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鸡”（二）
雨淅淅沥沥下了一个晚上，黎明时突然停了，西北风吼了起来，带来阵阵寒意。潮湿的干树叶飞散到泥泞的地上，有的被泥水粘住，有的继续飞扬。光秃秃的树枝上连一只鸟也看不到，呈现出一派秋末的苍凉，预示着严冬马上就要到来。由公安局、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合并成的新专政机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派出的专案组，背着行李，一步一步地行走在泥中带水的山路上，朝着黑土崖走来。
专案组由五个人组成，一个是原公安局的侦查科长赵继荣，一个是原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东红，他们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剩下的三个成员是白公鸡和两个退伍回来的年轻人，一个叫马腾，一个叫侯彦，其中侯彦是被检举人何志强的同学。
组长赵继荣五十一岁，个子不高，穿一身灰中山服，络腮胡子的脸经常刮得铁青，额上的三条皱纹伴着下面炯炯有神的大眼，显得老练精明。他是个破案高手，人称“有一手”。凡是经他侦查的案件，没有破不了的，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实事求是。1964年“四清”工作中，有人揭发一个小队长偷卖了集体的红砖，说是卖给邻村的大队长盖了街门，那个小队长和邻村的大队长也都承认确有其事，并且写了检查，已经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但有一手并没有相信。他带了两个工作队员，来到这个大队长家，亲自爬到街门顶子上，掀下几块砖来，仔细看了看不是红的，而是蓝的，又把涂刷在街门墙上的涂料刮掉检查，也发现全是蓝砖，从而推翻了原案结论，因为这个生产小队从来没有生产过蓝砖。有一手的搭档李东红也是个廉政爱民的法官，审理案件铁面无私，人称“没面子”。领导把他们两个人组合在一块，主要是因为侦破的是一件大案，是现行反革命案件。
有一手一行来到村里，把支部书记何小白叫到大队办公室说：“我们是县里派出的工作队，来咱们大队下乡，在办公室工作不方便，要你替我们找个可靠的户住。这户社员必须阶级觉悟高，忠实可靠，不说闲话。”
何小白想了想说：“要说能不过问工作队事情的户，是有几个，但他们的居住条件都比较差，不是没有院墙就是临街有窗户。比较起来，还是大队会计何尤文家合适。尤文虽然不是党员，但出身贫下中农，家里除了老婆以外，就一个母亲。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从来不传闲话，把西房让给你们住，喊话街里也听不见。如果有什么事情或者需要找谁，可以让尤文办。”
何尤文三十一岁，肩宽膀阔，个大腰粗，浓眉大眼，皮粗肤黑，厚厚的嘴唇里含着两排白牙齿，讲起话来粗声粗气的，看上去就像个非洲黑人。小时候母亲叫他“黑蛋”，人们也都叫他“黑蛋”，现在虽然有“尤文”这个名字，但多数人还是喊他“黑蛋”。尤文虽然是个能写会算的好后生，但三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去年村里来了一伙盲人宣传队，带着一位个子低矮，又黑又廋的姑娘。这个姑娘不是盲人，逃荒出来后跟了宣传队，家里已经没有亲人。经过村里人说合，这个姑娘就跟尤文结了婚，看上去个子不相般配，过日子却显得十分恩爱。她除了参加劳动，不爱出门，也不爱多说话，人们都说跟尤文母亲性格一样，或许这就是“家道”。何尤文听支部书记安排工作队去家里住，就同何小白一起领着工作队来到家里，让工作队四个人住西房，自己搬到那眼旧北窑里。
尤文的院子是个四合院，院子西房为主房，虽然说是三间，但面积也不过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一间垒了土炕，剩下的两间空荡荡的。里面除了两个木头小凳子和墙角的两个破瓮外，炕角还有一张沾满了蓝墨水的原色小方桌。为了工作队办公方便，黑蛋把铺盖搬到北窑，小凳子和小方桌留了下来。
