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

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良心作家，真心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