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路伐吴前曹丕的军事行动
曹丕八岁时能文，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据其所著的《典论．自敍》所述，十岁时就已跟随其父征宛城，其后从征刘表、孙权时如同他的父亲一样留下一些诗词歌赋，有《述征赋》、《浮淮赋》（《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作《溯淮赋》）等，建安十七年与二十一年（注1）曹军攻濡须坞的战役也有跟随。可以断言曹丕应该对进军濡须和江陵的路线是有大概的了解；这两个战略要地的环境有基本的认识。
曹丕于建安十六年被曹操立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留镇邺城。期间发生了河间民田银、苏伯反，煽动幽冀，此时曹操征马超、韩遂未返，曹丕纳常林议后遣贾信讨平，这算是曹丕第一次亲自指挥战斗。
继为魏王后，延康元年五月，张郃、杨秋、郭淮等降冯翊山贼郑甘、王照，史称“关中始定，民得安业。”（见《三国志．郭淮传》）凉州叛服无常的地方势力也并起，西平麴演结旁郡为乱，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武威三种胡断武威之道路。结果为金城太守苏则联同郝昭等解武威太守毌丘兴之围后，北进至张掖，诱斩麴演、讨斩张进，降黄华，河西平。
建安二十四年汉中之战时一同丟失的上庸诸郡，因为蜀汉內部矛盾导致孟达请降，曹丕乃命夏侯尚、徐晃破刘封，上庸太守申耽亦降。
曹丕代汉后再命张郃跟随曹真，与张既等征讨安定的卢水胡及东羌，明年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牛羊无数，河西平。曹丕在短短时间就先后讨平冯翊、河西的叛乱，又让曹操时掉的上庸诸郡重新掌握。
对內对外也算得上有所建树，再加上自幼受曹操熏陶，对军事理论有一定基礎，否则也不会于黄初三年闰五月，当得知征战多年的刘备以树栅连营七百馀里，对群臣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七日后陆逊破刘备的书信便到。
曹丕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是相当的自负，最重要的体现应该是曹真讨破卢水胡等一役。曹丕初闻胡决水灌显美，便说：“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破胡告檄到后大笑说：“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
顺道一提，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曹丕著有《兵法要略》十卷，可惜此书已散佚，令到后人无法更多的了解其军事思想与谋略。
这就是黄初三年九月，曹丕兵分三路伐吴时的心理写照。
注1．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典论．自敍》
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三国志．荀彧传》
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三国志．甄皇后传》注引《魏略》

四、曹休领军的前哨战
其实早在黄初三年曹丕大举伐吴前，曹孙这个短暂的利益同盟在除掉关羽后已经有军事上的冲突，只是不为史家所察觉。司马温公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便把《三国志．文帝纪》中“（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一句改写成“六月，康午，王引军南巡......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注8）
在采纳了裴注《魏书》中“设伎乐百戏”等内容之外，把“南征”改写为“南巡”，“征”与“巡”，一字之差，分别可大了；卢弼在其所著的《三国志集解》中就评：“是时孙权破关羽，定荆州。曹公表孙权领荆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孙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然后他再引用了何焯之言为自己作佐证：“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诚然。”
实情果真如他们的判断吗？那应是他们没有留意《三国志．曹休传》这一条史料才导致有上述的误判：“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
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强，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内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三国志．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曹操没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9），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让徐晃独自征讨关羽。自在后方，一副大军可以随时救援之势，激励前方士气。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
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别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回到曹休破历阳、渡江袭芜湖营这一事，其实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标志著曹军非一定强攻濡须，可以绕过它渡江进攻三吴，这对比起《后出师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个新的战略方向和不错的开始。
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认为，“大军南征”时别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内），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内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0）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
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公安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
如果精湖之战是发生在延康、江陵之役是发生在黄初三年，又能否成立呢？《三国志．满宠传》的“大军南征，至精湖，宠帅诸军在前”这句，应是曹丕大军至，满宠为先锋；黄初三年时，《三国志．夏侯尚传》却是如此表述：“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清楚交代了曹丕至哪后，方遣先锋，所以不能用曹丕屯宛应用到“大军南征，至精湖”一事中。
何况黄初三年尚能领兵万人的徐州臧霸没任何动静，反而要让满宠拒敌？于理不合。孙权取襄阳、屯历阳之兵力貌似不多，但至精湖反而多达十部的兵力，取襄阳是完成吕蒙企图，这风险值得冒，但徐州则没有等价的利益了。
故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
是的，《三国志．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8．《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元年
