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甄”故事定型的时间
《感甄记》中的许多细节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提供的信息包括：关键道具———玉镂金带枕；两大基本情节：（1）曹植追求甄氏不遂，甄氏归于曹丕；（2）甄氏死后显灵于洛水，与曹植相见，曹植为此而作《洛神赋》。从文本产生的角度来说，这段文字乃是攒集《洛神赋》和其他文本而成，关于其套改《洛神赋》语句的情况，学者已有考述，[3]至于对其他文本的套用，略有以下几例：
遂用荐枕席/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高唐赋》）
欢情交集/欢情未接，将辞而去。（《神女赋》）
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三国志》注）
这种情况表明，《感甄记》一开始并不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而是先有故事情节，后被加工成文字。也就是说，“感甄”故事和《感甄记》产生的时间并不是同步的。那么《感甄记》产生之前的“感甄”故事包含哪些信息呢？
在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之前，姚宽《西溪丛语》也记载了《感甄记》（有学者怀疑这一段为后人补入[4]），再往前推，晚唐裴铏《传奇》中有一则小说也与“感甄”故事有关，现载《太平广记》卷三一一：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5]（P5171）
这段文字所包含的信息看似与《感甄记》大同小异，其实在内容细节上有不少差异：（1）《感甄记》中只说曹植遇甄后于洛水之上，而萧旷的故事则直接点出“洛神即甄皇后”，意指凡人死后成神，这一改编无疑与唐代流行的仙道小说有莫大的关系。（2）《感甄记》中说甄后“为郭后以糠塞口”，暗示甄后之死与其和郭后之间的争宠有关，还算保留了前代史书的叙述；萧旷故事却说甄后之死“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是死于三角纠葛。（3）《感甄记》中说把题目“感甄赋”改成“洛神赋”的是魏明帝，而萧旷故事中改题的却是曹植自己。因为这两则故事的差异，沈达材认为萧旷故事的作者薛莹并没有看到《感甄记》，[2]（P15）但也不能排除萧旷故事正是对《感甄记》进行改编的结果。这也再次证明在“感甄”故事形诸文字之前曾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口头传播，所以不同的文本记载会有内容上的不同。
除此之外，晚唐时期还有一些诗文使用了“感甄”故事的典故。李商隐曾经反复咏叹，《东阿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无题》：“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可叹》：“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代魏宫私赠》：“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陆龟蒙《自遣诗》亦云：“多情多感自难忘，秖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从这些诗句来看，当时流传的“感甄”故事和《感甄记》情节基本一致，已经包含了“留枕”“甄后与曹植有情”“曹植赋《感甄》”等信息。
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感甄”故事的记载出现在中唐元稹的诗作中，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句：“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此诗有题下注“年十六时作”，时当唐贞元十年（793年），但有学者认为此为元稹自夸之辞，此诗当作于元和五年（810年）之后、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写作《连昌宫词》之前，理由之一是诗中某些使事用语比较尖新。[6]至少在“感甄”这个典故上确实如此，在元稹之前没有发现其他文人使用这个典故，元稹自己的诗文中也仅此一例。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对某个典故的认识是比较固定的，比如李商隐笔下的“宓妃”或“洛神”都暗含“感甄”意味，但元稹在其他诗文中使用《洛神赋》故实的时候并没有透露出与“感甄”故事有关的信息，比如《月三十韵》有句“捐箧辞班女，潜波蔽宓妃。”