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月围城》。
电影讲的是1905年，清廷知道孙中山先生要去香港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于是找人暗杀他。然后一群香港拥护民主的有志之士，拼死保护孙中山。
其中有一个片段，是一个男生决定要做孙先生的替身——这相当于选择了死。
他的朋友不理解他，让他别去。
他说了一句话：
“我得去。
你说过，你一闭上眼，梦里就是喜欢的姑娘。
而我一闭上眼，就是中国的明天。”
多么幼稚，多么冲动。
却那么动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时期——民国。
那时候出来的一代学者和文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如今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他们不失风骨、不畏强权，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他们被后世，尊称一声“先生”。
说来讽刺，看看如今的学者文人，哪里还有半丝那种风貌。
我时常感叹一句话：如今世上再也没有先生了。
可如今，我却在崔永元身上，看到了先生的影子。
许多人都不懂崔永元为何不好好过日子，要为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抑郁终日。
我却想到叶公超先生。
身为民国最有名的文学家和外交家，他一生风光。却在一次重要投票时因为自己的血气，跟蒋介石作对被罢职。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每天沉迷书画。看似悠闲，却依然心系家国。
“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远多于写兰。
当我们都变得急功近利时，崔永元说他对“几个亿”“几十万”的奖金提不起兴趣。
那难道不是张季鸾先生？
作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曾创下新闻界的标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曾先后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抓入牢中。
1925年，他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
只留下一句话：“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崔永元收到威胁函，依然没有要低头的迹象。
那是邵飘萍。
作为民国第一记者，他说“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
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崔永元病了，那他在什么时候好些呢？
在他一次一次说出真相的时候。
张申府，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哲学家。
他86岁那年，舒衡哲提出想去采访他。张申府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但经过一下午的谈话，他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
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崔永元何尝不是一样？
只有说出真相，才能治得了他的病。
柴静还写过一段关于崔永元的话：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 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历史的长河里，从一开始站到最后，没有走开过。
《民国那些人》里作者写：刘文典死后，世上再无真狂人。
但这一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及崔永元今日的所作所为，算得上“真狂人”。
也配得上“先生”两个字。
如今世上这样的人太少了。甚至我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了。我以为我们都学会了装聋作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冲出来冒着危险说真话，以为世上所有的热血都注定会败在现实面前。
可崔永元来了。
所以今天，我尊称崔永元一声“先生”。
谢谢您先生，让我愧疚得无地自容，让我意识到内心曾经的那点坚守和骨气是多么不堪一击，也再度唤起了我心中那些没有消磨殆尽的心气。
放心吧先生，你对着我们年轻人喊的那番话，我都听到了。我相信不只是我，还有无数年轻的90后95后都听见了。
但是先生，看您在最新的文章里写到一句话：
“昨晚，梦见了远在天堂的父亲，他说，记住三个字：不能退。”
靠一个梦支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心崩溃与焦虑？
先生若是有缘看到这篇文章，望先生少些焦虑。
我们热血还没凉。
我们心中也还有对世界的坚持。
我们也不全都是胆小怕事冷漠麻木的人。
我们也能站在你的身后。
望先生保重。
这次，我不想听那么多大道理，不想评估什么支持您的风险，不想担心会得罪多少资本。
我就想告诉您，“不能退”三个字，我陪您一同记下了。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我在看完您所有文章的那天晚上，久久地不能入睡。
因为那晚。
我一闭上眼，就是这个世界的明天。
转自：wolfbai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013255391
电影讲的是1905年，清廷知道孙中山先生要去香港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于是找人暗杀他。然后一群香港拥护民主的有志之士，拼死保护孙中山。
其中有一个片段，是一个男生决定要做孙先生的替身——这相当于选择了死。
他的朋友不理解他，让他别去。
他说了一句话：
“我得去。
你说过，你一闭上眼，梦里就是喜欢的姑娘。
而我一闭上眼，就是中国的明天。”
多么幼稚，多么冲动。
却那么动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时期——民国。
那时候出来的一代学者和文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如今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他们不失风骨、不畏强权，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他们被后世，尊称一声“先生”。
说来讽刺，看看如今的学者文人，哪里还有半丝那种风貌。
我时常感叹一句话：如今世上再也没有先生了。
可如今，我却在崔永元身上，看到了先生的影子。
许多人都不懂崔永元为何不好好过日子，要为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抑郁终日。
我却想到叶公超先生。
身为民国最有名的文学家和外交家，他一生风光。却在一次重要投票时因为自己的血气，跟蒋介石作对被罢职。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每天沉迷书画。看似悠闲，却依然心系家国。
“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远多于写兰。
当我们都变得急功近利时，崔永元说他对“几个亿”“几十万”的奖金提不起兴趣。
那难道不是张季鸾先生？
作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曾创下新闻界的标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曾先后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抓入牢中。
1925年，他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
只留下一句话：“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崔永元收到威胁函，依然没有要低头的迹象。
那是邵飘萍。
作为民国第一记者，他说“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在《京报》上讽刺张作霖“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且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
自言“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崔永元病了，那他在什么时候好些呢？
在他一次一次说出真相的时候。
张申府，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哲学家。
他86岁那年，舒衡哲提出想去采访他。张申府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但经过一下午的谈话，他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
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崔永元何尝不是一样？
只有说出真相，才能治得了他的病。
柴静还写过一段关于崔永元的话：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 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历史的长河里，从一开始站到最后，没有走开过。
《民国那些人》里作者写：刘文典死后，世上再无真狂人。
但这一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及崔永元今日的所作所为，算得上“真狂人”。
也配得上“先生”两个字。
如今世上这样的人太少了。甚至我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了。我以为我们都学会了装聋作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冲出来冒着危险说真话，以为世上所有的热血都注定会败在现实面前。
可崔永元来了。
所以今天，我尊称崔永元一声“先生”。
谢谢您先生，让我愧疚得无地自容，让我意识到内心曾经的那点坚守和骨气是多么不堪一击，也再度唤起了我心中那些没有消磨殆尽的心气。
放心吧先生，你对着我们年轻人喊的那番话，我都听到了。我相信不只是我，还有无数年轻的90后95后都听见了。
但是先生，看您在最新的文章里写到一句话：
“昨晚，梦见了远在天堂的父亲，他说，记住三个字：不能退。”
靠一个梦支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心崩溃与焦虑？
先生若是有缘看到这篇文章，望先生少些焦虑。
我们热血还没凉。
我们心中也还有对世界的坚持。
我们也不全都是胆小怕事冷漠麻木的人。
我们也能站在你的身后。
望先生保重。
这次，我不想听那么多大道理，不想评估什么支持您的风险，不想担心会得罪多少资本。
我就想告诉您，“不能退”三个字，我陪您一同记下了。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我在看完您所有文章的那天晚上，久久地不能入睡。
因为那晚。
我一闭上眼，就是这个世界的明天。
转自：wolfbai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013255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