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人事的法则
楚庄王欲伐越国，杜子劝谏说：“大王您要准备攻打越国，这是为什么呢？”楚庄王说：“因为越国政治混乱，军队弱小。”杜子说：“我愚昧地替大王担忧。人的智慧就如同眼睛，能看见百步之外但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大王自己的军队被秦、晋两国打败，丧失了数百里的土地，这是军队弱小的表现；庄跤在楚国境内作乱而楚国的官吏不能禁止，这是政治混乱的表现。大王您国内的混乱弱小不在越国之下，但却要进攻越国，这说明你的智慧如同眼睛一样。”楚庄王便停止了他的计划。
子夏遇见曾参，曾参数：“你怎么变胖了？”子夏回答说：“打仗打胜了，所以变胖了。”曾参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时看见前代圣王的义理，心中很是敬仰；出门看到荣华富贵的快乐场面，心中很是羡慕。这两种态度在胸中交战，不知谁胜谁负，因此消痩。现在先前圣贤的道理获胜了，因而肥胖了。”
人所有的弱点，大概都起于自利性偏差，即可以看见他人的缺点，但不能够看见自身的不足；能够看见自身的不足，又不能克服自身的欲念。而欲望的特性就如同智伯在灭掉范氏、中行氏之后，又挟持韩、魏进攻赵氏，把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却因韩、魏的反水，而身死高粱，自己的头盖骨作了赵襄子的溺器。所以，楚庄王因其“自知者明”而成为有道明君，子夏因其“自胜者强”而成为一代圣师。而智伯却因执迷于自身的欲望，使“咎莫憯于欲得”的古老箴言变为了一种现实，进而论证了老子说言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论断是一个百世不遗的真理。
大凡奸臣劫持人君的手段，无非就是利用人君的欲望来蒙蔽人君的意识。就如同周文王想灭掉商纣，就把自己的一块玉版送给费仲，而不送给胶鬲。把玉版送给费仲，是因为费仲是商朝的奸佞小人；不把玉版送给胶鬲，是因为胶鬲是商朝的骨鲠忠臣。周文王为了扰乱商朝，就团结小人而疏远贤臣；为了壮大周国，就在渭水河泮提拔了姜子牙。所以说，周文王对于商纣王而言，是劫持帝辛的权奸。因此，君主必须乾坤独断，而不受小人的蒙蔽；君主若是受到了小人的蒙蔽，就是君主失去权力的开始。
晋献公欲伐虢国，让荀息出使虞国，并对虞君进献屈产之马与垂棘之壁。虞国的大夫宫之奇向虞君进谏说：“不行，嘴唇没有了，牙齿会觉得寒冷，现在虞国和虢国相互救助，不是互相施受恩德。如果今天晋国消灭了虢国，明天一定会随之灭掉虞国。”虞君不听从，接受了晋国的国宝而借道给晋国。晋国已夺取了虢国，返回后，又转过来灭掉了虞国。虞君因贪图财利，而忘掉了亡国的祸患；荀息因看透了虞君的贪婪，而劫持了虞君的神智。所以说，凡是奸臣劫持人君的计谋，都有类于荀息之谋。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因此，奸臣挟持君主的计谋都从看透君主的欲望开始，都以顺从并张大君主的欲望为落脚点。

