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曹植的人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生活相对自由，后期处于被禁锢乃至朝不保夕的状况，两个时期生活的巨大反差也通过其诗歌的意象表现出来。笔者通读了曹植诗歌并统计出曹植诗歌中出现的全部植物，试图对前后两个时期的植物意象进行文学意义上的考察，探讨其审美特点和诗人使用这些植物意象的个性特色。

3物由心发，与心徘徊———曹植后期诗歌的植物意象
3.1曹植后期诗歌的植物意象概述
曹植前期的生活相对富足、自由，曹丕即位之后，曹植被迫离开，处于被禁锢、封闭的状态，从兄长到流靡一气的大臣都对他充满敌意。被迫离开、漂泊无依的孤独生活给他的生命情感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童庆炳在《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提出：“穷”作为诗人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深刻地塑造了诗人的个性，从而造成诗人独特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帮助他从平凡的对象中发现新的诗意和属于他的意象。
曹植后期诗歌的植物意象种类在前期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如蓬、草、根、茎、干、浮萍的出现。黄初阶段使用最多的依旧为树，其次是芝、桂、兰、蓬、草等。太和阶段使用最多的是灵芝、树，其次是芝、桂、蓬、根等。
曹植前期诗歌中的植物意象都是生活中常见之景，后期已不仅停留在生活中的实物，尤其是游仙诗大量出现，勾画了诗人心中的植物图景。例如，物由心发，出现了扶桑、玉树、桂树等想象中的“树”。曾经的生活如“秋兰”“朱华”般生气勃勃，如今对现实的厌倦和美好仙界的向往只能在诗中幻想，如《仙人篇》《苦思行》中的“玉树”“绿萝”是仙界平和的景象，“玉”点明了树木的脱俗，其中又有俗世中富于生活气息的情调。这样可亲可近的植物并不是诗人的凭空胡想，而是在现实中经历痛苦后转向对心灵的追寻。同样，《游仙》中“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的“扶桑”虽非生活实景，却是经过生活的痛苦，超越现实，在心中沉淀的仙界美景。他渴望像赤松子、王子乔般打破时空的界限，东观扶桑，西临弱水，代替痛苦的生活现实。
曹植此时所作游仙诗中的植物是诗人对安适、平和、愉悦生活图景的幻化展现，越是美丽，越洋溢着内心对自由的期盼，让诗人的心灵暂时忘却忧愁、获得短暂的慰藉。
然而，曹植在黄初阶段创作的游仙诗中的植物意象，并不全为躲避现实、追求平和。他在《升天行》其二道：“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阳溪。中心陵巷昊,布叶盖天涯。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愿得纤阳辔，回日使东驰。”诗中扶桑神木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曹植虽身处一生最低沉的时期，但建功立业之心并未泯灭。诗中屹立朝阳溪，布叶盖天涯的扶桑，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映射。白日西颓乃是诗人对国势衰败的担忧。诗人希望权力在手，挽救国家的危亡。因此，此首诗中“扶桑”意象寄托的是诗人强烈的人生理想和功业意识，但诗人并不敢直言，只能在游仙诗中吐露一二。
太和阶段，曹植游仙诗中的“树”意象总体上延续了黄初阶段的特点，通过幻想摆脱现实的痛苦。如《桂之树行》叙写桂树的风姿开篇。桂树枝叶茂盛，芳香四溢，布施天涯，这是诗人与得道真人交谈时逍遥自得的自然境界。桂树不为无人赏识而不芳，正如真人所言之淡泊、无为、自然。诗人与真人的对话，实是诗人与自我的对话。真人提出超越尘世，追求自然，正是诗人自我希望不为外界的荣辱、功过、是非、成败所羁绊，从而羽化登仙，忘却尘世痛苦。
除了游仙诗中的植物意象，生活后期的曹植无法适应封地变迁，诗中开始流露出漂泊之感。最能体现这一情感的意象便是“转蓬”“草”“浮萍”这类漂泊性意象的出现。《杂诗》其二中有:“转蓬离本根，飘叙随长风。”李善注引《说苑》中：“鲁哀公曰：秋蓬恶其本根，美其枝叶，秋风一起，根本拔矣。”蓬草与根相离，被喻为游子从军远方,到处漂泊。这是诗人自况之词，感叹身世飘转。同时期《朔风诗》中“风飘蓬飞”也有类似的情感。太和时期，诗人在《吁磋篇》中再度写到“转蓬”表达其漂泊无依、如同流徒的处境与心情。《浮萍篇》虽写浮萍，实以浮萍自喻，描写了女子无辜被丈夫抛弃以及希望恢复旧爱的心情。
浮萍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植物，只能寄托于清水，随风东西流。“浮萍”意象正是诗人自身，诗人离开前期的安定生活，又无法失去君王的庇佑，只能依附君王。但君王的猜忌令自己漂泊东西。全诗是曹植自己对往日骨肉至亲感情的怀念和今日君臣疏远的悲愤。
3.2曹植后期诗歌植物意象体现的自我意识
