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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人物》栏目导演刘斌http://blog.sina.com.cn/liubean
在不断被拒绝采访和拍摄的违法者们恶语相加，甚至殴打之后。《红绿灯》栏目的记者们终于想到了要在节目中声明自己的权力。虽然当时身边就站着警察，他们并不是总能享受到和“执法者”一样的待遇。无论对于记者，还是那些敢于拒绝拍摄的违法者，能够公开地在电视上讨论自己的权力，这都是好事，也是一种进步。
如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岳律师所说，只要不以盈利为目的，记者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在采访和拍摄那些违法者时，并未侵犯他们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岳律师在采访中分别解释了肖像权和隐私权的涵义。侵犯肖像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未经对方同意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对方的肖像；一种是使用对方的肖像并加上不实的言论造成对方名誉的损害。而隐私权只是在私密的空间有效，在公共场所，采访和拍摄那些违法者，据实地报道和播出这些画面并不构成对违法者隐私权的侵犯。
随后，主持人在节目中用得意地语气指责：那些违法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摄像机，声称自己拥有肖像权和隐私权，其实是在“不懂装懂”，是为了掩盖自己“丑行”的借口。这样带有人身攻击的词汇，如果出自网络论坛里那些没有话语权的网民倒情有可原。一个法制节目的主持人说话怎么能如此刻薄。难道那些违法者的人格就不应该被尊重么？法律的裁决和道德的评判之间如果可以划上等号的话，法律必无公正可言，因为人人都会做主持正义的“法官”。道德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主持人的这些话恰恰暴露了这个“法制”栏目的记者们法律意识的淡薄。
事实上，那些被拍摄下来的“丑行”满足了观众的看客心理，为电视台带来了高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这已经是业内皆知的秘密。大家都要讨生活，节目有人爱看，记者们才有饭吃。但是本来为利益所驱使，表面上却要做道德的评判者，就显得太不厚道了。何况那些被主持人指责的“丑行”中，除了违法行为，例如酒后的失态，更多的是指违法者在镜头前不配合的表现，尤其是拒绝采访，主张自己权力时的激烈语言和动作。
其实肖像权也好，隐私权也好，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面对记者的采访时，究竟有没有权利拒绝呢？我不是律师，无法准确地去援引法律条文。但据我所知，我们国家至今没有法律的条文对“采访权”加以规定。“采访自由”这一说法也只是由《宪法》中言论出版自由而延伸出来的。至于被采访人的权力，同样也出自于《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延伸。也就是说，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样也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有接受采访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拒绝采访的权力。而《中国新闻工作者新闻道德准则》也规定：“通过合法的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 总之，在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前，一切都悬而未决。这样尴尬的现状在节目中却从未提起。究竟是那些违法者“不懂装懂”，还是那些记者们“懂装不懂”呢？
电视台作为舆论监督者，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的某种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这很容易使记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手中也握有什么“权力”。有人提出采访权应是“权力”之权而不是“权利”之权，还有人主张实行强制性采访，要求对于记者的调查采访，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拒绝、抵制、隐瞒。这都是将记者的“权利”变成了“权力”。
现在我们明白。那些违法者虽然感觉自己应该有着拒绝采访的权力，但在法律上确实又找不到说法，只有肖像权、隐私权这些似是而非的法律名词可以做临时的武器。更何况面对着一群警察和记者时，他们既是违法者，也是弱势群体，一切的反抗都是“丑行”（即使有人说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那些画面也可能被剪辑掉。毕竟，“丑行”比“美行”好看）
但是，试想在现实当中，一个正常走在街头的路人，在遇到记者要求采访和拍摄时，是否有权拒绝呢？答案当然是有。而如果一旦他拒绝，有没有哪个记者会说自己有绝对的采访权，强迫那个路人接受呢？如果真有哪个记者敢胆大妄为，不惜付出被起诉的代价对那个路人穷追不舍，逼问到底。动机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那个路人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个有新闻价值的名人。正如被狗仔队狂追得车毁人亡的戴安娜王妃。
既然记者没有绝对的采访权，那为什么一个违法者就无权拒绝记者的采访和拍摄呢？难道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同时就意味着丧失了拒绝采访的权利么？而当记者和执法者站到一起时就拥有了绝对的采访权力了么？
