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辟韩非
参见：韩非和韩非子
韩非出身韩国公族[古 70]，有口吃的毛病[古 71]，与李斯都是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觉才学不如韩非[古 72]，他们都信奉“性恶论”，认为人的思想容易受到环境左右[参 27]。
自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强大后，秦国的统治阶级便相当重视法家思想，并用之作为治国方针[参 27]。另一方面，韩非自荀子处学成归来后，多次上书韩王，但不为所用，于是写下《五蠹》、《孤愤》、《显学》、《难言》等著作。
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秦王政相当欣赏其所阐述的治国思想，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古 73]，当从李斯口中得知作者为韩非后，即以战争作要胁，逼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古 74]。
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韩非出使秦国[参 28]，受到秦王政的欣赏，准备加以重用，李斯与姚贾[注 24]怕秦王政重用韩非，私下诬陷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必定不会效忠秦国，既然不能为秦王政所用，那就是一个祸患，劝秦王政把韩非禁锢在云阳[古 75][注 25]，秦王政深以为然[参 29]。不过李姚两人害怕秦王政反悔，为免夜长梦多，于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参 29]。韩非想向秦王政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古 76]。
后来秦王政后悔，命人赦了韩非的罪名，但为时已晚，韩非已被毒杀[古 77]。
在众多韩非著作中，秦王政则比较欣赏韩非在《孤愤》、《五蠹》的理论阐述，例如韩非在《孤愤》中称有才有谋的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奸邪；能执法之人，一定性格坚毅并且为人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古 78]。另一方面，韩非亦在《五蠹》论述，指作为明君，应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指诗经、书经），而该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吏为师；不提倡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才能奠定称王天下的资本[古 79]
韩非亦毫不客气称学者（儒生）、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征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五蠹），指这些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古 80]。这些论调也间接影响秦王政日后作出“焚书”、“坑儒”的决定[参 29]。

歼灭六国
主条目：秦灭六国之战
自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至此，秦国的三大粮仓——巴蜀、汉中、关中就此全部建成，秦王政因而发动了历时十年的统一六国战争。
总方针
李斯早在担任吕不韦门客的时候，很快就得到面见秦王政的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向秦王政献上消灭六国之策，指现时正是吞并六国最好的时候，这个时机如果不抓住的话，一旦六国中兴，订立合纵的盟约对抗秦国的时候，秦国要席卷中原，吞并六国就要付上相当沉重的代价[古 81]。另一方面，魏国大梁人尉缭亦指六国与秦国相比，六国诸侯就像郡县的首脑，但六国合纵对付秦国却是一桩大麻烦，为免重蹈智伯、夫差、齐湣王因敌手联合攻击而亡的覆辙，希望秦王政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受贿的大臣，打乱六国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虽然损失些许财物，但却可以消灭所有诸侯[古 82]。
秦王政深以为然，听从了尉缭的计谋，为了显示恩宠，秦王政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古 83]，并任命李斯为长史，负责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银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能收买的六国权贵大臣，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把他们杀掉；成功离间六国君臣关系后，秦王政随即派良将随后攻打。由于秦军战胜所付出的代价甚少，故秦王政任命李斯为客卿[古 84]。
秦王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协助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策略。具体的措施是：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
附表：六国灭亡顺序
年份----秦王政纪元----被灭国家
公元前230年—前229年----秦王政17年—18年----韩国
公元前229年—前228年----秦王政18年—19年----赵国
公元前226年—前225年----秦王政21年—22年----魏国
公元前224年—前223年----秦王政23年—24年----楚国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25年----燕国、代政权[注 26]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齐国