1白居易作于元和二年（807年）末的《祭故赠婕妤孟氏文》有云：“以尔有班氏之明智，故赠以婕妤；以尔有宓妃之淑容，故葬于洛浦。”看来“班女”和“宓妃”是元白在一段时间之内常用的典故。以元白诗文交流的密切程度，如果元稹得知“感甄”故事，白居易没有理由不知道，更不可能在明知“感甄”故事的情况下，还在祭文中以“宓妃”类比孟氏，这说明在元和二年的时候，“感甄”故事还没有产生或者流传开来。元稹得知“感甄”故事肯定是在从元和二年到写作《代曲江老人百韵》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本文同意《代曲江老人百韵》的写作时间在元和五年到元和十三年之间的推论，1而“思王赋感甄”一句概括了“感甄”故事的基本情节，说明在元稹引用之前，“感甄”故事的情节已经比较完善且流传过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将“感甄”故事定型的时间定在元和二年到元和十三年之间。
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性，傅刚先生在《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一文中指出：
顾恺之画《洛神赋图》，洛神梳灵蛇髻。据民间传说，灵蛇髻为甄后发明，故顾恺之所画洛神，即据甄后为原型。案，这个传说出自《邺中记》及《采兰杂志》，《邺中记》为晋陆翽所撰，《采兰杂志》阙名，则所谓甄后创灵蛇髻，可能是托名，但顾恺之确绘为灵蛇髻，亦证这一传说于东晋时已经流传。
如果是这样的话，世人将曹植写《洛神赋》附会为感甄，有可能在东晋时已经产生。[7]这个说法能不能成为定论，还存在疑问。首先，现存《洛神赋图》都为后代摹本，其底本到底是不是顾恺之所作也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洛神赋图》底本产生于顾恺之时代到南朝时期，不论《洛神赋图》是不是顾恺之所作，它都体现了东晋至南朝时期人们对于《洛神赋》及洛神传说的理解。其次，曹植《洛神赋》中描写洛神“云髻峨峨”，与现存《洛神赋图》中所画的洛神发型有出入，这说明画家的创作并非完全忠实于赋作，而是出于自己的艺术构思。但是，这种发型到底是不是“灵蛇髻”尚无确证，今本《邺中记》中并不见“灵蛇髻”故事，[8]《采兰杂志》出现的时间又比较晚，不能作为坚实的证据而成立。而且现存《洛神赋图》摹本中洛神的“双鬟”发型也见于画中的其他仙女形象，这说明画家采用这种造型的主要意图是表现仙女身份。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晋明帝作有《洛神赋图》和《东王公西王母图》，[9]（P48）而据学者研究，六朝时期绘画中的“洛神”和“西王母”形象塑造有某种一致之处，可能有共同的祖型，而这种祖型可能是晋明帝创立的。[10]（P126—135）这表明在晋明帝的心目中，“洛神”应该和“西王母”一样，是一位美丽的女仙形象，这一时期“洛神”传说和甄后形象还没有发生联结。从现存资料来看，“感甄”故事产生的时间还当以中唐为是。但是，六朝时期流传的甄后和三曹故事已经为“感甄”故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感甄”故事和唐人的“期待视野”
“感甄”故事为什么直到中唐时期才产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此要引入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的概念。所谓“期待视野”，指的是“读者以往获得的经验、知识以及文学素养、欣赏趣味等综合形成的潜在的定向型的期待，是文学阅读、接受得以可能的前提，也对理解发生的界限起限制作用”[18]（P427）。简单地说，“期待视野”就是读者在阅读接受文学作品时的心理预设，读者个人有个人的“期待视野”，一个时代也有时代的“期待视野”，“所有文本及其阐释，都明显受到时代视野的影响”[19]（P181）。正是因为唐代读者“期待视野”的作用，《洛神赋》在唐代的接受才催生出了“感甄”故事。
本事演绎是唐代文学接受的一大特色，特别是诗本事在中唐以后更为盛行。这种特点反映了当时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期待，期待“歌诗合为事而作”，期待在抒情作品中挖掘出叙事意味，期待通过阅读作品得到关于作者生平行迹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产生的文化消费需求，唐传奇就是因这种文化心理而生，同样，本事演绎也是如此。那些能够产生本事故事的作品大多具有一定的叙事因子，而又含而不露，部分地而不是全面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同时又吸引读者浮想联翩，乃至去虚构出一个个本事故事。《洛神赋》就是如此，内容虽然可以概括为人遇到神女的故事，但赋的重点在于铺陈和抒情，故事的前因后果却迷离恍惚、含糊不清，因此才促使人们从赋的内容寻找本事，进而附会出“感甄”故事来。