曹植的缺失性体验并不仅来源于生活磨难，其特殊处还在于离开群体的漂泊孤独感。曹植前期的创作多在邺下文人的群体创作氛围中展开，受到邺下文人整体风格的影响，自由宽松的群体环境使其在创作中多用积极昂扬的植物意象，造就慷慨激昂，积极乐观的诗风。曹丕称帝之后，曹植被迫离开，遭受接连的打击。诗人在群体中实现价值的愿望落空，甚至个体的生命难以自保，心灵和情感更是遭受强烈的打击。诗人被迫离开依赖的群体，转向追寻个体的个性价值，关注自身的命运变化。
因此，离开群体的缺失性体验是决定曹植后期诗歌创作心理的重要因素。他的《释愁文》写道:“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醉。”他的痛苦、忧伤、焦虑都离不开他的“寂”，从群体中脱离的孤独感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无论看到什么图景、感知什么对象，都不能不受这一情感的影响或支配。当曹植触物之际，物就不会客观地呈现，一切必然从他的泪眼朦胧中看出，乃至物由心发、物生于情。
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植物意象由实到虚的变化。正如前文提到，后期游仙诗的大量出现，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深刻反映，勾画了诗人心中的理想图景。不论是《仙人篇》中“绿萝缘玉树”的美丽景致、《升天行》中以“扶桑”寄托对理想的徒然渴望、《桂之树行》中“桂树”超然淡泊的境界，抑或《平陵东》中采“灵芝”对长生的向往，都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谱写，是历经现实折磨后从外向走向内心的回响。
曹植前期的人生理想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黄初阶段被迫离开群体，兄长和大臣的猜忌让他疲于奔命，恐惧和孤独在大部分时候代替了理想。而太和阶段曹睿继位后待他略为宽松。经历过可怖的孤独与痛苦，深藏许久的人生理想再度回放。孤寂、理想、落寞、期待交织成诗人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植物意象的寄托更为复杂得多。诗人在《吁磋篇》中宁可化身为“中林草”，历经再多艰险也“愿与株荄连”。这是诗人身处逆境依旧不忘理想、追求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生理想的回归，曹植诗歌创作在后期向内的总体方向中又有了向外的趋势。这同样体现在《美女篇》中，用“落叶”“柔条”“兰”等植物修饰女子之美，是对自身怀有倾世之才的影射，但其最终理想是“愿得明君以事之”。
曹植后期生活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孤独”，呈现出意象向内心的总体方向。从黄初阶段起，他在诗歌中就不断追寻自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植物意象也多发于心，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太和阶段相对宽松的环境又使其重拾对未来的希冀。此时经过痛苦沉淀的内心世界又试图回归现实理想，诗中的植物意象又开始增多了现实功业的喻义。但曹睿虽对其放宽了限制，仍然没有予以重用，这一努力又依旧被压制，也就带有更为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某种典型意义，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4结语
经过上述工作，笔者发现诗人在不同时期对植物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建安时期，曹植诗歌中的植物意象带有群体性的特征，：一是植物类意象的诗歌内容的群体性。诗歌创作主要是与邺下文人集团交友往来中完成的。植物意象出现在赠答诗、弃妇诗、宴游诗中。二是曹植的植物类意象的艺术特点受到同期诗人整体风格的影响。自由、竞逞才藻的创作环境滋生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意象语言。然而后期曹植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更为复杂，已不仅停留在生活中的实物，最突出的特点是游仙诗的大量出现，勾画了诗人心中的植物图景，并且有转蓬、浮萍等漂泊植物的出现。此外，曹植从黄初时期起就不断追寻自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植物意象也多发于心，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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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欧欧姐，我告诉你，我当初以为曹操给小植取这名字就是因为他喜欢植物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