灭韩赵两国
参见：秦灭韩之战和秦灭赵之战
尽管李牧在肥之战挫败了秦军的兵锋，但赵国只能仅仅自保，消除了赵国援韩的可能，秦国可算是达到了目的。
赵国国力被大幅削弱后，韩王安被逼在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向秦国称臣[古 92]。公元前232年（秦王政15年），秦军分两路进攻赵国，一军至邺城，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古 93]，但其后在番吾再被李牧击败，史称“番吾之战”[古 94]。
秦国虽然进攻赵国失败，但并不能挽回韩国危如累卵的形势。秦王政16年，韩国被迫割让南阳一带土地给秦国。当年九月，秦王政派内史腾去接受韩国所献之地，由他代理南阳守之位，并开始命令所有秦国国内男子登记年龄，以便征发兵卒、徭役[古 95]，为大规模的灭国战争作好准备。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17年），秦王政借着赵国发生大地震与饥荒，无力援助韩国的大好机会[古 96]，命内史腾攻打韩国，并擒获韩王安，韩国灭亡，将其国之地设置颍川郡[古 97]，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注 28][参 29]，但秦王政下令将“天下不轨之民”迁于南阳的举措[古 98]，却造成韩国故地局势不稳，秦国一度陷入新郑骚乱及李信之败的窘境。
秦王政自然不会因为灭韩而满足，赵国同时发生大地震与饥荒[古 96][参 31][参 32]，可说是消灭赵国的大好机会，于是大举出兵，命王翦、杨端和为将，兵分两路，南北合击赵都邯郸[古 99]。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两军相持[古 100]。
吸取了番吾之战失败的教训，秦国遂派间谍贿赂赵国权臣郭开[注 29]，要郭开离间李牧和赵王。郭开其后向赵王迁进言，指李牧、司马尚欲谋反。赵王迁乃使赵葱及齐国出身的将领颜聚，取代李牧为将。李牧拒不受命，更使赵王迁倍加相信李牧试图谋反，因此使人暗中拘捕李牧并将他处决，并免除司马尚的将军之位[古 101][古 102]。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国王翦军破赵军，杀赵葱，俘颜聚，占邯郸，赵王迁被俘虏，赵国灭亡[古 103][参 29]。赵公子嘉在邯郸被攻占后，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到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收拾残部，并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古 104]。至于秦军则暂停军事行动，驻扎在中山，做好攻打燕国的准备[古 105]。
王翦攻占邯郸后，秦王政亲自到邯郸，找到当初与他在赵国时，与母亲有仇的人，把他们全部活埋，其后经太原、上郡返回都城咸阳[古 106][参 29]。

新郑骚乱
韩国遗民并未因为韩国沦亡而变得安于现状，反而该地正酝酿着反秦的余波。
虽然韩王安自被虏后，秦王政并没有将他流放至蛮荒之地，目的是显示宽容态度，以此怀柔韩国遗民，对其他国家的君王示以姿态，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参 33]，但自从荆轲刺秦事件后，秦王政对山东六国的态度大变，韩王安也被牵连，在秦王政二十年被迫离开韩国本土，以割断他和韩国遗民之间的联系[参 34]。同时由于韩国并没有对秦国作殊死的抵抗，秦王政只是将韩王安迁徙至附近的郢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参 33][参 34]，留下了温和的余地。
然而事情的发展与秦王政的预料相反，就在韩王安被迁徙的次年（秦王政二十一年），韩国遗民愤于国破王迁，在新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骚乱[古 107][参 34]。虽然这次骚乱被镇压，但韩王安却因新郑骚乱受牵连而亡[古 108][参 33][参 34]。

灭魏国
参见：秦灭魏之战
早在秦王政16年韩国献南阳地的时候，迫于秦国强大的军力，魏国亦主动向秦国献地求和，秦国在该地设置丽邑[古 109]。此时秦王政正调集主力全力攻赵，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使魏国苟延残喘。
公元前226年（秦王政21年），秦王政借口楚王背弃献出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土地的承诺，并袭击秦国南郡为理由[古 110]，派王贲率大军出函谷关[注 30]，攻占了楚国北部的十几座城[古 111]。在保障了攻魏秦军侧翼安全后，王贲旋即回军北上突袭并围困住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大梁居于睢水、颍水、鸿沟的交汇之地，护城河十分辽阔，五座城门皆备吊桥，地形易守难攻。魏军依托大梁的城防工事死守，秦军强攻毫无奏效，王贲竟引黄河、鸿沟（汴渠）水灌入城内[古 112]。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大梁城被水浸近三个月，城墙崩坏，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古 113][参 29]。秦王政在魏国地区设立砀郡，又建置泗水郡。

