人代会颁布法令，宣布成立行使临时政府职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赫尔姆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自称波兰已解放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并宣布伦敦流亡政府为“非法政权”。8月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苏军刚解放的卢布林，并宣布此地为“新波兰”的临时首都。

伦敦的流亡政府得知消息后万分焦急。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成员泄露出来的计划，苏军将在8月上旬进攻华沙，并期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苏联希望起义由人民军来领导，这样能使起义和红军行动配合起来。届时，由贝林格将军指挥的波兰人民军正规部队将进入华沙，并将这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将把首都从卢布林迁往华沙，从而确立“新波兰”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米科拉伊奇克急忙询问他在国内的代理人尤戈夫斯基，立即起义是否可行。尤戈夫斯基询问了国家军华沙区总指挥赫鲁斯捷尔少将，后者是一名激进的爱国份子。他表示，只有迅速取得对大城市的控制，才能避免它们落入苏军手中，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就动手。

此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已经在华沙以南100公里的地方渡过了维斯瓦河，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坦克部队的前卫甚至推进到了距离华沙只有16公里的沃洛明。7月29日，设于莫斯科，专门负责对波兰广播的“柯希丘什科电台”突然以波兰语发布了一则通告：“一贯拒不投降，与德军周旋到底的华沙城里的朋友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街头与敌人奋战吧，在工厂与敌人奋战吧，在商店和住宅与敌人奋战吧！你们的斗争将保卫国家和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促成最后解放的到来。”苏联人发出了呼吁，而且也担心苏军抢先占领华沙，7月31日下午5点45分，尤戈夫斯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少将、赫鲁斯捷尔少将在位于华沙近郊的总指挥部下达武装起义的最后决定，行动时间定为24小时后的8月1日下午5点整。

但是现实情况是，苏联军队根本不可能在8月上旬进攻华沙，人民军也没有起义的计划，国家军也没有与之沟通，直到起义爆发后人民军才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下支援国家军。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国家军和人民军并无默契配合，依然彼此怀疑和敌视，各自为战，甚至国家军一度否认人民军参加了战斗。在接受盟军和苏军的补给时，国家军也拒绝与人民军分享，并奚落道：“这些完好的物资是英国支援我们的，至于你们去找那些摔坏的苏联补给吧！”国家军还禁止人民军与苏军联系，让人民军接替国家军防守危险地段，借德军之手消灭异己，还直接以武力威胁力量相对弱小的人民军。当战斗进行到9月10日，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战局日趋不利，国家军才转变态度，同意与人民军进行纯军事层面的合作，并共享补给物资。但是，当流亡政府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莫斯科的谈判破裂后，国家军再次与人民军对立，称其为“莫斯科的奸细”，国家军始终坚持反苏立场。

苏联在华沙起义中的角色是最耐人寻味、也是最受争议的。战后长期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苏军有意见死不救，隔岸观火，坐视与其政见不同的国家军被德军消灭，为战后波兰的政权重建扫清障碍。考虑到苏联与波兰的历史宿怨和政治对立，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指责苏联没有援助华沙起义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苏联方面对于起义者的支援较英美更为有力。
　　从当时的战况看，西方针对苏联故意在华沙城外停止进攻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苏军在7月下旬的进攻计划正是打算在行进间夺取华沙。然而，自白俄罗斯战役打响以来，苏军已经激战一月有余，推进了数百公里，补给线大大延长，前线部队损耗严重却得不到足够的补充，至7月底虽然苏军先头部队进至华沙东郊，已是强弩之末。与之相对，德军从其他战线抽调援兵，加强了华沙方向的防御，就在华沙起义爆发当天向苏军发起反击，迫使苏军转入防御并进而退却。8月8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联名向莫斯科提交了新的作战计划，建议从两翼进攻威胁华沙，并且迟至8月25日才继续进攻，间接承认了之前夺取华沙的战役企图已经落空。可以说，国家军起义之时恰好是苏军兵败华沙之际。

虽然苏军没有故意拖延解放华沙的步伐，但在华沙起义之初莫斯科没有给予积极援助倒是事实，联系到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反应其实并不奇怪。自从1943年波苏关系因为卡廷事件破裂后，苏联政府已经对流亡政府失去兴趣，并着手扶持以波兰工人党为主的亲苏派政治力量。在7月31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表示国家军可以协助苏军作战，并希望苏联承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而苏联的态度是请流亡政府与民族解放委员会商谈。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向斯大林请求援助华沙起义时，后者批评起义是“不现实的”，苏军前沿正承受着德军压力，无法派兵援助，但同意空投武器。

1944年8月初在华沙前线作战的德军“黑豹”坦克，隶属于第19装甲师。

无论是1939年的波兰政府，还是1944年的伦敦流亡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持与德国或苏联进行对抗。1939年的亡国惨剧并没有让流亡政府清醒过来，依然将英美当作自己的“坚强后盾”，幻想着在西方的支援下回归故土。那么，英美在华沙起义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在1944年英美的政略布局中，波兰流亡政府实际上是西方与苏联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而且其价值还在不断降低。早在1943年，东线战局的发展让英美感到，苏联迟早会解放全部国土，并向德国本土进军，这也意味着苏联将在战后重新安排东欧政治版图时占据先机。英美当然不甘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因此希望波兰流亡政府能够作为西方的代表归国，给莫斯科制造点阻力。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从1943年底开始，英美就努力促使流亡政府修复因卡廷事件曝光而破裂的苏波关系。但是，英美明确表示不会为波兰的利益而开罪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