从文体的角度来说，《洛神赋》属于源远流长的“神女赋”题材，这一题材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小说化了，比如西晋张敏《神女赋》，讲的是神女成公智琼与小吏弦超相恋的情事。再比如从《高唐赋》《神女赋》中衍生出的“巫山神女”故事，在唐代诗歌中大量地作为典故被使用，这说明赋这一文体在唐代已经过了接受的黄金时期，比起其中的文学技巧和清词丽句，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传奇故事。上文提到，从六朝到唐代，人们往往认为《洛神赋》是写实的作品，这或者是出于“神道不诬”的观念，或者是受到仙道文化的影响，总之，面对《洛神赋》，唐代读者期待的是能从中读到曹植和洛神缠绵曲折的爱情本事，这一点，《洛神赋》本身没有达到，“感甄”故事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感甄记》中的人物形象也与唐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关。前人曾指出，从史实来看，甄后和曹植年龄差距较大，像《感甄记》中所说的“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是不可能的事情，殊不知，这乃是唐人在时代文化心理作用下的合理想象而已。在唐代，曹植争位失败者的形象已经被贵游公子的形象取代了，1比如李白《将进酒》中的曹植形象：“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而贵游公子的生活怎么可能和追逐美色脱离关系呢？正是在这种想象中，兄弟争甄的情节才可能产生。但试看《感甄记》中曹丕赠枕的情节，兄弟相争的剑拔弩张一扫而空，反而代之以体谅和容让的温情脉脉，曹植虽仍是一个失意才子的形象，曹丕却似乎只是一个上位者的符号，并无加害曹植的举动，这和《世说新语》中的描述是何等的反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人是通过当时的权贵和士人形象去想象丕、植之间的关系的，这一点在余才林《<感甄记>探源》一文中有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感甄记》和唐代流行的感妓故事有密切关系，这一观察非常敏锐。[20]而且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曹植意气风发的贵游公子形象符合盛唐时期的文化审美，那么，《感甄记》中曹植的失意伤感形象则正迎合了中晚唐时期的社会氛围。
之所以说“感甄”故事明显受到了唐代艳情文学的影响，还因为《感甄记》中有一个重要道具———玉镂金带枕。在很多神女故事中，神女与恋人分离时都会赠予礼物，由于《洛神赋》中已经明确地写了“洛神”临去时“献江南之明珰”，所谓“玉镂金带枕”只能是后起的情节。虽然从《高唐赋》中巫山神女的“愿荐枕席”开始，“枕”就有了一种暧昧的意味，但“留枕”“赠枕”这种行为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还是在南朝时期。《玉台新咏》卷四载鲍令晖《代葛沙门妻郭小玉诗二首》之二有云：
君子将徭役，遗我双题锦。临当欲去时，复留相思枕。
题用常着心，枕以忆同寝。行行日已远，转觉思弥甚。
读诗可知，“留枕”乃是表达相思之情的意思，这一情节的出现可能和南朝民间文学中盛行的“双关”手法有关。而之所以说“感甄”故事产生在唐代，是因为直到唐传奇作品中才开始出现“赠枕”的情节，比如张鷟《游仙窟》中有云：“遂唤奴曲琴取相思枕，留与十娘，以为记念。”又张鷟之孙张荐所著《灵怪集》记载了一则唐人郭翰与织女遇合的故事，其中写到织女与郭翰离别时，“以七宝枕留赠”[5]（卷六八，P790）。由此可知，《感甄记》中的“玉镂金带枕”是受到唐传奇中类似情节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道具的作用满足了唐代读者对“枕”这个意象的期待，同时，它和唐代读者对艳情故事的文体期待也是相合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文体期待、意象期待之外，真正决定了“感甄”故事底蕴的是中唐读者的意蕴期待。傅刚先生曾经把“感甄”故事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提并论，认为两个故事都是产生在中唐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7]这其实是因为，“感甄”故事和天宝遗事具有相同的故事意蕴。所谓“感甄”，其实“曹植”所感念的并不是“甄后”，而是逝去的青春、爱情和梦想，和白居易《长恨歌》一样，《感甄记》的爱情故事背后所蕴含的乃是对逝去繁华的感念和追忆，是对沧桑世变的悲叹和失落。