昌平君叛秦
参见：秦灭楚之战和昌平君
楚国是南方大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不过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总是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尽管如此，三晋灭亡后，仅存的楚燕齐三国当中，以楚国最为强大。楚国亦随之成为继赵国后，统一战争中最大的绊脚石。
秦灭楚国的战争，史记记载得十分简略，予人的印象是秋风扫落叶一般，但从《云梦秦简》（亦称睡虎地秦简）的《编年记》的记载来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至少秦灭楚之战是相当艰难的，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昌平君。
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熊元的庶子[注 31][参 35]，名启[注 32][参 36]，其父熊元返楚即位为楚王后，他与其生母滞留在秦国[参 36]。由于他与华阳夫人同属楚国王族，故此成为楚系外戚的主力，活跃于秦国政坛，更与秦王政联手平定嫪毐之乱[古 44][参 36]。吕不韦去相后，昌平君继任为丞相[注 33][参 36]。
当秦王政决定消灭楚国后，随即召开廷议，参与者为秦国主要大臣，包括昌平君、李信及王翦，就攻楚方略提供意见[注 34]（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不过对于灭楚所需兵力，李信与王翦却产生分歧。李信认为需二十万人灭楚，但王翦却称灭楚需要六十万人[古 114]。秦王政倾向采用李信的方略，这是因为王贲灭魏国前，曾试探式攻击楚国，轻易地取得楚国十余城[古 111]，让秦王政得出灭楚不难的结论。王翦的话不被采用，就推托称病，回到频阳家乡养老[古 115]。另一方面，昌平君因对攻楚颇有微辞[注 35]，故在秦王政21年被贬至郢陈[古 107]。
郢陈原属陈国国都，被楚国所灭后称为陈县[参 33]。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29年），秦国名将白起攻陷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在该地设置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县[古 116]，故此亦称为郢陈[参 36]。由于郢陈以西与韩国国境相连，故此郢陈一旦发生纠葛，往往牵动秦韩楚三国[参 33]。
郢陈一地虽然最终被秦国所占，但其楚人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反而一直成为楚人反秦的温床，从秦灭楚之战至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郢陈之地有关[参 33]。因此秦王政将昌平君贬至郢陈，是有深刻的政治用意。由于昌平君长年仕秦，并协助平定嫪毐之乱，加上他没有跟故国楚国联系，因而得到秦王政的信任[参 33]。昌平君徙至郢陈的表面理由是负责监管韩王安[古 108]，但实际上，秦王政却希望利用昌平君楚国公子的身份，安抚郢陈地区的楚人[参 34]，为灭楚作准备。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秦王政遣李信、蒙武[注 36]等将兵二十万讨伐楚国，朝东南方向深入楚国腹地，攻击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大胜楚军，兵锋指向楚国首都寿春[古 117]（今安徽寿县），但是昌平君却在这个时候据郢陈叛秦归楚，截断了南征秦军的后路，郢陈楚人纷纷响应，而颍川郡的韩国遗民亦闻风而叛，秦军形势危急[参 33]。
李信的征楚大军随即引兵向西攻占鄢郢（即郢陈），然后接到颍川郡父城[注 37]（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告急的消息[古 118]，于是李信、蒙武相约会师父城，以平韩人之叛。昌平君叛军虽未能守住郢陈，但实力未损，他们紧紧追击秦军，连着三天三夜不休息，结果在父城附近与韩人叛军大败李信部队，攻入两个军营，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逃[古 119][参 33]。
李信之败，主要是因为王贲灭魏前，对楚国进行的军事行动过于容易，让他产生误判，以为郢陈地区及附近郡县的反秦力量已被消灭，没有考虑到郢陈地区的楚人仍有相当可观的反抗力量，虽然寿春楚王负刍的楚军力量薄弱，容易攻取，但长年事秦的昌平君在关键时刻叛秦，却给予李信军致命一击，终至一败涂地[参 33]。

