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银时代”概念的人本价值
“白银时代”文学是俄罗斯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世纪之交文学创造的思维，是一种审美思维。审美是人从这个世界中获得又赋予这个世界的特殊价值。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文学在反映“白银时代”特征时，必须紧扣人，才能建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无论是对文学的主体还是客体而言，文学都是人的活动，离开了人，文学就不存在。
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索洛维约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在继承斯拉夫文化和基督一东正教传统的同时，接受了近代西方理性文化，采取宗教的形式和观念来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面对现代生活中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客体化及永恒价值理想的缺失，他们付诸宗教的形式和观念，重新构筑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论证人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及其存在的绝对权利，试图开拓一条由内而外的超越之路，以维护信仰、确证人的神性维度。

“绝对存在”的宗教形而上学与道德实践的宗教情感体认相结合，使主体扎根于“绝对存在”的超验本体论结构中，通过直觉主义的生命体验直接把握客体，追求伦理实践意义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价值真理，从而使人的生命活动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这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世界观的总体特征。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看来，只有在内在精神世界中人与神的绝对同一，才能克服外在秩序的束缚，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因为人的精神实在性之确证就在于人性中内在蕴含着神性，即神人的两位一体是人存在的本质规定。因而，重新阐释古老的基督教理论——神人学说，就成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人学主题。神人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人学主题和理论基础，也是宗教哲学家为完善传统形而上学所作的努力。

多声部的新格调，多元化的新状况，多取向的新视界，使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神韵丰厚的新风貌。作家的审美视界在这个时代里也发生了既与十九世纪相去甚远又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的新变异。作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形象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有对那种“大写的人”的塑造，也有对那种“小矮人”的叙写，更有对那种“无望而坚执地抗争之人”的展现。作家意识里“真善美”这三块基石的至尊地位受到了撼动。多少年来一直领受着作家们由衷的人道主义关爱的“小人物”，其文学形象也发生了蜕变：他们的心灵深处也裸露出灰色的阴影。“小人物”们或在对命运的抗争之中走向变异退化，或承受恶的支配而堕落为“小魔鬼”。果戈理的“狂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世界中以更怪诞的形态大显身手。“爱情”与“死亡”之类的永恒主题，“超脱”与“拯救”之类的宗教命题，心理的变态与病态之类的精神现象，取代“谁在俄罗斯活得最好”那类社会现实境况的写照，而备受这个时代的诗人们的反复变奏与作家们的执著开掘。

二、“白银时代”概念的现实价值
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白银时代”文学创造的源泉。面对现实、深入现实、反映现实是文学价值的责任。因此，文学表现人、关切人的现实生活，必须在所有重要的生活构成因素中显明自己的立场，给人以必要的满足、感染和教益。人间情怀既是文学世俗价值的形象表述，也是文学现实价值的具体体现。
那么，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之总体精神氛围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的诠释上，有多种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界说。有人称“白银时代”的表征为“复兴”；有人则认定这个时代的精神为“颓废”。“复兴论”者看中的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历了“独立自在的哲学思想的苏醒”、“诗歌的繁荣”、“审美感受力的强化”、“宗教上的激动不安与求索寻觅的热烈执着”。“复兴论”者认为，这个时代“涌现出一批新型的性灵”，“拥有对创造性生活之本源的一些新的发现”，“看到了一些新的曙光”。而这个时代的光辉则“诚如白银时代所应有的那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乃是一种映像⋯⋯与其说它是在创造，宁可说它是在复活与发现”。“复兴说”又有“艺术复兴说”与“文化复兴说”之分。这两种观点是由文化学家弗·韦依德列在三十年代、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四十年代分别提出的。“复兴论”者看出，这个时代是“日落感、毁灭感同日出感与那种对改造生活的希与那种对改造生活的希冀”“互相交织”的时代。“复兴论”衍生出文化“转型论”。此说主张，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是不同的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转型论”者感兴趣的是“多声部的合唱”，是“复调”中的“整一”。“颓废论”者盯住的则是世纪之交的那一代文人对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偏离与背叛，而看不惯那一批文坛弄潮儿所凸显的“新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创作路子，指责他们反实证主义、非历史主义，谴责他们对非理性的高扬，使无意识泛滥，抨击他们对艺术的社会使命、作家的公民职责、文学的生活教科书功能的全面摈弃。“颓废论”者强调世纪之交的精神危机，突出这个时代众声喧哗的“杂语”状态。“颓废论”者难以认可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而坚持认定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颓废论”者倾心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如何水火不容的斗争态势，感兴趣的是某些现代主义者如何走向现实主义阵营的“归降”情形，钟情的是现实主义在文坛上的“征服”过程。是基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种“红与黑”的锁定，有人将“白银时代”囿定为“现代主义的时代”，以期凸显这个时代的文学甚或文化高扬“审美至上”，推崇“艺术中心”，迷恋“语言魔力”的思想艺术取向，以期强调这个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化视界的内省性、艺术探索的先锋性、创作手法的实验性。

