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的情况却不同。首先，此书第一章给人的感觉以为主角将是张君宝（后来的张三丰），第二章的时候又给人感觉主角是俞岱岩。不过，这两章其实并不是结构有问题，而是这部小说为了与前两部的《射雕》和《神雕》构成“三部曲”，就需要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落。而又由于此书与前两书之间相距的时间太长，过渡时所需要的篇幅也就要相应地增加，以便营造出一种“两雕”的时代与《倚天》的年代已经相去甚远的感觉。这是一种以“节奏”来营造感受的手法，否则即使作者已经明白地说过了很久很久了，读者也未必能有那种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细腻的“水中之盐”的笔法了（即用节奏缓慢来间接地表达时间久远，而不是直接以文字告知读者）。
但是，后面的章节到张翠山自杀为止，却显然是太长、太长了。怎么也不能以过渡为由，来说明何以这么一个不是主角的人物要占去如此之多的篇幅，张无忌的主角地位何以迟迟不能得到确立。这显然不是作者在故意需花招，玩弄新奇的结构技巧，而确实就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失算”了。金庸本来应该是想把张翠山当作主角来写的，但写着写着发现写不下去了，情节的发展已经脱出了作者所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如果要维持人物性格与情节的合理性，除了让张翠山夫妇自杀之外，再也没有可以解决如此尖锐的矛盾的办法了。
金庸自己也曾经谈到过，他写小说的诀窍，是一开始想好人物的性格，然后就根据人物的性格让情节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作者仍然是要不断地设想出一些“极限情景”，来表现、深化人物的性格，甚至更进一步地表达主题。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有关的情节设计，决计不能与人物的性格出现冲突矛盾，否则就会出现“人物”与“情节”设定的“错位”或搭配不当的问题。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人物的性格对情节的发展约束会非常大，大到事实上情节的发展只剩一条路可走，已是别无选择，否则就会与人物性格相冲突。张翠山之死就是属于这类情况。前已述及，从金庸花了那么多篇幅来刻画张翠山这个人物就可以知道，他本来是打算让张翠山作主角的。但情节发展到武当山上的时候，以张翠山过于刚正因而不能圆通的性格而言，他除了自杀，已经别无他法。作者将有关的矛盾推得太尽了，以致在张翠山的那种性格的设定之下，没有了任何转弯的余地，金庸不得不让他死。这是作者也无法控制的情况。正如网上一位朋友在讨论中提到过的那样：“……这有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两种不同体现，作者能约束大框架，但是写作中却无疑有被情节发展牵着走的时候，有的结局不是作者能决定的，而是情节与主题使作者不得不那么写。”当然，作者确实是小说中的“上帝”，作者当然是可以强行不依照早先已经设定下来的人物性格，中途变卦，扭曲而使之与作者想要有的情节相适应。但这样的作者就不是高明的作者，这样的作品就不是优秀的作品了。
事实上，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伟大的小说家身上。最著名、且最富于戏剧性的，要数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了。福楼拜最后写着写着，身不由己，把包法利夫人写死了，于是痛哭失声。他的朋友见了，又是好笑又是奇怪，说：“你既然不想她死，就不要写她死，不就行了吗？”但福楼拜说：“她不能不死，我也控制不了。”如果福楼拜像他那朋友那样把应该要死的书中人物强行改活过来，那么福楼拜就不再是福楼拜了。
另一个例子是，很多人鄙夷于高鄂对《红楼梦》续书的部分。其实续《红楼梦》的书成千上百，没有一部的艺术价值能比得上高鄂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它所有的续书，无不费尽心机都要把死了的林黛玉写活回来，只有高鄂一书在这最重要的情节上坚决地贯彻了曹雪芹的原意。仅此一点，就可见高鄂之高明，以及他对曹雪芹原作精神的把握之深刻和准确。而如果不是高鄂在文学水平上达到与曹雪芹相近的程度，是不可能如此深刻地理解曹的用心良苦的。读者都爱煞了林黛玉，如果是作者，是小说的“上帝”，有多少人能忍心让她死？但她那种孤傲的性格在那种污秽不堪的环境之下，若真要坚持“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清白，除了死，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更不必说安排她死去，在成就主题的悲剧性和深刻性上的重要作用了。
这里可以顺便谈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前我们已经提到过，作者是有权自由地选择一些小说中的设定，如小说的风格、人物的性格、历史背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等。（这些都可归为“定位”的问题。）然而，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一开始的时候才有的。一旦“定位”定好了之后，作者的“自由度”就会大为缩小，要受到多种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与一开始时的“定位”相适应。如果作者自以为“我是小说的作者，我就是小说里这个世界的‘上帝’，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恰恰是导致不少水平低下的作品频频发生“错位”现象的最关键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