王翦灭楚
楚国收复楚国故都郢陈为中心的失地，更趁势西进深入至原韩国境内[古 120][参 33]，再加上李信惨败的消息，都令秦王政感到惊恐，更感大失面子，因为启用李信及贬斥昌平君出京都是由他作决定[参 34]。他不得不亲自前往频阳，登门造访被贬斥出京、还乡养老的王翦[古 121]，强行征召王翦攻楚。王翦本来以自己年老多病拒绝攻楚，但见秦王政面色不豫，担心自己重蹈武安君白起的覆辙[注 38]，不得已答应秦王政的请求，并称攻楚需六十万人，他要求全权指挥六十万兵力，秦王政一一答应，并亲自到到灞上为王翦的大军送行[古 122]。为了消除秦王政的疑心，王翦称自己征战多年仍未得以封侯，故希望秦王政赐予数量众多的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为子孙挣下一份家业[古 40]，大军出征期间，又不厌其烦地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古 123]。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23年），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沿着之前李信攻楚的行军路线，直扑郢陈[古 124]，苦战久攻不下。秦王政23年4月，与昌平君一样同为楚国公子而仕于秦的昌文君战死[古 125]。同年另一路秦军南至平舆，攻陷寿春，俘楚王负刍。
秦王政24年约3月，王翦军攻破郢陈[注 39][参 37][参 38]，秦王政亲自出巡郢陈，以镇慑反秦势力[古 126]，而昌平君在收到楚王负刍被俘的消息后，撤出郢陈，被楚军大将项燕拥立为楚王[古 127]，在淮南地区继续进行反秦事业。王翦和蒙武统领秦军消灭楚军余孽，昌平君战死，项燕在淮北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蕲县镇）兵败自杀[古 128][古 129][参 34]。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25年），王翦大军平定了长江以南一带，降服了越族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楚国彻底灭亡。该年五月，秦国为庆祝灭掉楚国而下令特许天下聚饮[古 130]。

荆轲刺秦与灭燕
参见：荆轲刺秦和秦灭燕之战
燕太子丹为燕王喜之子，过去曾在赵国作质子，由于秦王政幼时在赵国生活，故与太子丹相当要好。其后秦王政被立为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作质子，但秦王政苛待太子丹，太子丹心生怨恨，最终逃归燕国[古 131][参 29][参 26]。
太子丹逃返燕国后，打算报复秦王政对他的无礼，但燕国弱小，力不能及[古 132]。他的太傅鞠武指秦国国土辽阔，敢战之士众多，且有山川之固，劝诫太子丹不要因为自己被秦王政欺侮的怨恨，而去触动秦王政的逆鳞[古 133]。
正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即桓??[注 40]）得罪了秦王政，逃到燕国，被太子丹收留[古 134]。不过鞠武十分反对太子丹收留樊於期，他指秦王政肯定会借此事大造文章，迁怒于燕国，为了避免给秦王政借词攻燕，应该让樊於期流亡匈奴，他提倡六国合纵，与北面的匈奴和好，才有对付秦国的可能[古 135]。不过太子丹认为这个策略所需的时间太长，而且樊於期已走投无路，让他投奔匈奴即是让他送死，自己总不能够因为害怕秦国，而摒弃樊於期的投奔[古 136]，因此不接纳鞠武的建议。
鞠武认为太子丹过于短视，为了结交樊於期而不顾国家大祸，心灰意冷下向太子丹推荐田光[古 137]，而田光亦接受了鞠武的游说，亲自面见太子丹[古 138]，再向太子丹推荐卫国人荆轲[注 41][古 139]，最后田光自戕以激励荆轲为太子丹卖命[古 140]。