另外，根据立于谯的《魏大飨碑》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旨有八日辛未”，故应是八月才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所以《魏书》有误。
9．（建安）十四年，以渊为行领军。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三国志．夏侯渊传》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先主传》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后汉书．刘表附子琦传》
（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征孙权。《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卷30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东征，临川未济，群舒蠢动，割有灊、六，乃俾上将荡寇将军张辽治兵南岳之阳。《征天山赋》
雷绪是刘备征荆南四郡后、刘琦于建安十四年病卒前来投刘备的，即夏侯渊在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后）或以后、十六年讨斩商曜前讨平雷绪的。再加上《后汉纪》与《征天山赋》和从征者曹丕之言，这一次确实算得上是曹操征孙权。
10．据《横海将军吕常碑铭》所载，他在襄樊之战死守关羽至黄初二年正月薨前有一句：“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食邑并七百户，将遂迷声于方表，扫丑虏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根据其后的分析，江陵之战应该只是《满宠传》句子前后倒置，所以“扫丑虏”应该是吕常从征破陈邵夺回襄阳一役。

五、曹丕战前的策略
早在延康元年（注11）“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时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王朗认为：“天子之军，比华山、泰山还要重大，诚宜坐曜天子之威严，不动若山。假使孙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战事不能迅速解决，必须出动军队来实现平定天下之势，然后宜选谨慎持重之将，进攻寇贼之要害，观察时机而后动，选择地形而后行，一举成功而不留后患。今孙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就不要先征。况且雨水方盛，并非行军动众之时。”
王朗后半段说不要先出兵替孙权档兵，且雨季时不是行军的好天气是对的；前一句也是对，他们实力不相伯仲，先让他们互斗耗损实力。但中间最关键的方法，目标和思路不太明确，遣一持重之将随后进击，到底是首先讨伐谁？刘晔其后本来就把这关键的一步明确起来，偏偏曹丕不听，且用实际行动来反证刘晔的话是对的，因为他在陆逊败刘备于夷陵后亲征并遣将三路伐吴也无功而回。
当初孙权遣使求降，曹丕问刘晔的意见。刘晔认为：“孙权无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孙权不久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刘备怒，必大兴师讨伐他。孙权外有强大的敌寇，部属心情不安，又恐中国（曹魏）乘机进攻，故委地求降，一可防止中国之兵，二则借助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迷惑刘备。孙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如今天下三分，中国十州中有其八。吴、蜀各仅保有一州，凭恃险要，依托长江大湖，有急难时互相援救，这样才对小国有利。如今还自相攻伐，真是天亡他们。我们应大举进兵，直接渡江袭击孙权。蜀从外部进攻，我们从内部偷袭，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立。即使让蜀占了吴的一半之地，蜀固不能久存，何况蜀只得到吴的边远地区，我们却能得到吴的本土！”
曹丕说：“有人投降称臣，我们却讨伐他，会使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产生疑心，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袭击蜀的后路？”刘晔回答：“我们距蜀的路途远，但靠近吴，蜀知道中国伐之，便会还军，不能止啊。今刘备已怒，故兴兵击吴，听说我军伐吴，知道吴必亡，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疆土，而决不会改变计划，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吴。”但曹丕还是不听，接受了孙权的归降。
这又是曹丕的战略眼光不足，因为他既不知蜀中的山路进军的速度远不如渡江至吴为慢，这也就是蜀远吴近之理。伐蜀是没用的，因为是刘备伐孙权，你趁机伐蜀只是替孙权解围；孙权只想取荆州，暂时还无意侵蜀。曹丕的战略考虑根本是白担扰，因为孙权只是暂降，避免两面受敌，当时中国除了刘孙两家外就只余下了已臣的辽东公孙氏，不像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也许他真的是部份了刘晔的部份意见（伐吴不是初衷），但时间却选择得极坏，在陆逊已击退刘备后，孙权已能腾出兵力来应付魏的入侵了。
还有，曹丕真的有点轻敌，认为孙权真的会纳质入朝，所以对东里衮回答曹丕谓“其（孙权）不可必服”当作耳边风，而盲目相信同使的浩周的一番“权必臣服”的话，听后很高兴，以为“有以知之”（见《吴主传》注引《魏略》）。权若真的没有野心，继兄业后不久就纳质了（见《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赤壁之战前也不降，哪有可能坐拥三州后才纳质、真心称臣呢？
任子和于禁很久也没到来时，曹丕问计于司马孚，他认为曹丕宣德政以柔远人，不以中原之礼责吴的同时，也应预备军队静观其变；当曹丕不听刘晔的建议欲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又劝谏，因为王位地位太尊“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为虎添翼“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增加日后用兵的难度“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这番真知当然又是换来曹丕的不理会，倒是便宜孙权，让他的统治机构从将军幕府，一下子名正言顺扩大为王国官制，像丞相这样的高级官员也能任命（孙劭）。
《三国志．王朗传》中的“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一句纯属是废话，但该传却倒透露了已在许昌的曹丕，因应南征而大兴屯田。王朗的最后上疏也有部份道理：列举了赵婴齐、刘濞、隗嚣三人，来证明纵有质子，也不代表不会反的前事，是有道理的；内广耕稼这意见也与贾诩一致。但后半段的“宜勅别征诸将，明奉禁令，慎守所部”则不会对战局起任何作用。故曹丕也不采纳其上疏。
假如陆逊等人入蜀追击刘备的话，曹丕其后才攻吴或许在时机选择上还不算大错，可惜陆伯言可不是曹子桓。当刘备败退至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请求进攻。孙权便问陆逊，陆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结果因为孙权与陆逊皆在，正好印证了贾诩在以前回答曹丕的话：“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陆逊本名为议，当时还未改名）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
