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对抗:战略、战术和技术》
<Fighting the Great war at sea:Strategy,Tactics and Technology>
读书笔记
第一章
第一小节 英国海军战略札记
依赖全球贸易体系下的威慑战略
伦敦城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世界其他地方任何大宗交易最终都可以靠伦敦的银行家们发行的支票支付,最终在伦敦的银行中得到现金或者黄金的支付。英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帝国。伦敦的银行家们往往为海军造船工业提供着重要的资金支持。
此时英国——或者说世界各国的政府相对于他们国内的资本市场的规模来说是非常小的,人们认为市场的繁荣来自于限制政府的干涉——取消谷物税即被视为这样的胜利。到1914年时,贸易正在使每一个人致富,如果没有了贸易,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人能从中得利,正是因为如此,战争带来的金融恐慌往往会造成糟糕的后果。
到了一战前,实际上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像英国政府这样从金融和贸易中受益,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像伦敦城那样施加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时代已经变革了,但在这个政府里任职的人却还是在用古老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1908年上任的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在上台前,认为未来的欧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小——既然战争的爆发可能导致参战国政府破产,那么会有哪个政府这么冒冒失失地进行总动员并投入战争呢?1908年德国海军扩充它的规模的同时,自由党的激进议员们却在为《海牙公约》而弹冠相庆,他们力主裁减海军部过分的造舰需求,最终“1909海军恐慌”爆发,阿斯奎斯首相为了政府的团结不得不将海军与和平人士们的要求折中处理。
在这样的思潮和背景下,英国政府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威慑为主的国防策略,英国政府认为,当战争爆发后,战争的可能发动国,即德国无法承受被长期封锁的代价——封锁,而这正是他们的威慑手段。在外交上,英国政府通过确保一系列中立国的有效中立为德法之间划定了“非军事区”。英国的政客们认为这样,他们就能确保未来的欧洲大陆继续生活在像一战前那样田园牧歌般的世界中。
海上威慑的核心是主力舰的数量没有效力更重要,这个所谓的“主力舰”的定义在一战前是极其狭窄的,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战列舰才能承担起威慑的任务,只有倡导改革的费舍尔元帅在不断努力使他的战列巡洋舰也取得这样的威慑力,但议会还是认为,一支“大的,看得见的战斗舰队”才足够成为筹码。
包括新式的驱逐舰、潜艇在内,一些新式武器对于军事变革的意义被陈旧的政治思维有选择地忽视了,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使这些武器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而这一努力通常会在大众都被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教训之后才会成功。
不过幸在,皇家海军拥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费舍尔元帅和他的同僚们正在着手于裁减海军的不必要开支的同时,大力采用新式武器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元帅对驱逐舰封锁北海这个概念的喜爱和他对战列巡洋舰这一变革性舰种的认识在一战中或多或少地使皇家海军受益,他对训练、炮术和技术的改革成果尤为瞩目,一大批英才也在元帅的时代里被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并最终将执掌整个英国皇家海军。
在外交方面,直到1905年,甚至直到1908年前,英国文官政府和英国大众都不将德国视为自己的对手,在布尔战争的困窘之后,当英国选择在德奥或法俄之间站队时,他们甚至向德奥伸出了橄榄枝——尽管德国人无情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与此同时,法国的外交努力开始使英国相信自己的败亡对于英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英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在军事和外交上捍卫法国的权利。
俄国政府的利益则往往与土耳其以及奥匈帝国政府挂钩,三国围绕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经济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外交攻防战,当德国政府决定修建“3B”铁路时,英国政府一开始只将这视为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对于已经和德国交恶的俄国来说,这一举动便是威胁到俄国海上生命线的举动了。于是,俄国政府成功使得至少是一部分英国人将德国政府的这一举动看作是军事威胁而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这或许至少部分是英国政府外交策略失当,在战争中将土耳其政府推向同盟国怀抱的原因。
英国人的战争准备这样完成了——他们通过外交的努力,将战争勾画成了一个在纸面上看起来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可承受的的事情。但问题在于,既然所有人都应该认为战争如纸面上写的不堪设想,那么所有人又为什么要考虑战争爆发之后的事情呢?