知道田光自戕的太子丹表现得相当悲痛[古 141]，当时秦军已经消灭赵国，驻兵中山，兵锋直指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因而与逃至代地的赵公子嘉结盟，共同防御秦国。太子丹认为魏楚齐燕四国合纵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打算派勇士前往秦国，像曹沫劫持齐桓公般，逼秦王政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若不答应则将秦王政杀死，使秦国国内陷入混乱[古 142]。荆轲正是执行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因此太子丹尊奉荆轲为上卿[古 143]。
荆轲帮助太子丹完善刺杀秦王政的计划，知道秦王政悬赏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於期的脑袋[古 144]，就劝樊於期自杀[古 145]。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燕国以荆轲为正使，秦舞阳为副使[古 146]，带同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出使秦国献给秦王政[古 147]。
荆轲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赠秦王政宠幸的臣子中庶子蒙嘉[古 148]。蒙嘉在秦王政面前说尽好话[古 149]，令秦王政大为高兴，安排了外交上极为隆重的九宾仪式，亲自在咸阳宫接见荆轲与秦舞阳两人[古 150][参 29]。荆轲捧着樊于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古 151]。走到殿前台阶下的秦舞阳脸色突变，害怕得发抖，大臣们都感到奇怪[古 152]。荆轲以“秦舞阳为蛮夷，因未见过天子威严而心生恐惧”作解释[古 153]。秦王政令荆轲递上秦舞阳的地图，荆轲展开地图尽头，一把淬毒的匕首[注 42]露出来[古 154]。
荆轲左手抓住秦王政袖子，右手用匕首刺向秦王政[古 155]。秦王政大惊，站了起来，挣断衣袖想要拔剑，却因为剑身太长，拔不出来[古 156]。荆轲追赶秦王政，秦王政绕柱奔跑[古 157]。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大臣们吓得發呆，大家都失去常态。而秦国的法律规定，殿上侍从大臣不允许携带任何兵器；武士都在殿下，没有诏谕不能上殿[古 158]。这时侍医夏无且把一个药囊向荆轲扔去，荆轲伸手挡了一下[古 159]。秦王政趁这时把剑转到背后拔出，回头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地，将匕首扔向秦王政，惜撞在铜柱。秦王政向荆轲连砍八剑，武士冲上殿来，杀掉荆轲[古 160]。事后秦王政评论功过，赏赐群臣及处置罪官都各有差别，其中以夏无且拦截荆轲有功，赏赐黄金二百镒[古 161]。

秦王政大发雷霆，于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命令王翦、辛胜的军队跨过易水，大败燕、代两军于易水之西[古 162]。其后一年，秦军攻陷燕国都城蓟。燕王喜、太子丹、代王嘉等人率领全部精锐部队向东退守辽东，王翦以称病为由归秦[古 163][古 164]。秦将李信紧紧追击燕王与太子丹[古 165]，太子丹隐藏在衍水河中[古 166]，代王嘉则建议燕王喜杀掉太子丹，以求秦王政的宽恕[古 167]。燕王喜接纳代王嘉的建议，派使者杀了太子丹，把他的人头献给秦王政[古 168]。当时秦军主力几乎调往南线进攻楚国，燕王喜、代王嘉两人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
不过秦王政并未因而罢手，五年后（秦王政廿五年），王贲奉秦王政之命，扫除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虏了燕王喜及代王嘉[古 169][古 170][古 171]，燕国彻底灭亡[参 29][参 26]。

