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诗在建安诗歌中放一异彩，并对后来一些优秀诗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实在是曹操、曹植父子在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贡献。建安时代的游仙诗，和后来正始年间的咏怀诗，太康年间的咏史诗，永嘉时期的变格游仙诗，晋宋之际的田园诗，以及元嘉时期的山水诗一样，都在逐步地开拓了我国抒情诗歌的题材与境界，为唐代诗歌的百花齐放充分准备了文学自身发展的条件。
游仙诗的产生源于屈赋的影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游仙诗，只是在大量借用神话传说来写诗这一点上，给了游仙诗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再是《离骚》中那种“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的想象，用上天求女来象征对理想的追求等等，也给予游仙诗作者在构思上以重要的启迪。尔后对游仙诗影响更直接的是《远游》篇，那是比屈原同时而稍后的作者的作品，也是后来的游仙诗歌的滥觞。特别是其中“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句，更成了创作游仙诗的指导思想。后来曹操就是由此来生发“忧世不治”的感慨，曹植也是据此来抒发“忧生之磋”的情怀，写出了一批真正成熟的正格游仙诗，为我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在建安时代以前，郭茂倩引《乐府广题》说：“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①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称，“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但《仙真人诗》已失传，智匠《古今乐录》所谓“秦始皇祠洛水”，“与群臣作歌”之辞，实出于后人附会②。因此所谓《仙真人诗》早已失传，是否为游仙诗更不得而知。在东汉文人诗歌中，桓谭写过一篇《仙赋》3，其中有一点所谓“高眇之志”，实际上还缺乏深切的主旨，也没有显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至于在汉乐府诗中，如《上元》、《太真》、《马明》等，都显得“浮艳太过，古质意象毫不复存，俱为后人伪作”④。其他汉乐府诗如《王子乔》《仙人骑白鹿》等等，又都是某些无名氏作者偶而为之的作品，既无探切的寄托，更没有从中显现作者的精神气质，且受道教方士的影响很深，只能算是一些道士诗，还谈不上游仙诗体类有什么成就。这只有当曹操、曹植父子出来，才在游仙诗中“幻想要超越人间，遨游于五岳之上，游戏于神仙之间，假游仙以寄慨，托真人以为邻，寄欢愁于幻象，寓情意于烟云”5艺术地表现了作者各自不同的生活处境及其思想感情，把正格游仙诗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境地。
当然曹植写作游仙诗的生活思想基础，也不同于他的父亲，曹操出于对国家统一的理想，假求仙以求贤，而曹植虽然也是魏王室贵族中的一员，但他后期则是跼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至“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⑥，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现了封建上层统治的当权者对他的压制与防范，以及对他自己在失势后所遭受的严重压抑的不满与反抗。曹植这种写作游仙诗的动机及其思想内容，今人虽没有专文论述，更没有对作品作具体分析，但也曾比较正确而概括地指出：“我们深知曹植虽根本不信神仙，然他处的是恐怖惊骇的世界，过的是痛苦艰危的生活，在此环境中，这种美满的世界便是诗人无聊的慰安”，“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⑦。可是在近年来的某些论著中，对于曹植的游仙诗的评论，完全未能入象见意，只是浮光掠影的臆断，未能做由表及里的深入的研究工作，竟至出现了一种好坏不分的很不切实际的论见，如说：“在曹植的诗集中，也有不少的游仙诗，如《游仙》、《仙人篇》、《苦思行》、《升天行》、《桂之树行》等，这些作品是诗人逃避现实，追求长生不死的一种出世思想的表现。这种消极情感在客观上将会腐蚀读者的思想，从而使他们走向逃避现实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⑧这就不是历史地评价曹植的游仙诗，同时见其形相而不见其本质，只看某些别的表面的词句，却没有领会其中蕴含着的精神实质，撇开当时政治险恶的环境不提，主观断定它们是曹植出世思想的表现，不承认作者假游仙以寄慨，不承认其中表现了他的忠贞之志，以及百折不挠的情怀，反而断定它们对读者有腐蚀作用，以至会走向逃避现实的道路，完全不顾作品的实际内容和读者的鉴赏能力，实在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评论态度。
曹植的游仙诗恰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正是那个动乱时代以及他自己后期生活的艺术反映。在曹植的思想中，本来他并不相信有神仙，所以他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也不相信人会长生不死，因此常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 《游仙》)，“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优”(《箜篌引》)，同时还在《辨道论》一文中，对于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他力斥其虚妄无稽，由此可以知道他创作游仙诗是别有深意的。在曹植生活的时代里，尽管黄初年间以来相对地安定一点，但整个社会那种“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以及“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的惶惶不安的心情，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再加上他后期生活的处境越来越不幸，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生无益于时，死无损于数，直圈牢中物耳。”(《求通表》)实际上过着一种名为王侯、实同囚徒的痛苦生活。基于这种时代生活和个人身世，他才较多地创作游仙诗，这一点也为历来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前人一再指出：“伤人世不永，俗情险囏，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9又说：“读《升夭》、《远游》、《仙人》、《飞龙》诸篇，又何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也。王初蒙宠爱，几为太子，任性章衅，中受拘挛，名为懿亲，其朝夕纵适，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斯人感慨，岂空云尔哉了”10这些都说明了曹植的游仙诗中所表现的情感，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思玄想，而是为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有感而发的寄托之情。只不过是其中多假用神话传说作题材，用了比兴、虚拟、象征、寄寓等诸多手法，凭借想象的艺术笔触，把植根于社会现实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罢了。
