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公在位时间虽仅有两年， 但他却及时抓住了 宝贵的时机， 果断决策迁都雍城， 奠定了 秦人后世子孙饮马黄河的丰功伟业， 同时也为后来秦穆公抗礼晋楚、独霸西戎作了铺垫。

德公迁都雍城以后， 秦国步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特别是秦穆公任好即位后， 举贤任能， 大兴农耕， 使秦国的综合国力有了 显著提升。 同时不断扩大与中原诸国的文化交流， 一改过去单一地承袭宗周文化的保守、 落后面貌， 积极主动地学习、 吸收中原诸国的先进文化。
此外， 秦国还继续坚持东向发展的既定国策， 先后消灭了 关中东部的陆浑之戎和茅津之戎， 将秦国疆土拓展至黄河沿岸，使得秦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这就引起了 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 不仅强邻晋国主动与秦国联姻并结成战略同盟， 陇西诸戎也派使者前来朝贺。
《秦本纪》 曰： “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 其先晋人也， 亡入戎， 能晋言。 闻穆公贤， 故使由余观秦。 秦穆公示之以宫殿、 积聚。 由余曰： ‘使鬼为之， 则劳神矣。 使人为之， 亦苦民矣。’”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秦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文明水平已达到非常高地程度。
在西戎使者由余看来， 秦国与中原诸国大体无异， 个别方面甚至超过了 中原诸侯国。
秦穆公也自视其为华夏正统， 不断向由余炫耀其辉煌的宫殿和丰裕的财货储备， 却遭到了 由余的蔑视和嘲笑， 认为这是奢侈浪费、 劳民伤财。
俨然， 在由余看来， 秦国虽然有着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 但却过于骄奢淫逸， 不像西戎那样， 依然保持着淳朴、 善战的社会风气。
秦穆公不解， 遂问道： “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 然时尚乱， 今戎夷无此， 何以为治， 不亦难乎？ ”
由余笑着说：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 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 身以先之， 仅以小治。 及其后世， 日以骄淫。 阻法度之威， 以责督于下， 下罷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 上下交争怨而篡弑， 至于灭宗， 皆以此类也。 夫戎夷不然。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 下怀忠信以事其上， 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 不知所以治， 此真圣人之治也。”
在由余看来， 中原虽有诗书礼乐法度， 然因过于看重诗书礼乐的作用， 使得社会等级制度日益森严， 君尊民卑， 上下失信。 贵族骄奢淫逸， 百姓却穷困潦倒， 从而使法令不通， 才有了 今天诸侯相争、 群雄混战的局面。 而西戎则不一样， 没有“诗书礼乐” 的束缚， 依然遵循着黄帝时期的“圣人之治”， 君民各司其职， 民风淳朴， 天下归宁， 才使西戎保持了 强大的战斗力。
由余所言句句切中时弊， 这也使得秦穆公深受启发。 秦穆公没有想到在西戎蛮荒之地， 却有如此聪慧贤达之人， 遂有了 让由余为秦所用的念头。
况且， 秦国与西戎为邻， 加之秦人对西周末年的戎患有着切肤之痛。 穆公虽早已有扫除境内外戎狄割据势力的想法， 但却心有余悸， 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由此可见， 秦穆公时的西戎诸部， 仍有一定的战斗力， 他们与秦国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由余观秦表的状态。 由余观秦表面上是仰慕秦国文明， 但实际上是为了 刺探军情， 了 解秦国战备和军事部署情况。

同时“秦” 的威名也随着西戎的迁徙流动， 而远播于遥远的西方。
据林剑鸣先生考证，公元前四、 五世纪时的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便是“秦” 的音译（有些中文译本的圣经《旧约· 以赛亚书》 则称秦为“希尼” ）。
因此， “秦” 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其源头当始于秦穆公时期。

雍城作为秦都， 始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 677 年）“初居大郑宫”， 一直到秦灵公二年（公元前 423 年） 迁都泾阳， 前后持续了近 255 年之久。
经过历代秦公的扩建完善， 雍城的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当时诸侯列国中都城建造的典范。
秦穆公时， 西戎使者由余“观秦”， 当看到雍城辉煌的宫殿时， 不禁发出感叹说： “使鬼为之， 则劳神矣。 使人为之， 亦苦民矣。”由此可见雍城规模的宏大。虽然雍城的地面建筑现已荡然无存， 然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 经过勘探发掘得知， 秦都雍城遗址就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 雍水北岸一带。
西戎到底有多少国家被秦穆公消灭？ 文献记载不一， 或言“八国” ， 或曰“益国十二”。 所谓的“八国”、 “十二国”只是概数， 其实际数量当不限于此。 诚如元之“蒙古”， 虽称之为“蒙古”， 然其部族却有数十部之多。 当时的西戎仍处于落后的氏族社会时期， 他们聚分不定， 支脉庞杂， 生活习俗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