灭齐国
参见：秦灭齐之战
公元前264年，齐王田建即位，在位达44年，即位初期由母亲君王后辅佐。
齐国因处在东部海滨，秦国频频进攻三晋及楚国，这四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只有分别谋求自救，因此齐王建在位时期，齐国境内并没有遭受太大战祸[古 172]，但这种和平却是建基于其余四国的牺牲，因为有这四国为田齐阻挡强秦，田齐才可以享有和平。另一方面，君王后生前对秦国处处忍让，对四国不施以援手，甚至赵国在长平之战战败后，也没有劝诫齐王建及时援助赵国，结果随后秦军轻易地包围邯郸，赵国国力大削，为六国灭亡种下远因。
君王后逝世后，秦国重金收买了齐国丞相，出身自君王后家族的后胜，使齐国即不合纵抗秦，也不加强战备，齐王建甚至在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亲自到秦国朝拜，秦王政在咸阳设酒宴款待[古 173]。
秦国灭五国后，齐王建才顿感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古 174]，并断绝和秦国的来往，但为时已晚。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秦王政以齐国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古 175]，命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攻齐[古 176]，而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刚担任秦国的将军，亦有参与灭齐战事，作战胜利后被授予内史[古 177]。
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燕国南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抵抗，大军直抵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齐军措手不及。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战而降[古 178][参 29]，后被迁到共城[古 179]。秦军攻入临淄后，百姓居然没人敢反抗[古 180]。不过事后齐国百姓反而埋怨齐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仅对秦国言听计从，以致亡国，讽刺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古 181]
齐国的灭亡也标志着战国时代的落幕，结束500多年来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统治国家——秦帝国。这一年秦王秦王政为三十九岁[参 29]。

卫君角解国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并吞魏地二十城，在该地设置东郡，第二年（秦王政6年），韩、魏、赵、卫、楚五国组成联军进攻秦国，攻占了寿陵邑。秦国派出军队，五国停止了进军。秦国继而攻下卫国，卫君角惟有率领他的宗族迁居到野王，而魏国的河内郡因山势险阻而得以保全，但朝歌却被秦国攻占，至于卫国原本的首都濮阳则合并至秦国的东郡[古 182][古 61][古 183]。
秦灭六国后，卫国仍然被秦王政保留。直至秦二世元年，才下令将其解国，废卫君角为庶人[古 184]，卫国从而成为最后一个被秦国所灭的关东国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连系着秦始皇皇后身份的历史之谜，也就是说，秦王政的皇后（或王后）有可能出自姬姓卫国公族[参 39]，而公子扶苏有可能为卫国来的皇后（或王后）姬氏所生[参 39]（有另一说指扶苏生母为楚国公主[参 40]），这也解释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立即废掉卫君角的原因，即秦二世矫诏杀死其兄扶苏后，剪除东方起义军利用扶苏和其外戚卫国的影响上的威胁[参 39]。