游仙诗的产生源于屈赋的影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游仙诗，只是在大量借用神话传说来写诗这一点上，给了游仙诗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再是《离骚》中那种“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的想象，用上天求女来象征对理想的追求等等，也给予游仙诗作者在构思上以重要的启迪。尔后对游仙诗影响更直接的是《远游》篇，那是比屈原同时而稍后的作者的作品，也是后来的游仙诗歌的滥觞。特别是其中“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句，更成了创作游仙诗的指导思想。后来曹操就是由此来生发“忧世不治”的感慨，曹植也是据此来抒发“忧生之磋”的情怀，写出了一批真正成熟的正格游仙诗，为我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在建安时代以前，郭茂倩引《乐府广题》说：“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①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称，“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但《仙真人诗》已失传，智匠《古今乐录》所谓“秦始皇祠洛水”，“与群臣作歌”之辞，实出于后人附会②。因此所谓《仙真人诗》早已失传，是否为游仙诗更不得而知。在东汉文人诗歌中，桓谭写过一篇《仙赋》3，其中有一点所谓“高眇之志”，实际上还缺乏深切的主旨，也没有显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至于在汉乐府诗中，如《上元》、《太真》、《马明》等，都显得“浮艳太过，古质意象毫不复存，俱为后人伪作”④。其他汉乐府诗如《王子乔》《仙人骑白鹿》等等，又都是某些无名氏作者偶而为之的作品，既无探切的寄托，更没有从中显现作者的精神气质，且受道教方士的影响很深，只能算是一些道士诗，还谈不上游仙诗体类有什么成就。这只有当曹操、曹植父子出来，才在游仙诗中“幻想要超越人间，遨游于五岳之上，游戏于神仙之间，假游仙以寄慨，托真人以为邻，寄欢愁于幻象，寓情意于烟云”5艺术地表现了作者各自不同的生活处境及其思想感情，把正格游仙诗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境地。
当然曹植写作游仙诗的生活思想基础，也不同于他的父亲，曹操出于对国家统一的理想，假求仙以求贤，而曹植虽然也是魏王室贵族中的一员，但他后期则是跼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至“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⑥，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现了封建上层统治的当权者对他的压制与防范，以及对他自己在失势后所遭受的严重压抑的不满与反抗。曹植这种写作游仙诗的动机及其思想内容，今人虽没有专文论述，更没有对作品作具体分析，但也曾比较正确而概括地指出：“我们深知曹植虽根本不信神仙，然他处的是恐怖惊骇的世界，过的是痛苦艰危的生活，在此环境中，这种美满的世界便是诗人无聊的慰安”，“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⑦。可是在近年来的某些论著中，对于曹植的游仙诗的评论，完全未能入象见意，只是浮光掠影的臆断，未能做由表及里的深入的研究工作，竟至出现了一种好坏不分的很不切实际的论见，如说：“在曹植的诗集中，也有不少的游仙诗，如《游仙》、《仙人篇》、《苦思行》、《升天行》、《桂之树行》等，这些作品是诗人逃避现实，追求长生不死的一种出世思想的表现。这种消极情感在客观上将会腐蚀读者的思想，从而使他们走向逃避现实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⑧这就不是历史地评价曹植的游仙诗，同时见其形相而不见其本质，只看某些别的表面的词句，却没有领会其中蕴含着的精神实质，撇开当时政治险恶的环境不提，主观断定它们是曹植出世思想的表现，不承认作者假游仙以寄慨，不承认其中表现了他的忠贞之志，以及百折不挠的情怀，反而断定它们对读者有腐蚀作用，以至会走向逃避现实的道路，完全不顾作品的实际内容和读者的鉴赏能力，实在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评论态度。
曹植的游仙诗恰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正是那个动乱时代以及他自己后期生活的艺术反映。在曹植的思想中，本来他并不相信有神仙，所以他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也不相信人会长生不死，因此常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 《游仙》)，“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优”(《箜篌引》)，同时还在《辨道论》一文中，对于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他力斥其虚妄无稽，由此可以知道他创作游仙诗是别有深意的。在曹植生活的时代里，尽管黄初年间以来相对地安定一点，但整个社会那种“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以及“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的惶惶不安的心情，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再加上他后期生活的处境越来越不幸，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生无益于时，死无损于数，直圈牢中物耳。”(《求通表》)实际上过着一种名为王侯、实同囚徒的痛苦生活。基于这种时代生活和个人身世，他才较多地创作游仙诗，这一点也为历来大多数学者所公认。前人一再指出：“伤人世不永，俗情险囏，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9又说：“读《升夭》、《远游》、《仙人》、《飞龙》诸篇，又何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也。王初蒙宠爱，几为太子，任性章衅，中受拘挛，名为懿亲，其朝夕纵适，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斯人感慨，岂空云尔哉了”10这些都说明了曹植的游仙诗中所表现的情感，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思玄想，而是为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有感而发的寄托之情。只不过是其中多假用神话传说作题材，用了比兴、虚拟、象征、寄寓等诸多手法，凭借想象的艺术笔触，把植根于社会现实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