曹丕出兵后孙权卑辞上书，假意说：“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曹丕便回答了一封很长的信，包括赞其讨刘备的功业，然后指出他的行为引起朝臣疑虑：“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最后强调必需送质，孙权当然不会理会，遂改年号为黄武，不再用曹魏正朔，临江拒守。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其实曹丕三路伐吴之战，胜负一早已分，战略上曹丕完败予孙权和陆逊。
11．《王朗传》的原文是“建安末”，但纳其计的人是“帝”而不是“太祖”，所以只能是曹丕；曹丕继为丞相、魏王时已把建安的年号改为延康。然后就是说王朗于黄初中的事了，因此应是发生于公元220年。

六、洞浦口、京城之役（注12）

“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
《伐吴诏》（见《文词馆林》卷662）这一段话算是了解曹丕当初的战略方向的第一手资料，有别于日后总结的《吴主传》的总结“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到底曹丕当初是把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屯合肥的大司马曹仁与征东大将军曹休看成一路，还是分开，以曹仁攻濡须渡牛渚、曹休出洞浦口顺流渡京城呢？
从资料文献来说，应是前者为主，因为曹丕在稍后时间收到曹休请渡江的表时是“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见《三国志．董昭传》），这表明了曹丕起码是在曹仁还没有突破濡须的情况下就让曹休渡江，当然也许压根子就没打算让曹军渡江。
《建康实录．太祖上》云：“魏命曹休、张辽等诸军大出，数道来迫......魏密遣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退，诸军乘胜破曹休、张辽等，魏引退。”许嵩除了误把早已结束战事的曹休军（黄初三年十一月）误写在曹仁败退后（黄初四年三月），变成为吴军乘胜追破外，他所言的这两两路曹军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声势这点倒可以肯定。
再考究一下洞浦口的地点就可以更加清楚，《初学记》卷八引郦元注《水经》曰：“江上左对洞口江浦。已上和州”；《太平寰宇记．淮南道二．和州条》把洞口浦放在历阳县内；胡三省云：“又据《晋书．谯王尚之传》，桓玄攻尚之于历阳，使冯该断洞浦，焚舟舰。则洞口在历阳江边明矣。”也就是说洞浦口在今安徽和县西南的江边，位置与濡须非常接近。最后曹丕自从青州兵呜鼓擅去后就“外虽尊宠霸，而心常疑之”（见郝经《续后汉书．臧霸传》），董昭则认为“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但最终证明他看错了臧霸），曹魏高层对此路曹军是有疑虑的，恐怕不会太放心任由此路魏军在曹丕的掌握以外征战。
曹休以赵俨为军师，统张辽等及五州二十余军出征，这五州分别是扬（州牧为曹休）、青、徐（注13）、兖（刺史为王凌）和豫州（刺史为贾逵）。赵俨办护军的职务是相当出色，赤壁之战前张辽、乐进和于禁“诸将任气，多共不协”，结果赵俨“每事训喻，遂相亲睦”，所以在协调各个部队方面上是一个相当有信服力的理想人选，整场战役期间各军之间也没有发生互相排斥的情况。而且襄樊之战中看出曹操会放走关羽让刘孙两家此战，战略眼光相当不错，很适合辅助曹休。
本来最有威胁的魏将理应是在合肥之战中“威震江东”（注14）、“虽病，不可当也，慎之！”的智勇双全之名将张辽，不过这五子之首正如孙权所说，已病了，顺流至广陵郡的海陵县（注15）但并无渡江，最后还死于江北的江都，所以这战魏方的主帅是曹休和领兵渡江的臧霸。
曹休其人远非日后石亭之战时朱桓口中的“非智勇名将”，他以亲戚见任这点不假，因为正如前述，曹丕要用宗亲和亲信来控制军队，但非名将这点就绝对不是了。之前的袭芜湖可能会被说是不过小战胜利，但更之前的下辩之战，曹操对他说：“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曹洪闻此令亦委事于曹休。他看出万人敌张飞不过是虚张声势，无法断己军之后路，更可以趁他们未集结前先破吴兰军，结果蜀汉的两个名将张飞和马超就因为被曹休先破吴兰，被迫退兵。曹休之勇虽然看不出，但领兵打仗的能力还是有的，再加上曾用兵扬州，也称得上是适合的统帅人选。何况还有在吕布军和打濡须时合作多时的张辽和臧霸为副（臧霸对吴的功绩，见前文）。
假节的前将军吕范则领五军迎击，吕范征战时间不短，但基本上都是从征为主；陆机后作《辩亡论》，其中一句是说：“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他们虽然都是能文能武，但打仗还不是其所长，所以这路吴军，主要是靠吴人水战的优势以及其副将全琮、徐盛。
曹休应该是沿用两年前经历阳至横江（在洞浦口以北不远）的旧路，同时也基本是当年孙策渡江的老路，也许更有部份船只是来自乌江附近的舶船（曹仁在黄初二年末为大司马，那督诸军屯乌江应是二、三年间之事）。
开战时天公造〔美〕，十一月长江刮起大风导致“（吕范）诸船绠绁断绝，漂没着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像吾粲与黄渊队所活者仅百余人，最终损失达数千人。吕范、孙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从新市增援的贺齐助守。
身在宛的曹丕便诏敕诸军促渡，此时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样从牛渚登陆，而是顺流至海陵，再从臧霸以前的豪语：“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遣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京城（今江苏镇江），取得“烧攻城堑，杀略数千人”的战果（注16）。青徐水军早于建安十三年左右已经存在（注17），当时刘备已怀疑青徐水军能到达樊口，由此估计青、徐水军有一定的实力；臧霸所领的当是其青、徐本部。
《吴主传》云：“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吴录》则记载孙权日后对出使吴国的邓芝说：“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再根据张泽咸先生和朱大渭先生推断“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为黄武初发生的（见《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53条）；步骘在刘备败退后约半年内就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当时的山民作乱的确是牵制了部份吴军，造成了江边守备不足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所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牛渚与采石俱在江东，不过里许）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可能这是这一原因，全琮先前等人还以为曹休又会像上次出历阳后取道牛渚袭芜湖，结果被臧霸“数以轻船钞击”成功奇袭“军营相望”的京城。

京口（注18）的位置很重要，建安十六年在孙权纳张纮计迁都建业前，曾以此为都，因为它是丹杨与吴、会稽的水路交通要冲。故《南齐书．州郡上》云：“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第四节探讨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最后的结论是：“要想依靠破岗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太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城粮谷即告恐慌。”那时连破岗渎还未开凿呢。正因如此，孙权军不得不救援：