卢卡领主卡斯特鲁乔处死了一位曾是他得力助手的卢卡公民，有人说他杀死自己的老朋友是错误的。他回应说：“这群笨蛋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我杀死的是一个新的敌人。”这里若用两性关系来形容，就知道当女友背叛自己时，正确的态度是敌视她，而不是对她念有旧情。这是因为首先是她先敌视你，你又怎可对她再念有旧情，现在的她对你而言不是当初的她，以后的她是否对你忏悔那是以后的事。总之，情可以留在过去，亦可以放到未来，就是不能停留在当下。停留在当下，一来会伤害新妇，二来会纵容背叛之人，这就违背了事物的法则，使得赏罚逆位。因此，大丈夫不受自身情欲的羁绊，不纵容恶行，不亏待新妇。亏待新妇，这叫伤害无辜的人；纵容恶行，这叫伤害过去的人。伤害过去的人，这叫没有大爱；伤害无辜的人，这叫没有节操。因此，普通男人若想获取幸福，都不能受自身情欲的牵制，那么君主又怎能受到自身欲望的羁绊。所以，君主当战胜自己的欲望，不显露自身的意原，以事物的法则来治理国家，这样就不会失去手中的权柄，从而也就可以制住群臣与诸侯的野心。
君主把权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叫“重”；不离开君位，这叫“静”。君权重就能役使权位轻的臣下，君主静就能驱使浮躁的群臣。赵武灵王把国家传给了儿子，虽有代郡、云中的快乐，却轻飘飘地失去了赵国，自己也被囚禁饿死。所以，“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若以鱼来比拟君主，以渊来比拟权势，就知道“鱼不可脱于深渊”。因为鱼一旦脱离了深渊，就丧失了可资存活的环境；君主一旦不能掌握赏罚大权，权柄就会下移到臣子手中。因此，君主若显露了赏赐的意原，臣子就会减少一部分去显示自己的恩德；君主若显露出惩罚的计划，臣子就会增加一部分以显示自己的威势。所以，君主以虚静无为的态度以待臣下，这叫“国之利器不可示人”。
君主以虚静无为的态度以待臣下，究其本质就是说君主减少与隐藏自身的欲望，再用老鹰一般的眼睛去观察臣下的欲望。所以，君主以事物的法则来治理国家，以无欲的表现来牵制臣下，以赏罚的手段来统率众人。大凡国家的动乱都根源于兆萌芽孽，因为有形体的东西，大的一定由小的发展而来；经历长久的事物，数量众多一定由数量少发展而来。因此，解决困难从简易开始，处理大事从细微着手；简易以法度为准，细微以人欲为纲。也就是说，在臣下的野心还未见形迹，在群臣还没有结党，在百姓还没有富而生虱，君主看见有这个趋势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以礼义规范他们，以教育感化他们，以刑罚惩治他们。这就是老子所言的“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从前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使箕子恐惧，认为象牙筷子一定不会用在粗陋的盛汤陶罐里，一定要用犀牛角和玉做的杯子；象牙筷子和玉制的杯子一定不会来吃豆类叶子熬出的浓汤，一定要用来品尝牦牛、大象和豹的幼体；品尝牦牛、大象和豹的幼体一定不会穿着短小的粗布衣裳在茅草屋下进食，那么就会要求穿多层的华美丝衣，住大厦高楼。过了五年，商纣王建起了挂满肉的园林，设置了烤肉用的炮烙，登上酒槽堆成的山丘，靠着蓄酒的池子，在那里欣赏成群结队而又一丝不挂的美女，商朝因此而灭亡。
扁鹊去拜见宋桓侯，站了一会儿。扁鹊对蔡桓侯说：“君主您有病在表皮里，不治就会加深。”蔡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出去了，蔡桓侯说：“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拜见说：”您的病在肌肤里，不治恐怕会深入体内。“蔡桓侯不答应。扁鹊出去。蔡桓侯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拜见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还将会加深。”蔡桓侯又不答应。扁鹊出去了。蔡桓侯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望见蔡桓侯扭头就跑，蔡桓侯派人来问扁鹊原因。扁鹊说：“疾病在表皮里，可以用汤药熏洗；在肌肤里，可用针石疗治；在肠胃，可以用清热去火的汤药解毒；在骨髓间，那是属于掌握生命的领地，医生是无可奈何了。现在桓侯的病已经到了骨髓，我因此不再请求了。”过了五天，蔡桓侯身体疼痛而病得厉害，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逃到了秦国。蔡桓公最后病死了。
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从使用象牙筷子开始；蔡桓公的自以为是，这是他本人的习惯。所以说，习惯是欲念的固化，不受节制的欲念，则一定会使人走向灭亡。因而，看人可以直接看他的习惯，观乡可以直接看那里的风土人情，预知一个国家的未来，则可以直接看这个国家所设定的法度与是否坚决地执行法度。就如老子所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这就决定了，看一个人是否洗心革面，不在于听他那动听的言辞，而在于看他是否改变自己旧有的习惯，他的新习惯是否又符合事物的法则！

制欲而严守赏罚，权势不失

普通人因为自身的欲望存在，容易被贪欲左右，不明事理。随着欲望的扩张，不断加深自身的贪婪，或者被人利用，最后都会走向灭亡之路。
而圣人可以看到自身不足，并加以克制，摒弃后天因外界刺激所形成的欲望，回归到先天的智慧，用自然之道行事，把握事物本质，在事物刚开始偏离其道的时候拨乱反正，不让大祸铸就。做到这一切就能不被自身的欲望所蒙蔽而不知道进退，也不会被小人所利用做出害人害己的愚蠢行径。

韩非子说赏罚为利器，这是利器的一种，韩非子从术的角度看待利器，我一点不奇怪，他的法家思想只有术。他用术来解读，再也正常不过，他满脑子里也只有术。赏罚之器的锋利，普通人又怎能看的出来？
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还可以解读为，利国之器，不可以示于人，有利于国家的大器，是不可以显示出来的。何为大器，大器就是治国大道，治国大道当然显现不出来，大道的特征是微明，微明之状，是不会示于人的，只有圣人得道之人才可以看出来。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一章前文一直讲道家阴阳转化的精妙玄明之处，而这这精妙玄明之处正来自于道的作用，道在事物上的微明是不容易察觉出来的，鱼生活在水中，天地万物存在于道的包围之中，道无孔不入，无所不适，治国也是一样，这其中的微妙是不可以明示的。所以我更倾向于利器是对道化万物的一种微明来解释，赏罚为是利器之一。

君位、臣位关系如阴阳关系，因道而致。君臣均不可不明此两者的职分。君权的性质，应该是一山不能容二虎。这二虎就是两个力量均势又相争的人。君权不离开君，是避免引发出权力的分裂的可能，而分裂就意味着动荡，君主制国家中君权是静点，君权动荡，国家凶险。猴哥曾说过的，不期待别人对自己的不背叛，只要有不可被别人背叛的力量就够了。在社会稳定的角度，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周公还政成王，在形式上都是君主看似无权无作为但权力统一，赵武灵王和两个儿子看似都有权有作为，但权力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