工作队四个人刚解开行李，把铺盖放到土炕上，尤文的母亲就送来一壶开水。何小白接过茶壶，尤文的母亲就出去了。何小白冲着刚从北窑出来的何尤文说：“黑蛋，你去办公室把大队的暖水瓶拿来，顺便把工作队的饭派下去。”
尤文“嗯”了一声出去了，有一手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何小白，又抽出一支拿在手上，让何小白坐到炕头上，自己找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看着何小白说：“听白贵吉说，在你们家门口发现了反动标语，你知道这件事吗？”
何小白拿出火柴，先替有一手把烟点上，再把自己手里的烟点着，抽了一口说：“知道，是听俺老婆说的。说是何志强两只手插在裤口袋里，猫着腰来到我家街门外那儿，赶忙把写着反标的纸团扔下，扭头就跑了。”
“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吗？”没面子插言问。
“听说是反对学大寨和人民公社，具体怎么写她也没有记下。”何小白朝着没面子回答说。
有一手笑了笑接着问：“何志强是做什么的？你认为是他写的吗？”
何小白抓了抓脑袋说：“他在峪庄大队当售货员，是贫下中农出身，还经常帮助队里写黑板报搞宣传，人气不错。按理说，他不会写反动标语。听说他在外面犯了错误，说不定一时糊涂就写了。”
有一手没有表态，扭转话题说：“社员们这几天忙吗？”
何小白回答说：“忙。忙着耕地，还帮助饲养员准备牲口过冬吃的草料，过几天又要人造平原……”
有一手打断何小白的话说：“我知道队里很忙，你就不要陪我们了。我们白天随便走一走，晚上去社员家里了解一些情况，如果有事，让尤文去找你好吗？”
“好的，好的，有事让黑蛋通知我就行了。黑蛋靠得住，没有问题。”何小白说着，起身和有一手告别。
何小白刚走进家门口，李大梅就急切地问：“来了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走了吗？”
何小白压低声音说：“是专政委员会派来的工作组。那个白部长天天不去地里，却捡什么纸团，你也不把纸团撕了，让他报了案，这不找来了麻烦？咱们村总会有一个人被逮捕。”
李大梅辩白着说：“人家是下乡干部，人家要报案，我能怎么样？”
何小白正准备还言，白公鸡领着马腾进来了。白公鸡介绍说：“这是工作队的老马同志，想找大梅了解点情况。”
马腾二十多岁，穿一身普蓝色旧中山服，手里拿着公文包，戴一顶褪色军帽，方形脸，大眼睛，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他在部队是个文书，由于知识比较广泛，凡事都能说个所以然，大家都称他“百事通”。百事通虽然已经转业，但说话和做事还是保留着军人姿态。他朝何小白笑了笑，转向李大梅问：“你就是李大梅吗？”
李大梅说：“是，我就叫李大梅。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百事通说：“听说你发现了反标，你是怎么样发现的？”
白公鸡在一旁赶忙提示说：“老马是让你说一说，咱们昨天看见的事，也就是有人在街门外丢纸团的事？”
李大梅马上想起白公鸡的嘱咐，要她当证明人。她看着百事通说：“昨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切菜，看见何志强两只手插在裤口袋里，猫着腰走到俺家街门口，丢下一个纸团就赶快走了。”
“是走了呢还是跑了？”百事通马上问。
“走得很快，像是跑。”李大梅解释说。
百事通打开文件夹，从里面取出一张十六开有光纸和一支钢笔，递给李大梅说：“请你把这件事写一写，做个证明。”
李大梅皱了皱眉头，不太乐意地说：“我都说了，还要写吗？”
白公鸡笑着，用解释带恳求的口气说：“这是手续，你就写一个吧！怎么样写，我可以帮助你。”