全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徐盛“收余兵以少御多，敌不能克”，曹军积了很多茅草欲焚徐盛，但为他烧船而去，一无所得。（见《太平御览》卷996引《吴书》）杭世骏把这段放在“敌不能克”之后，但徐盛自己烧船和曹休军烧船，还不是达到曹休军的目的？更像是指十一月长江刮大风，曹休军的顺境之时。
其后又有数千魏军出江中，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也许就是与臧霸一样为青徐豪杰、魏东莞太守的尹礼尹卢儿；东莞郡曾经是徐州一个郡，故尹礼参战是完全有可能），杀获数百，大败后终有小胜。《三国志．贺齐传》称“曹休等惮之，遂引军还”，但正如其后所述，魏军实无力大举渡江，故见好就收。他因功迁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
他们二人也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了，全琮的耻见于前文所述的为曹休渡江击破；徐盛之丑主要发生于合肥之战，当时他为张辽军突击身受重伤，连牙旗也丢了（《太平御览》卷339所引原文作牙，并收录进牙部），败退期间还让潘璋斩逃亡的部曲使回战，这真让以“勇气以闻”的他尴尬（详见《贺齐传》和《三国志．潘璋传》）。徐盛迁安东将军，封芜湖侯；全琮迁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连吕范也沾光，拜扬州牧。
不过他们能以战功替自己翻身，总比因襄樊一战而降，弄至晚节不保的于禁幸福了，起码孙权还给予机会让他们翻身，不像曹丕那样令于禁北诣邺谒高陵，让他看见陵中的画“庞德愤怒、于禁降服之状”，最终惭愧愤恨，发病而死。正如司马光所说：“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这里也可看出曹丕和孙权在御将和气量上的高低。
至于孙朗（裴松之已推断出《江表传》中的孙匡实为孙朗）“违吕范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这事（最后被孙权不称其为兄弟，终身禁锢）到底是发生在战斗的哪一个阶段，史料不足考证不出。
別其族为丁氏，和孙休耻与孙峻与孙綝同族，特除其属族，称曰故峻及故綝、孙皓对投晋的孙秀改其姓曰厉，何其相似！仅违令放火就被除籍？恐怕是欲降曹被识破，谥法中，述义不悌曰丁。
此役的战果肯定不是如《魏书》所引，曹丕其后的《丙午诏》所讲的“斩首四万”那么夸张，因为当时的吕范军也没这么多人，但日后孙资评彭绮的成事机会时引述：“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万个，数日间船人复会”（注19），倒极可能是事实，因为事隔数年，资料得到整理；也和《吴主传》所言的洞口数千（一部份被吹至北岸的吴军为魏军所杀与俘虏）以及徐陵数千，合共一万，不太矛盾，反过来说吴军总阵亡人数不会超过一万。但吕范最初只是领五军迎敌，再加上像贺齐日后增援的若干兵马，伤亡率还是不低。
是役是否也真发生了许嵩所云的“追破曹休等”呢？首先没有任何文献记录显示，曹休军在黄初四年再次渡江或增援曹仁；其次东线吴军伤亡不轻，且战船损失尤其惨重，有没有能力大规模渡江也是疑问，且若每军人数相约的话，吕范还是绝对的劣势；也不可能是朱桓本末倒置，舍濡须于不顾，而顺流找曹休军决战。
最重要的是东线所有参战吴将，本传都没有记录黄初四年追破曹休等的战绩，包括吕范也无记录这吐气扬眉之作；再鉴于合肥之战时，许嵩也能记为建安二十一年，所以许嵩误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果有其事的可能。若追破是指江陵之役中，屯于中洲的魏军，记作夏侯尚、曹真等，还可以勉强成立。
此战虽然胜多败少，但正如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广陵至京口毕竟有四十余里。特大涌潮的广陵涛更是因《七发》，而变得天下闻名（注20）。（广陵涛这奇观，可参照今天的钱塘潮）
故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日后诸葛恪东关之战胜利后扬言侵青、徐，傅嘏认为：“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又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不过是遣素习水军的小将率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亲自领大军来向淮南。”最后也如他所言，诸葛恪只是北取合肥新城。

12．考《吴书》诸传是役皆记作“洞口”，而《魏书．曹休传》、《魏书．董昭传》、《魏书．臧霸传》及裴注引的《资别传》也记作“洞浦（口）”，可知魏军九月出洞浦口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任何疑问；《吴主传》记录十一月吕范军遇大风溺死数千后，臧霸才袭攻徐陵，那显示遇大风的地点应仍是两军对峙之地的洞口。吴水军突然遭重创，失去局部制江权之时，才会有渡江地点为徐陵的后续发展。
若仅有《吴主传》的记录，徐陵还有可能是误记，但加上《三国志．王凌传》的广陵和《三国志．张辽传》的海陵，则能彻底排除误记的可能性了，因为他们正好身处在徐陵的对岸。张辽至广陵更有其就地下葬之墓可证：
据《宋高僧传．卷十．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所载：“元和五年相国李公墉之理广陵也……召居华林寺，寺内有大将军张辽墓。”万历《扬州府志》卷21古冢条则记张辽墓位于大仪乡。
陈寿写史简洁，从征者基本只会记录一个地名以示参战，故《王凌传》记录的内容，不太可能理解成兖州刺史的他与合肥守将张辽出洞口，同至广陵后，吴军又遇风灾。而且按常理推测，驻扬州的张辽先与王凌同往徐州，后至洞口，最后又回江都这路线，实在不太合乎常理了。
最多人的疑惑是曹休为甚么不直接渡江，首先两地不一定是对岸，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云：“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张修桂先生等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九章第一节便认为：“并非隔江相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两地也有不少的距离。
历阳至京口的水路又相距多少呢？根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南徐州（京口）与南豫州（历阳）去京都水240和160，即近四百里。既然赤壁、乌林之战也是相距近两百里，除非有文献记录证明扬州一带曾有水口名曰洞浦，否则不应轻易武断就在京口对岸。
若没有够硬的其他史料能推翻《吴主传》九月出洞口，十一月袭徐陵的详细记录，应以《吴主传》为是。至于洞浦口和京城的位置，请详见本章各条。
13．若按《三国志．臧霸传》注引《魏略》，青、徐二州诸军事也是曹休所督，但《臧霸传》则明言他督青州诸军事，不过考《公卿上尊号奏碑》，臧霸是徐州刺史。曹植是年夏写的《求祭先王表》云徐州臧霸，可见他未移驻青州；因此“吕虔的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是在臧霸被征入朝为执金吾以后，他之前仍然是裨将军，而不是曹丕即王位后就已是徐州刺史，故万斯同的《魏方镇年表》有误。
根据其降曹后曹操就“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以及其党羽孙观等的事迹，二州军事权应还是在青徐豪霸臧霸等人的控制中。但无论是曹休或臧霸控制二州的军事力量，二州也最终参与了洞浦之役。