“颓废说”在苏联文艺学界曾长期盛行。“复兴说”在俄侨文艺学界则很有市场。“现代主义时代说”在西方斯拉夫学界依然广有追随者。应当说，这三种诠释都不是毫无根由的，而是以不同的视角道说出“白银时代”精神表征的某些层面。“白银时代”原本就是多表征的文化现象。可是，也应当指出，“颓废说”为“白银时代”遗产在漫长岁月里被打人冷宫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复兴说”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功能，与“颓废说”可谓异曲同工：它从另一个方向上为长期埋没“白银时代”遗产制造了种种口实。至于将“白银时代”定性为“现代主义的时代”，显然也还带有两条道路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的印迹：它在骨子里仍残留着那种冷战姿态——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与十月革命的苏俄文化锁定在对立状态，而去唱“对台戏”。正是这种定性，加剧了“白银时代”遗产在其故乡被冷落遭遗弃的悲剧；而对这个“现代主义时代”的研究，在“现实主义中心论”占主流的苏联文艺学界，自然要蒙上“离经叛道”的阴影，使人不敢问津。可见，有关“白银时代”精神表征的这几种诠释，均饱受意识形态历史风尘的浸染，有心人自可细加品味。

三、“白银时代”概念的理想价值
“白银时代”文学的理想价值是对当时人们精神状态的把握、表现和终极指向。文学的理想价值，超越世俗规约，充分突出了审美的精神色彩，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一个精神栖居之地。人类终极关怀最显著的方式是哲学，但文学往往以审美方式的思想特质，借助哲学资源，将终极关怀化为形象直观的审美方式充分体现出来，在终极关怀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学也因成就终极关怀而获得了印证人类自身的理想价值。
“白银时代”的文学首先是精神一致的现象，但同时艺术手法上的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特点，这种一致来自哲学一美学立场。现实的变形、神话的形象；过去的诗学同时被感伤和讽刺地接受；古老的俄罗斯被看作精神健康的生活的理想和民族优秀品质的概括；而史实性和抒情性相结合，博大宏伟与精致细腻相结合是“白银时代”修辞上的典型特征；世纪之交人的敏感性、多值性、多变性、力量与虚弱的交替、悲剧性的急剧变化都反映在作品中。

在世纪之交那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做到不鼠目寸光，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的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息息相关的。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层。他们迷恋于自己认定的理想，并时刻准备为这个理想去坐牢、流放、服苦役。他们激烈地批判现实，但并不急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们拒绝行动，宁愿像奥勃洛莫夫一样死在躺椅上，宁愿像“地下室人”那样发疯。他们是“行动的矮子”，但他们是“语言的巨人”；也就是说，他们热衷于在世俗的角度看来是“无意义”的事情，因此而维护了精神的独立性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自由和得救的问题，而不是存在或意识的问题。他们还坚定地认为，改造人性是靠道德和精神的自我完善，靠人神意志合一的“内心圣洁化”来实现的；而改造社会则首先要靠君主的心灵的圣洁化。“通过改造的途径达到完善的，不是社会外部的宏观结构，而是个人内心的微观结构。⋯⋯活动的场所不是社会的场所，尤其不是革命的竞技场，而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因此，关于受难的精神、忧郁的灵魂，以及如何才能获救的问题，成了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话题，也成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全盘地继承了上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是，知识分子依然在沙俄帝国权力和老百姓自发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下生存。这里的“老百姓”由原来信仰上帝甘做奴隶的农民，变成了只认金钱和“日常生活”的市民了。

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思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对于他们来说，直接面对人的灵魂的文学问题就是最本质的哲学问题，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变化来发现问题。同时，上述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不只是材料意义上的，而是反映了整整一代作家精神现象的文体变化。
所谓“白银时代”，是相对于19世纪初叶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而言的，主要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这时正是俄罗斯历史转折、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是俄罗斯诗歌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文化空前活跃，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在整个“白银时代”的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和流派，如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意象派等等。这些思潮和流派在不同程度上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声称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其中尤以未来主义为甚，他们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思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借此“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些个性鲜明的诗人以其多姿多彩的耕耘，使俄罗斯抒情诗艺术又一次以“群星璀璨”的形态，展露其叹为观止的神韵。在社会动荡精神危机的非常时期，这些诗人空前热烈地沉吟生存窘困与性灵嬗变，空前热忱地发挥诗人对生活感受的鲜明与深切，运用诗歌感觉的瞬间性、表现的敏捷性，去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继而成为时代情绪的喉舌。但是他们的诗歌中普遍具有很深厚的哲学素养，强烈的宗教迷恋，所以表现出相当高的哲学品位，相当浓烈的宗教意味。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可以感受到那种一心要超越尘世而转向彼岸之精神的漂游与求索，那种一心要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对存在本相之真谛的神往与寻觅；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也可以领略到那种对神秘的彼岸的疏离，对多彩的人世的接纳，对物象的明晰之刻意的凸现，对形象的细节之精雕细镂，对遥远的过去时代文化余韵的深情回应；打开这个时代的诗篇，更可以观照到那种狂放不羁的反叛姿态，那种俄罗斯式极端主义独有的挑战激情。

别尔嘉耶夫曾经说：“我沉醉于俄罗斯20世纪初期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氛围中⋯⋯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
“白银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史画上了浓重的一笔，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俄罗斯历史文化发展的久远与深刻内涵，为俄罗斯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我们更全面更细致地剖析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史提供了广泛素材，所以洞察、开采“白银时代”是了解整个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