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登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邦、万里、大明、汉斌、关根等人。我和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叔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吃饭时，我和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邦叔叔，头一回听到这叫法，老聂通天，难怪能量大

o 你是巨蟹座的 去算算命吧 近段时间应该有事。。。

胡……？

于邦？不认识

缺点和优点都特别明显

老聂成名那么多年，还是非党员。有意思。

89春晚“爱的奉献”后下一个节目是“部队拉歌”这记忆力是不是很厉害

快三十年过去了，互要邦还是敏感词，这社会进步太慢了。跟经济严重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