14．张辽为孙权所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太平御览》卷279注引《魏略》
15．又据《王凌传》，辽等至广陵临江。盖广陵即海陵也。萧子颢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三年胡三省注
16．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之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17．京口先为徐陵，其地盖丹徒县之西乡京口里也。《南徐州记》
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今州是也......《吴志》又云“魏将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堑”，即吴时或称京城，或称徐陵，或称丹徒，其实一也。《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一．润州条》
现存的《三国志》版本则写作“烧攻城车”，按常理吕范他们是以舟军拒守，不可能有攻城车可让臧霸军烧，所以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所引唐朝时的《三国志》原文应该才是陈寿所写之句，“车”字应是后世传抄时出错。
18．《（至顺）镇江志》卷二引《舆地志》云：“吴大帝孙权所筑，周迴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壁”，铁瓮城位于今镇江市北固山南峰。由于山体较陡，夯土墙由上桓、二层台和下垣组成，故可谓是险城。
19．《三国志．刘放传附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赵幼文先生于《三国志校笺》云：郝（经《续后汉）书》作“万艘”，考本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斩首四万级，获船万艘。”不作十万也。赵（一清）说或未确。窃疑此句原作“得船万个”，《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仪礼．郊特性馈食礼》“俎释三个”郑注：“个犹枚也。”“个”误作“千”，又误乙，遂作“千万”也。
20．初，自广陵扬子江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十八里。今（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五．扬州府条》
京江，《禹贡》北江也，阔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极为奇观。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南徐州记》

七、濡须之役

濡须坞，在县西南一百十里。濡须水，源出巢县西巢湖，亦渭之马尾沟，东流经亚父山，又东南流注于江。建安十八年，曹公至濡须，与孙权相拒月余。权乘轻舟，从濡须口入偃月坞。坞在巢县东南二百八十里濡须水口。初，吕蒙守濡须，闻曹公将来，夹水筑坞，形如偃月，故以为名。《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和州条》
濡须坞（今安徽无为以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不止是三国时期魏吴之争的焦点，就算是日后南北朝也是围绕寿春至合肥一线拉据，濡须与附近的东关(即《三国志．朱然传》中所称的大坞及三关屯)都是南北政权必争之地，吕祉在其《东南防守利便》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故孙权此时应以过万兵驻守：
朱桓有部曲万口，他救羡溪时濡须只余下五千兵，似也在印证朱桓此时拥过万兵；他的前任周泰能用鼓吹，胡三省认为，按汉制领兵过万的将军才有资格使用。
尽管如前述，曹休成功从横江渡江至牛渚，但总规模也不过是一千人左右；全军东至徐州的海陵，也仅仅轻船五百、一万敢死的规模，这样的兵力规模根本不足以讨灭孙吴，两次也只是停留在越江抄掠，根本还没有条件攻城占地。
自涡水、颍水入淮河出肥水，再越巢湖出濡须水，恐怕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地理与科技水平的大规模用兵方向，而且从建安五年刘馥单车造合肥，开垦芍坡、茹陂、七们堰、吴塘等地（注21）；孙武在《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中因为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而提出“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注22）。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
淮南的屯田无疑正正是曹魏进攻三吴的最理想地点。因此正如前文分析，曹仁率军攻濡须才是东路曹军的主要方向。
“将军真天人也！”
赤壁之战后周瑜率数万攻江陵，曹仁命牛金逆袭其数千的先锋，但被围困，结果曹仁被甲上马，带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与敌军距百馀步之遥，迫近城沟，陈矫等以为曹仁只是在沟上当住，为牛金支持作势，谁知曹仁竟渡沟直前，冲入敌围，牛金等乃得解救。但敌围之中有馀众尚未尽出，曹仁复又直还突入，将余兵从围中拔出，又杀敌数人，把敌军击退。陈矫说了那句话，三军也服其勇。若不对照曹仁和张辽他们的一生战绩与最大武勇亮点（江陵之战与合肥之战的冲阵），《傅子》还评：“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
智谋方面，尽管一生看不清形势而中计也不少，但能劝谏曹操围壶关时示活门绝高干军死守的决心，智谋水平也不低。治军方面，军不利导致士卒丧气之时也能鼓厉将士回奋斗志，再加上其守城是有一手的，是当时曹氏宗亲中最勇猛的名将了，所以绝对不是朱桓日后为提升吴军士气而贬低的“既非智勇”。
相反朱桓，尽管能对其部曲及其妻儿皆认识、“爱养吏士，赡护六亲”，治军是有一手。但在这之前只是讨山越、从征，曹仁已经参与多场曹方的大战役，而且也独当过一面，朱桓为鼓励士气而贬低曹仁“既非智勇”前问士卒：“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尽管最后朱桓用事实来证明孙权用他接替周泰为濡须督是有识人之明，但在这之前朱桓名气算不上很大，濡须之战前其用兵亮点，仅看其本传也发现不了甚么，这次的士气提升作用真的是个大问号。
蒋济曾任扬州别驾，应该对濡须附近的地理环境有所认识；他不但曾以一封云四万援军将至的伪信，而骗走围合肥百余天的孙权，襄樊之战时还与司马懿一样看出孙权必不喜关羽得志，可以暂时结盟，由他辅助曾至居巢的曹仁也是理想的人选。朱桓也有前濡须督周泰之子周邵以骑都尉领兵（继承其父屯驻当地数年之兵）相辅。
曹仁领步骑数万向濡须，欲以兵袭取濡须中州，便扬言将东攻羡溪（在濡须东三十里）。朱桓中计分兵赶赴羡溪，部队出发后才得知曹仁的真正目标是濡须，已经只有七十里。朱桓遣人追回趋羡溪的己军，但己军还没有回来曹仁军已至。当时朱桓才五千人，诸将十分显得惧怕。
朱桓开导他们说：“凡是两军对阵，胜负在于将领的能力，而不在于士众的多寡。你们听闻曹仁的用兵，怎么能和我朱桓比呢？兵法所说防守方只需半数兵力就可以抵挡数倍敌军，这指的是平原作战，没有城池作为守备的情况下，胜负取决于士众是否勇敢、进退是否一致。现在敌方的曹仁既非智勇，况且他的士卒十分胆怯，又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人马疲倦困乏，我朱桓和诸位将军，一起据守高大的城墙，南面濒临大江，北面倚靠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这正是百战百胜的战局。即使曹丕亲自前来，尚且不用忧虑，何况只是曹仁之辈呢！”