李大梅坐在凳子上，在白公鸡指导下，两只手趴在红木箱上写好一个证明。百事通拿出印台，请李大梅按了指印，把证明装到文件夹里，朝何小白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雨淅淅沥沥下了一个晚上，黎明时突然停了，西北风吼了起来，带来阵阵寒意。潮湿的干树叶飞散到泥泞的地上，有的被泥水粘住，有的继续飞扬。光秃秃的树枝上连一只鸟也看不到，呈现出一派秋末的苍凉，预示着严冬马上就要到来。由公安局、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合并成的新专政机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派出的专案组，背着行李，一步一步地行走在泥中带水的山路上，朝着黑土崖走来。
专案组由五个人组成，一个是原公安局的侦查科长赵继荣，一个是原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东红，他们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剩下的三个成员是白公鸡和两个退伍回来的年轻人，一个叫马腾，一个叫侯彦，其中侯彦是被检举人何志强的同学。
组长赵继荣五十一岁，个子不高，穿一身灰中山服，络腮胡子的脸经常刮得铁青，额上的三条皱纹伴着下面炯炯有神的大眼，显得老练精明。他是个破案高手，人称“有一手”。凡是经他侦查的案件，没有破不了的，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实事求是。1964年“四清”工作中，有人揭发一个小队长偷卖了集体的红砖，说是卖给邻村的大队长盖了街门，那个小队长和邻村的大队长也都承认确有其事，并且写了检查，已经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但有一手并没有相信。他带了两个工作队员，来到这个大队长家，亲自爬到街门顶子上，掀下几块砖来，仔细看了看不是红的，而是蓝的，又把涂刷在街门墙上的涂料刮掉检查，也发现全是蓝砖，从而推翻了原案结论，因为这个生产小队从来没有生产过蓝砖。有一手的搭档李东红也是个廉政爱民的法官，审理案件铁面无私，人称“没面子”。领导把他们两个人组合在一块，主要是因为侦破的是一件大案，是现行反革命案件。
有一手一行来到村里，把支部书记何小白叫到大队办公室说：“我们是县里派出的工作队，来咱们大队下乡，在办公室工作不方便，要你替我们找个可靠的户住。这户社员必须阶级觉悟高，忠实可靠，不说闲话。”
何小白想了想说：“要说能不过问工作队事情的户，是有几个，但他们的居住条件都比较差，不是没有院墙就是临街有窗户。比较起来，还是大队会计何尤文家合适。尤文虽然不是党员，但出身贫下中农，家里除了老婆以外，就一个母亲。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从来不传闲话，把西房让给你们住，喊话街里也听不见。如果有什么事情或者需要找谁，可以让尤文办。”
何尤文三十一岁，肩宽膀阔，个大腰粗，浓眉大眼，皮粗肤黑，厚厚的嘴唇里含着两排白牙齿，讲起话来粗声粗气的，看上去就像个非洲黑人。小时候母亲叫他“黑蛋”，人们也都叫他“黑蛋”，现在虽然有“尤文”这个名字，但多数人还是喊他“黑蛋”。尤文虽然是个能写会算的好后生，但三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去年村里来了一伙盲人宣传队，带着一位个子低矮，又黑又廋的姑娘。这个姑娘不是盲人，逃荒出来后跟了宣传队，家里已经没有亲人。经过村里人说合，这个姑娘就跟尤文结了婚，看上去个子不相般配，过日子却显得十分恩爱。她除了参加劳动，不爱出门，也不爱多说话，人们都说跟尤文母亲性格一样，或许这就是“家道”。何尤文听支部书记安排工作队去家里住，就同何小白一起领着工作队来到家里，让工作队四个人住西房，自己搬到那眼旧北窑里。
尤文的院子是个四合院，院子西房为主房，虽然说是三间，但面积也不过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一间垒了土炕，剩下的两间空荡荡的。里面除了两个木头小凳子和墙角的两个破瓮外，炕角还有一张沾满了蓝墨水的原色小方桌。为了工作队办公方便，黑蛋把铺盖搬到北窑，小凳子和小方桌留了下来。
