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20岁的时候接触到鲍勃·迪伦,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你为什么喜欢他?
汪峰:我20岁时,我们在音乐学院听的还是磁带,我同时听到了like a rolling stone和flow in the wind,当时是旋律先感染我,我特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不认为他们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听。迪伦从学院派角度看基本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嗓子,没有任何共鸣,低音区没有,基本上就是瘪的、尖的。我就觉得奇怪,like a rolling stone那么长,而且没有什么旋律变化,每一段都叨叨叨叨一模一样,但这首歌几乎影响了西方所有著名歌手,我找到这首歌的翻译,看完我晕了。特别深刻,特别带劲。我开始大量找他的作品,翻译了大部分歌词。
新京报:什么时候接触到凯鲁亚克的?你在歌里面使用了很多和他的“在路上”、“流浪”相似的意象,你年轻时,总想着要出发,要离开,要流浪,但是你最终没有走,留下来了。
汪峰:接触到凯鲁亚克我21岁。我喜欢他的《在路上》、《流浪的达摩》,更喜欢《赤裸午餐》,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歌里都是这样的句子和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走出去,不必只依赖流浪,才能换一种生活。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心要真正的宽广,路才会宽广。如果心是狭隘的,走遍全世界也没用。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多年,环境更艺术化,更不社会化,毕业以后,开始真正做摇滚乐,我意识到,我必须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而不是端着自己,我1994年毕业,一直到2000年,五六年时间出来租房子,没有钱,靠理想做音乐,这是我接触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特别可贵的。
新京报:四十不惑,人会更平和,但你在公开场合说过,该愤怒的时候还是会愤怒。你现在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事情还会愤怒吗?
汪峰:愤怒需要坚持吗?我觉得到了80岁的时候,该怒的还是会怒的,人的平和是生理性的。当生不了气了,机能承受不了激动的东西,不会愤怒,才是可以理解的。对好多事情,人是有世界观的,当你觉得社会不公,特别匪夷所思的东西出现,你不可能不愤怒。不过,我非常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是社会活动家,一些特别明确的社会事件不会出现在我的歌里。
新京报:有人说,时至如今,汪峰歌中和诗中的迷惘和意象还在重复,你是谁,你何去何从这种终极问题,你从年轻时代一直问到现在,持续追问有结果吗?
汪峰:书里我也谈到过。只是没有那么大篇幅。我曾经特别在意对一些东西的重复使用,尤其是在别人提出之后。之所以还在重复沿用,因为我明白,它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迷茫,孤独,爱情,或一些形容词,不是我没别的词了。而是,它就是亘古不变的,该用时就要用。
新京报:创作型歌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新自己。现在你商业成功了,还在阅读吗?
汪峰:我从18岁到23岁,基本上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包括道德经,还有西方古典文学,都读过,懂不懂是一回事,但读没读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一天你回头会发现你20岁时读过的那本书,可以指导你现在的生活阶段。它给你一定的世界观和素质。现在该看书的时候我还会看的。最近这一两年很忙碌,去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在读博尔赫斯,还有于坚,都很好。没有整块时间去看小说,会在网上阅读和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