于是朱桓偃旗息鼓，从城外看显得十分薄弱，从而引诱曹仁来攻。别袭羡溪的蒋济曾谏曹仁：“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曹操曾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见《孙资传》注引《资别传》），这也可以想像到地中之狱的濡须中洲，地势是何等的险恶。
尽管中洲正是朱桓部众妻子儿女所在的地方，袭破后或能再次重演吕蒙攻心计瓦解关羽军一幕（注23），吸引力是非常不小，但耐何魏水军暂时还不足以和吴水军相抗衡呢，这就种下了曹仁最终失败的种子。

曹仁遣其子曹泰攻濡须坞，又派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人乘坐油船（牛皮造，外施油以扞水，余大吉先生在《三国军事史》第十六章第六节认为这是江上轻型运兵船，并可能是魏国发明）袭击濡须中洲，曹仁亲自率领一万人留在濡须以西的橐皋，作为曹泰等人的后援。攻城战的经典例子（注24）：吕蒙、甘宁破皖城因有皖城并非坚城的前提，但濡须坞不是；强如曹操从建安十八年起就攻不破濡须坞，何况曹泰？所以曹泰军注定是没有任何战果，只有牵制作用。
朱桓、骆统与严圭兵攻油船，取得斩常雕，生擒王双，临阵斩杀或溺死的有一千多人的战果。另外据《建康实录》所载，朱桓又遣步兵抵当曹仁，自己亲自战曹泰，火烧其营寨并击破之，追斩数千级。整场濡须之役朱桓军杀敌数千，也算是替去年吕范等人争回一口气了。朱桓也得而封嘉兴侯，迁奋武将军，遥领彭城相。骆统接替朱桓继任濡须督、封新阳亭侯。
至于《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云：“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明显就是一句废话，连《三国志．曹仁传》也应用了本人个传扬长忌短的写法，没有提及曹仁这场败仗，何来取得“禽获万数”的战果？这一战的另一个关键的结果就是围江陵的魏军在曹仁败退后，同月内也退兵，所以又可再次证明这路魏军的重要性。退兵后不久，曹仁病故，其兵由复为东中郎将的蒋济代领。
可惜了曹仁晚年吃此败仗，若曹丕是身在宛城而不是寿春，董昭应该也能说出他评夏侯尚屯兵百里洲是何等势危的话，夏侯尚屯已为己军所占的百里洲他尚且会考虑我方退路，更别说进攻濡须中洲。就算董昭看不出，但蒋济上疏予曹丕，曹丕或董昭总应有一个人能领悟，最终令曹丕下诏曹仁别打算占濡须中洲，只是这样的话夏侯尚军就未免会大败。只能叹一句“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谢钟英所撰的《三国大事表》中记魏：“黄初三年十月帝征权”后接著是“曹仁破权牛渚屯”，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十一月曹休军才渡江，理论上起码也要再写上“十一月”三个字。不过《曹仁传》是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是出自同卷的《曹真传》：“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
正如前一句所说，曹真与夏侯尚在荆州的战场围江陵，哪有可能遣军越过武昌助曹仁袭牛渚屯并破之？正如卢弼所说：“破牛渚屯者或为曹仁之军乎？”如谢钟英那样，把曹真改成曹仁，确实不太恰当。观乎整场濡须之役，曹仁军连濡须中洲也攻破不了，完全没有其他资料能显示魏军继曹休之后再一次渡江成攻并击破牛渚屯；本传内的句子前后倒置是偶有发生，但不同传内的句子错调则闻所未闻。
可能“牛渚屯”实为“中渚屯”或“南渚屯”之误，据《吴主传》的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张郃也确实攻破；而《三国志．夏侯尚传》则曾有“江中渚”一词，《丙午诏》说张郃攻“南渚”，“渚”只是江河中的沙洲，所以“中渚”／“南渚”等同“江陵中洲”，因此应是“中”／“南”字在传抄上出错，变成“牛”字了。总括来说，暂时没有有力证据证实曹仁曾破牛渚屯。
21．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晋书．食货志》
芍陂在南直寿州安丰城南百步，亦曰安丰塘，亦曰期思坡，周围二百二十四里，与阳泉大叶坡并叔敖所开。沟引渒水为子午渠，开六门，灌田万顷。建安十四年开芍坡屯田即此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七们堰在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太平寰字记．淮南道四．庐江县条》
22．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琊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通典．食货十．漕运》
“人负米六斗，卒自携带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只可进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若计复回，只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而实际上，“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各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蒂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梦溪笔谈》卷11
古代运输条件落后，就算以在西方最推崇的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宋，运送粮草都如此艰辛。再看看实际例子如秦征匈奴时，利用比率是1/192；汉武帝修西南道路（这个没有敌人骚扰）也不到2%。
23．肃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景王从之，遂破俭、钦。《三国志．王朗传附子肃传》
24．《百战奇法．第四卷．攻战》

八、江陵之战

“夫荆州（江陵）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从来善用荆州者，莫如楚，楚都于郢，而其争中原也，则在方城、汉水之外，是今日襄阳以北地矣。西则以黔中、巫郡隔碍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归州、夷陵诸境乎？东则越冥阨以迫陈、蔡，由夏州、州来、符离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黄、蕲之郊乎？是则全楚之形胜，莫过于荆州也。”《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一》
江陵的战略地位其次在于山川之险，南有长江天堑，江津戍与马头成，南北夹江对峙，中间长江水势甚盛，乃南北要冲，能扼东西之交通，位置险要，江防重地。其西有西陵峡、夷陵、荆门、虎牙一列沿江军事险要全长七十多公里，当中夷陵距三峡之口控川鄂水道之咽喉，上锁巴夔，下引荆襄，战略销钥。东有云梦大泽及长江，与江夏郡分隔，东南可守荆江口（今湖南岳阳城陵矶），东北可守汉水及西岸当阳的栎林长阪。建都除了能有效控制领土外更重要的是不易被攻下，所以历史上除了楚国在此建都外，还有梁、后梁、南平等。
再者，荆州三大农业地区中，南阳盆地为汉末战火所摧残，人口锐减；湘、资、沅、澧这后世的八百里洞庭湖当时尚是一幅河网割切、纵横交错的平原景观图，洞庭平原亦是一片足以与江汉平原相颉颃的三角洲（注25）。故当时荆州的经济重心还是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其相邻的云梦大泽。
可能有人引用诸葛瑾这南郡太守已督公安和日后南北朝的宋人何承天的《安边论》（注26），认为孙权已把南郡之民南移至公安，江陵失去了行政功能，仅沦为城塞。但《安边论》也提及了魏把合肥城移至新城，可见他只是把魏、吴整个时期的情况总结，根本不能证明孙权已于黄初三年或以前就移民。江淮之间、柤中等地确实是因为长期交战已变成无人之荒地，但不代表江汉平原与云梦大泽大部份地方也这样。