工作队四个人刚解开行李，把铺盖放到土炕上，尤文的母亲就送来一壶开水。何小白接过茶壶，尤文的母亲就出去了。何小白冲着刚从北窑出来的何尤文说：“黑蛋，你去办公室把大队的暖水瓶拿来，顺便把工作队的饭派下去。”
尤文“嗯”了一声出去了，有一手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何小白，又抽出一支拿在手上，让何小白坐到炕头上，自己找了一个小凳子坐下来，看着何小白说：“听白贵吉说，在你们家门口发现了反动标语，你知道这件事吗？”
何小白拿出火柴，先替有一手把烟点上，再把自己手里的烟点着，抽了一口说：“知道，是听俺老婆说的。说是何志强两只手插在裤口袋里，猫着腰来到我家街门外那儿，赶忙把写着反标的纸团扔下，扭头就跑了。”
“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吗？”没面子插言问。
“听说是反对学大寨和人民公社，具体怎么写她也没有记下。”何小白朝着没面子回答说。
有一手笑了笑接着问：“何志强是做什么的？你认为是他写的吗？”
何小白抓了抓脑袋说：“他在峪庄大队当售货员，是贫下中农出身，还经常帮助队里写黑板报搞宣传，人气不错。按理说，他不会写反动标语。听说他在外面犯了错误，说不定一时糊涂就写了。”
有一手没有表态，扭转话题说：“社员们这几天忙吗？”
何小白回答说：“忙。忙着耕地，还帮助饲养员准备牲口过冬吃的草料，过几天又要人造平原……”
有一手打断何小白的话说：“我知道队里很忙，你就不要陪我们了。我们白天随便走一走，晚上去社员家里了解一些情况，如果有事，让尤文去找你好吗？”
“好的，好的，有事让黑蛋通知我就行了。黑蛋靠得住，没有问题。”何小白说着，起身和有一手告别。
何小白刚走进家门口，李大梅就急切地问：“来了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走了吗？”
何小白压低声音说：“是专政委员会派来的工作组。那个白部长天天不去地里，却捡什么纸团，你也不把纸团撕了，让他报了案，这不找来了麻烦？咱们村总会有一个人被逮捕。”
李大梅辩白着说：“人家是下乡干部，人家要报案，我能怎么样？”
何小白正准备还言，白公鸡领着马腾进来了。白公鸡介绍说：“这是工作队的老马同志，想找大梅了解点情况。”
马腾二十多岁，穿一身普蓝色旧中山服，手里拿着公文包，戴一顶褪色军帽，方形脸，大眼睛，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他在部队是个文书，由于知识比较广泛，凡事都能说个所以然，大家都称他“百事通”。百事通虽然已经转业，但说话和做事还是保留着军人姿态。他朝何小白笑了笑，转向李大梅问：“你就是李大梅吗？”
李大梅说：“是，我就叫李大梅。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百事通说：“听说你发现了反标，你是怎么样发现的？”
白公鸡在一旁赶忙提示说：“老马是让你说一说，咱们昨天看见的事，也就是有人在街门外丢纸团的事？”
李大梅马上想起白公鸡的嘱咐，要她当证明人。她看着百事通说：“昨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切菜，看见何志强两只手插在裤口袋里，猫着腰走到俺家街门口，丢下一个纸团就赶快走了。”
“是走了呢还是跑了？”百事通马上问。
“走得很快，像是跑。”李大梅解释说。
百事通打开文件夹，从里面取出一张十六开有光纸和一支钢笔，递给李大梅说：“请你把这件事写一写，做个证明。”
李大梅皱了皱眉头，不太乐意地说：“我都说了，还要写吗？”
白公鸡笑着，用解释带恳求的口气说：“这是手续，你就写一个吧！怎么样写，我可以帮助你。”
李大梅坐在凳子上，在白公鸡指导下，两只手趴在红木箱上写好一个证明。百事通拿出印台，请李大梅按了指印，把证明装到文件夹里，朝何小白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