分析
历代不少文人都曾经探讨过六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其中以位列唐宋八大家的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六国论较为著名。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原因是“弊在赂秦”[古 185]。苏轼则认为秦国因养士而轻易地灭六国，而统一后又因视养士无用而速亡[古 186]，大概是出于宋朝士子张元、吴昊两人因累试不第而叛宋投夏的感慨。至于苏辙则以地理战略的角度着手，指山东六国必需保有韩魏两国作屏障，韩魏两国位处中原，当两国不保，其余四国只能被秦国各个击破[古 187]。
事实上，六国之亡是主要受到内因外因等多个因素影响，三苏的论点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秦能统一六国的真相，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古 188]，秦人能做到足食、足兵、国人信服这三点，只要上台的不是昏君，自然能兼并六国。例如秦人有关中沃野之利[古 189]，又有巴蜀的盐铁之利[古 190]，不惧山东六国的盐铁封锁，北有郑国渠，南有都江堰，已做到“足食”一点；军功授爵，首级易功，士卒敢战，已做到“足兵”一点，而商鞅徙木示信，则做到“国人信服”一点，因此才对山东六国造成压倒性优势。
除此之外，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十分严谨，每一件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实名在产品上记录。这种制度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武器产品的行踪，因此秦国兵器精良无比[参 34]，1982年发现的秦代铜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正是具体例子（现收藏在天津市博物馆）。
此外，秦国地理位置优越，其西南北三个方向都没有强大，或者是势均力敌的敌人，故可专心一致向东方扩张。即使征东失败，有崤山、函谷关之固，亦可足以自守，休养生息，坐待山东六国互相攻伐。相比起三晋的地狭人众来说，秦国可说是地广人稀，故此秦国经常招徕三晋百姓到秦国种地，并赐田宅，免兵役，专事耕织，这样秦国本土百姓就可完全投入兵役，轮番作战[古 191][参 41]。
史书记载当时秦国百姓勇悍，却甚为单纯[古 192][参 41]，以兵戎来说则秦最强悍，三晋次之，齐人最怯[参 42]。秦国为免民风变得柔弱，故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秦国百姓与关东百姓的接触。如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取魏国陕县后，即将当地人遣回魏国[古 193]。秦国即使招徕三晋百姓开垦，也只把他们安置在新辟地方，不与秦国百姓接触[参 41]。保持强悍民风，亦是秦国消灭六国的主要因素。
史家杜正胜在其著作指出，战国时代各国都透过税制及户籍制度对百姓直接支配，称为“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农民），承担国家赋税，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六国农民朝不保夕，经济破产，无法支持战争的开支及征召，六国的赋税基础受到破坏，因而败亡[参 43][参 41]。
六国合纵本是秦王政在统一战争最大的绊脚石，但六国本身各怀鬼胎，且山东六国之间亦时常发生战事，例如赵燕两国已经因连年战争，而成为生死大敌，在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燕王喜因赵国长期遭受秦国攻击，主将廉颇又出奔魏国，燕王喜不但没有打算援赵抗秦，反而有意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出征前燕王喜曾询问剧辛关于庞煖的情况，剧辛说庞煖容易对付。燕王喜于是以剧辛为将攻打赵国，赵国派庞煖迎战。最终赵军大胜，俘虏燕国两万人，剧辛被擒杀[古 194]。从上述例子可见六国合纵关系十分脆弱，终被秦国逐一轻易击破。

政治措施
秦王政用武力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均对后世造成巨大的影响。
西周初年，只有周天子才可称为“王”，但自平王东迁后，周室衰落，楚吴越三国分别僭越称王，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更形低落，其间发生“五国相王事件”，各诸侯不但各自称王，还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的王位，一时间“王”的称号亦大幅贬值，因此“皇、帝”之名开始形成。当时各国诸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政权及统一的依据，纷纷从上古史中找出根源，甚至为自己王族编造古代帝王谱系。如战国后期齐湣王及秦昭襄王互称东西两帝[参 41]。
秦王政统一六国后，下令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及廷尉李斯等人商议说，五帝的土地虽然广阔，外面还划分有侯服、夷服等地区，诸侯是否觐见不由天子控制，不少诸侯更加是听宣不听调，秦王政的功业已经超越三皇五帝，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等称谓，以泰皇[注 43]最尊贵，因此向秦王政献上“泰皇”的尊号。颁布律令的称为“制书”，诏告天下事件的称为“诏书”[注 44]，印章称“玺”[注 45]，所说的话称“谕”，群臣称其为“陛下”。天子不再自称为“寡人”[注 46]，改称为“朕”[注 47][古 195]。
秦王政接受王绾等人的大多数建议，但对于群臣向自己献上的尊号“泰皇”，则将其泰字去掉，采用上古“帝”一字，称为“皇帝”，并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废除谥法[注 1][古 196]。自称“始皇帝”，后代则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古 5]。百姓则称为“黔首”[古 197][参 7]。
另一方面，秦王政又命李斯将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磨成玉玺，亦即是后世相传的“传国玉玺”[注 48]，玉玺大小为四寸方形，由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参 44]，玉玺上方雕著五条龙，上写八个虫鸟篆字，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有“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参 45]”、“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见《三国志·吴书》）”、“受命于天，既寿且康（见《应氏汉官》、《皇甫世纪》）”以及“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史家裴松之说法）”四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