其实《潘璋传》中“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一句已经明确指出当时的南郡郡治还是江陵，因为公安根本没有被魏军所围。这让后人产生混乱应归咎于吴人以前把南郡的江南之地（公安）也称作南郡，所以才造成大家对诸葛瑾这南郡太守之误会，胡三省已经解释了《献帝春秋》一段，江陵是怎样会和南郡同时并存（注27）。
刘备得荆南四郡后再借得江陵，得以进军巴蜀三分天下；关羽北攻襄阳威震华夏，令曹操欲迁都以避之。孙权袭夺荆州后能与魏（晋）南北对抗六十余年。南北朝时晋、宋、齐、梁，江陵皆为重镇。所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江陵之得失从来都是关乎南北之分合，判东西之强弱。陈之积弱与江陵之失有很大程度上的关系。所以曹丕便令夏侯尚、曹真等人围攻这位于联系南方东西交通命脉长江之上的江陵。
曹真曾领虎豹骑，也曾亲自或督将打过一些胜仗，每次征战也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就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若再看日后面对诸葛亮北伐的表现，无疑他是曹魏第二代宗亲中最杰出的将领。黄初三年入朝后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夏侯尚这个征南大将军，以前虽有从征、当参谋，但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真正当主帅督徐晃也是曹丕代汉后的事，当时的军事资历和曹真相比，确实相差不少。
尽管曹真假黄钺这“非人臣常器”，能戮节将（见《宋书．百官志上》），看似是主帅，不过从《伐吴诏》中“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的一句，以及《三国志．文聘传》中的“与夏侯尚围江陵”一句来看，主帅是都督南方军事、与曹丕关系极为亲密的夏侯尚，因为若只写上一个名字的话，只能是写上主帅的名字。
至于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都督中央与地方的意思，实际上是仅指京师中央军：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这情况直至东晋也是这样（注28）。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吴主传》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曹真这上军大将军开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属之军师（这也是《三国志．辛毗传》提及曹真之因，因为他不是行征南大将军的军师）。再辅以久征沙场的两个魏五子张郃与徐晃，其中徐晃还是曾与曹仁守过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许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满宠，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将参与的。
吴军方面，主将是吕蒙眼中的替任者、“临急胆定”的朱然镇江陵，以前从征多次，夷陵之战负责断刘备的后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闻名坚城，曹仁能以此在无援军的情况下面对周瑜军死守一年；陆抗能以一副将守住羊祜军的攻势，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晋的步阐。这就注定了魏军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孙权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诸葛瑾、杨粲等人中，军事不是诸葛瑾其所长；杨粲只是个历史过客，连个附传也没有，实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军市谋利，个人素质实在没甚么好说，不过孙权需要人才便因功忘过，因为他打仗还是有一手的。合肥之战前主要功绩就是讨山贼，亮点不多，但合肥之战时张辽突袭，陈武阵亡，宋谦和徐盛败走，潘璋这时斩杀逃军使还战，情形有点像于禁于淯水之败斩已无军纪的青州军、后明辩是非先应付张绣追军，为曹操赏析。荆州之战和夷陵之战，其所部又成功生擒关羽和杀刘备护军冯习。在这之前主要体现出是一个猛将，在当时吴的老一代名将多亡的情况下算是较理想的人选。
三海在城东北。江陵以水为险。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赤乌十三年，魏将王昶向江陵，引竹戆为桥，渡水来侵，朱绩因退入江陵。孙皓时，陆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凤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阳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急破之。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功力。《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四》
再引同卷，荆州府（江陵）北至襄阳府为470里，清每量地尺为34.5厘米；三国每尺为24.2厘米，也就是三国时代约为670里。再根据历代名将、兵书的总结，军队的普通行军速度为每天三十里（注29），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从襄阳直抵江陵。

正如前述襄阳至江陵之间基本已成无人的真空地带，魏军历次战争中也很轻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陆抗鉴于孙皓时吴的国力，引水造北海是对的，名将羊祜也花了不少时间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围江陵，北海还没出现，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浮桥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出现，也成为日后导致魏军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为其势援”，夏侯尚等连屯围江陵，孙权便于黄初三年十二月遣孙盛率万人立围坞于江陵中洲，以为犄角之势。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顾名思义方圆百里，在江陵西南长江中。这岛能耕种，日后还能成为枝江县县治可见一斑（注30），确实可以作为久屯之地，对魏军的威胁不可谓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张郃进攻，破孙盛后张郃据州上围守，把朱然进一步孤立起来。孙权马上令在公安的诸葛瑾等人救援，他们与夏侯尚军对江相隔，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军于江中。夏侯尚于晚上让部分士兵乘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夜袭诸葛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成功击破之。公安的援军也被成功隔断。这战显示出诸葛瑾“性弘缓”，让他“推道理，任计画”倒是可以的，但战场讯息万变，他根本“无应卒倚伏之术”，所以迟迟也无法解围。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杀至沔口（即夏口北岸），“止石梵（当在今湖北天门东南，汉水北），自当一队，御贼有功”（《通典》卷183记作“吴军来攻，不克”）。参考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的战例，《三国志．董袭传》云：“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汉水只需少量水军就可以担任阻隔的任务，文聘水军有了泊岸，孙权就不可能毫无顾忌的以船只调动兵力，哪怕文聘没取得绝对的制江权。