(未完待续)
<Fighting the Great war at sea:Strategy,Tactics and Technology>
读书笔记
第一章
第一小节 英国海军战略札记
依赖全球贸易体系下的威慑战略
伦敦城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世界其他地方任何大宗交易最终都可以靠伦敦的银行家们发行的支票支付,最终在伦敦的银行中得到现金或者黄金的支付。英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帝国。伦敦的银行家们往往为海军造船工业提供着重要的资金支持。
此时英国——或者说世界各国的政府相对于他们国内的资本市场的规模来说是非常小的,人们认为市场的繁荣来自于限制政府的干涉——取消谷物税即被视为这样的胜利。到1914年时,贸易正在使每一个人致富,如果没有了贸易,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人能从中得利,正是因为如此,战争带来的金融恐慌往往会造成糟糕的后果。
到了一战前,实际上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像英国政府这样从金融和贸易中受益,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像伦敦城那样施加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时代已经变革了,但在这个政府里任职的人却还是在用古老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1908年上任的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斯在上台前,认为未来的欧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小——既然战争的爆发可能导致参战国政府破产,那么会有哪个政府这么冒冒失失地进行总动员并投入战争呢?1908年德国海军扩充它的规模的同时,自由党的激进议员们却在为《海牙公约》而弹冠相庆,他们力主裁减海军部过分的造舰需求,最终“1909海军恐慌”爆发,阿斯奎斯首相为了政府的团结不得不将海军与和平人士们的要求折中处理。
在这样的思潮和背景下,英国政府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威慑为主的国防策略,英国政府认为,当战争爆发后,战争的可能发动国,即德国无法承受被长期封锁的代价——封锁,而这正是他们的威慑手段。在外交上,英国政府通过确保一系列中立国的有效中立为德法之间划定了“非军事区”。英国的政客们认为这样,他们就能确保未来的欧洲大陆继续生活在像一战前那样田园牧歌般的世界中。
海上威慑的核心是主力舰的数量没有效力更重要,这个所谓的“主力舰”的定义在一战前是极其狭窄的,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战列舰才能承担起威慑的任务,只有倡导改革的费舍尔元帅在不断努力使他的战列巡洋舰也取得这样的威慑力,但议会还是认为,一支“大的,看得见的战斗舰队”才足够成为筹码。
包括新式的驱逐舰、潜艇在内,一些新式武器对于军事变革的意义被陈旧的政治思维有选择地忽视了,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使这些武器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而这一努力通常会在大众都被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教训之后才会成功。
不过幸在,皇家海军拥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费舍尔元帅和他的同僚们正在着手于裁减海军的不必要开支的同时,大力采用新式武器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元帅对驱逐舰封锁北海这个概念的喜爱和他对战列巡洋舰这一变革性舰种的认识在一战中或多或少地使皇家海军受益,他对训练、炮术和技术的改革成果尤为瞩目,一大批英才也在元帅的时代里被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并最终将执掌整个英国皇家海军。
在外交方面,直到1905年,甚至直到1908年前,英国文官政府和英国大众都不将德国视为自己的对手,在布尔战争的困窘之后,当英国选择在德奥或法俄之间站队时,他们甚至向德奥伸出了橄榄枝——尽管德国人无情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与此同时,法国的外交努力开始使英国相信自己的败亡对于英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英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在军事和外交上捍卫法国的权利。
俄国政府的利益则往往与土耳其以及奥匈帝国政府挂钩,三国围绕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经济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外交攻防战,当德国政府决定修建“3B”铁路时,英国政府一开始只将这视为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对于已经和德国交恶的俄国来说,这一举动便是威胁到俄国海上生命线的举动了。于是,俄国政府成功使得至少是一部分英国人将德国政府的这一举动看作是军事威胁而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这或许至少部分是英国政府外交策略失当,在战争中将土耳其政府推向同盟国怀抱的原因。
英国人的战争准备这样完成了——他们通过外交的努力,将战争勾画成了一个在纸面上看起来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可承受的的事情。但问题在于,既然所有人都应该认为战争如纸面上写的不堪设想,那么所有人又为什么要考虑战争爆发之后的事情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