我也是一个电视记者。有过采访和拍摄遭到拒绝的经历，也因此有沮丧甚至愤怒的时候。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即使你面对一个罪犯，即使你站在警察的身后。特权只会制造谎言和不公正。身为一个记者，我明白在很多时候，那些接受自己采访和拍摄的普通人也好，名人也好，是出于对这个职业的尊敬，而非对我个人的好感。而这尊敬来自于新闻行业要客观、公正和独立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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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人物》栏目导演刘斌http://blog.sina.com.cn/liubean 在不断被拒绝采访和拍摄的违法者们恶语相加，甚至殴打之后。《红绿灯》栏目的记者们终于想到了要在节目中声明自己的权力。虽然当时身边就站着警察，他们并不是总能享受到和“执法者”一样的待遇。无论对于记者，还是那些敢于拒绝拍摄的违法者，能够公开地在电视上讨论自己的权力，这都是好事，也是一种进步。
如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岳律师所说，只要不以盈利为目的，记者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在采访和拍摄那些违法者时，并未侵犯他们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岳律师在采访中分别解释了肖像权和隐私权的涵义。侵犯肖像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未经对方同意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对方的肖像；一种是使用对方的肖像并加上不实的言论造成对方名誉的损害。而隐私权只是在私密的空间有效，在公共场所，采访和拍摄那些违法者，据实地报道和播出这些画面并不构成对违法者隐私权的侵犯。
随后，主持人在节目中用得意地语气指责：那些违法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摄像机，声称自己拥有肖像权和隐私权，其实是在“不懂装懂”，是为了掩盖自己“丑行”的借口。这样带有人身攻击的词汇，如果出自网络论坛里那些没有话语权的网民倒情有可原。一个法制节目的主持人说话怎么能如此刻薄。难道那些违法者的人格就不应该被尊重么？法律的裁决和道德的评判之间如果可以划上等号的话，法律必无公正可言，因为人人都会做主持正义的“法官”。道德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主持人的这些话恰恰暴露了这个“法制”栏目的记者们法律意识的淡薄。
事实上，那些被拍摄下来的“丑行”满足了观众的看客心理，为电视台带来了高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这已经是业内皆知的秘密。大家都要讨生活，节目有人爱看，记者们才有饭吃。但是本来为利益所驱使，表面上却要做道德的评判者，就显得太不厚道了。何况那些被主持人指责的“丑行”中，除了违法行为，例如酒后的失态，更多的是指违法者在镜头前不配合的表现，尤其是拒绝采访，主张自己权力时的激烈语言和动作。
其实肖像权也好，隐私权也好，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面对记者的采访时，究竟有没有权利拒绝呢？我不是律师，无法准确地去援引法律条文。但据我所知，我们国家至今没有法律的条文对“采访权”加以规定。“采访自由”这一说法也只是由《宪法》中言论出版自由而延伸出来的。至于被采访人的权力，同样也出自于《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延伸。也就是说，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样也有不发表言论的自由，有接受采访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拒绝采访的权力。而《中国新闻工作者新闻道德准则》也规定：“通过合法的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 总之，在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前，一切都悬而未决。这样尴尬的现状在节目中却从未提起。究竟是那些违法者“不懂装懂”，还是那些记者们“懂装不懂”呢？
电视台作为舆论监督者，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的某种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这很容易使记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手中也握有什么“权力”。有人提出采访权应是“权力”之权而不是“权利”之权，还有人主张实行强制性采访，要求对于记者的调查采访，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拒绝、抵制、隐瞒。这都是将记者的“权利”变成了“权力”。
现在我们明白。那些违法者虽然感觉自己应该有着拒绝采访的权力，但在法律上确实又找不到说法，只有肖像权、隐私权这些似是而非的法律名词可以做临时的武器。更何况面对着一群警察和记者时，他们既是违法者，也是弱势群体，一切的反抗都是“丑行”（即使有人说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那些画面也可能被剪辑掉。毕竟，“丑行”比“美行”好看）
但是，试想在现实当中，一个正常走在街头的路人，在遇到记者要求采访和拍摄时，是否有权拒绝呢？答案当然是有。而如果一旦他拒绝，有没有哪个记者会说自己有绝对的采访权，强迫那个路人接受呢？如果真有哪个记者敢胆大妄为，不惜付出被起诉的代价对那个路人穷追不舍，逼问到底。动机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那个路人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个有新闻价值的名人。正如被狗仔队狂追得车毁人亡的戴安娜王妃。
既然记者没有绝对的采访权，那为什么一个违法者就无权拒绝记者的采访和拍摄呢？难道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同时就意味着丧失了拒绝采访的权利么？而当记者和执法者站到一起时就拥有了绝对的采访权力了么？
我也是一个电视记者。有过采访和拍摄遭到拒绝的经历，也因此有沮丧甚至愤怒的时候。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即使你面对一个罪犯，即使你站在警察的身后。特权只会制造谎言和不公正。身为一个记者，我明白在很多时候，那些接受自己采访和拍摄的普通人也好，名人也好，是出于对这个职业的尊敬，而非对我个人的好感。而这尊敬来自于新闻行业要客观、公正和独立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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