中唐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这种意蕴期待，正是“感甄”故事产生和风靡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从产生机制来看，“感甄”故事是唐代《洛神赋》接受的产物，六朝小说中三曹和甄后的形象演化为此奠定了基础，而唐代读者特有的“期待视野”则为“感甄”故事的产生创造了文化心理氛围。从内容建构来说，“感甄”故事主要吸收了六朝小说的营养，从父子争甄到兄弟争甄，再到“人鬼恋”情节的运用，无不体现了六朝小说的创作模式。“感甄”故事是一则《洛神赋》本事故事，本来具有史料和小说的双重属性，但由于其产生年代距离史实发生年代久远，产生过程又以虚构和想象为主，也就不存在什么史料价值了。而其强烈的小说属性却引发了读者的兴趣，甚至以颠倒因果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洛神赋》的解读。长期以来，关于“感甄说”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并不仅是真伪之辩，也是雅俗之争，可以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俗文学以它坚韧绵长的生命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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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下李善注云：“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这句注文虽然所有宋刻《文选》版本中都有，但也不一定是李善原注，有可能是唐五代读者的批注，被误掺入宋刻《文选》，它的存在也并不能证明《感甄记》就是李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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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植甄谰言，这位作者的基本立场我完全赞同，但是以上文段我觉得还是有些牵强了。
“有可能是唐五代读者批注，误刻入宋刻《文选》”——依据何在？
我自己亲自查过的日本足利学校本是宋明州刻本原件，朝鲜刊本是宋秀州刻本的后世翻刻，同属五臣-李善系统，而尤袤刻本是李善-五臣系统的，编排迥异。无论从时间还是系统上看，都完全有理由认为前面提到的两本都不会受到尤袤刻本影响。
所以，《记》姑置不论，“盛年”一条李善注，不同系统的各个版本都有，肯定不是偶然。这个作者仅仅用一个“唐五代读者批注误入”的凭空猜测就解释过去了，是不是不够严谨？
我觉得《记》和后面那条“盛年”是不是李善所注，确实值得商榷。但是这个商榷是已立而需证伪的，而不是需证其有的。既然其他系统的宋刻本也引用了“盛年”一条注，说明植甄受到各版宋刻本的普遍接受，那么采信《记》也就完全不奇怪。独尤刻本有之的原因，我想仅仅是因为系统不同，导致编排有异。足利本、朝鲜刊本的体例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后。所以先排五臣注后，用“善注同”，把李善的注略过了，李善到底注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不能从这被归并而略去的语焉不详之处否认李善本引《记》的可能。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宋人不死，验尤袤之厚诬。
总之，对于作者此处含糊的论述，我认为：暂时还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不如不要说，调查清楚再写成/进论文；如果不可避免要提到，也应该保留余地，而不是填以无据的猜测强行成说。

我还说这风言风语是司马懿搞出来降曹叡威望的呢

“期待视野”这一部分讲的挺好的。研究文学的过程也是心理素质锤炼的过程。能够轻描淡写地把令人愤慨的谣讹当做一个纯粹的客观现象，心平气和地分析其因缘，安谓其非修道邪。

这说明古人有时也挺无聊的，乱八卦，瞎胡编

我认为感甄应该是误作吧，丁晏批注的是感鄄，试想洛神赋于黄初三年作，曹丕立郭皇后，曹植敢写甄后?而且曹丕对其并不放心，一直迁封，这时候写，不怕死吗，曹植于黄初三年三月封为鄄城王，时间对上的，文中吾将归乎东路，应该是指在洛阳东面的鄄城，曹植生在鄄，所以应是感鄄，有感谢曹丕将自己封在生地之意，以上均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