文聘应该至少打败了在他南面的吴江夏太守孙奂。孙奂于建安二十四年后就接替其兄孙皎的江夏太守一职，直至死后由其子孙承“代统兵，领郡”，可见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职。孙权于曹丕死后率五万围文聘，孙奂本传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战一事，更被孙权赞“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可见不是庸将；文聘杀至江夏境内的沔口，孙奂也不反击？执行不抵抗政策吗？
孙权在二月老远从彭蠡水（今鄱阳湖一带）（注31）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黄鹄山，今蛇山，与夏口对望），在南岸修城防止文聘渡江。孙权断不可能容许魏军继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于“己之心喉”（见《宣帝纪》）的夏口，孙权不论是亲征还是遣将击文聘，孙奂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没战事，但其本传只字没有提及黄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只有一个：战败，所以本传不写。因此“吴军来攻，不克”当是事实，文聘此战含金量不低。
《宋书．州郡志二》记江夏曲陵县，本名石阳，乃吴立。吴得江夏后，曹操生前沒有用兵。孙权在黄初七年围文聘于石阳，可见石阳是曹丕三路伐吴的战果。
另外，老将韩当在江陵之役时“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为孙权所善。他的保东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东南，但文聘军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围之援军未必只有沔口以东的吴军，也可能来自南郡附近的吴军，韩当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现在科技发达，还能用卫星作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地皆不是江陵的东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国的地图还谈不上完全的精确，参照一下清人江士铎所绘的《水经图注》就会明白，古人在绘太长的河流时只能是随便的画，若河流本从东南方向流，慢慢转弯绕向东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
夏水穿越云梦大泽后与汉水汇合，然后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东南；西汉时期在江陵东方也有扬（阳）水，此水正好向东流，也与汉水相通。虽然杜预日后才再次疏通扬水，扬水与汉水的汇合点就是扬口（今天门县以南），但至少三国时期，也已经有零星的流域。
长江以南的公安是诸葛瑾的守卫区，所以在江陵东南的夏水、扬水，应该就是韩当所保之“东南”了。当然，这仅仅是停留在推测当中，因为还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韩当与文聘交战。不过，担当江陵军牵制作用的偏师文聘，战后也把屯沔口之兵调回，恐怕因为深知无足够兵力长期屯据吧。

回到主战场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肿病，尚有战斗能力的只余下五千人。曹真等人筑起土山，开凿地道，建立楼橹逼近城墙，箭如雨下，将士们都惊恐失色，朱然晏然无惧意，激励士卒，趁敌军出现战术漏洞时攻破敌军两个军营。魏军围攻江陵有六个月的时间，还没有退军。江陵令姚泰率领军队守备北门，发现城外敌军众多，城中守兵少，谷物粮草将尽，趁机与敌军勾结，图谋作为内应。准备要发事的时候，奸计被发现，于是朱然按军法处斩了姚泰。孙资日后追述曹丕的评语：“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注19）。”
魏军退兵的转捩点发生在黄初四年三月，当时江水（即今天的长江）浅狭，夏侯尚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种，确可为久屯之地），结果魏军日渡不绝、南北往来，很多人多以为江陵必可拔。可惜吴军的潘璋鉴于魏军势盛，而江水又浅暂不交战，领军到魏军的上流五十里，因为他已看出胜负的关键：“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
正当上万魏军也许改姓孙之际，幸好魏军也有人看出这祸害，这人就是董昭了。他上疏曹丕说：“武皇帝智勇过人，用兵却很谨慎，从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敌人。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难，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带没有险阻，退兵都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军，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与后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狭隘的道路。
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浮桥，我军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税部队将不再属于魏，而为吴所有。臣对这件事非常忧虑，寝食不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毫不担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御？就算无法破敌，因应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事将危矣，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还能看中出刘备于夷陵的问题所在，对军事不是一窍不通，醒悟后马上下诏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此时吴军已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最后勉强撤回北岸。
潘璋本来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周瑜于赤壁的一幕无法让潘璋重演。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曹丕便赞董昭预料得真准确。再加上此时又传来了大司马曹仁兵败濡须的消息，就以瘟疫为由，曹丕遂命令各军全线撤退。朱然在外无援，内有谋叛，地道、楼橹猛攻，加上瘟疫，有战斗力的己军不满五千员的情况下，也能死守江陵达六个月之长，由此名震魏国。
朱然战后改封当阳侯；韩当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遥领冠军太守；潘璋没封赏，难道要为孙盛之败负责，故算作功过相抵？
这战双方的总伤亡数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难像前两战那样分辩出谁是胜利的一方，假如没有董昭，或许是魏败北告终，这就不能不说夏侯尚与一众身在江陵的魏军，运气比攻濡须的曹仁军好了。张郃破孙盛万人而杀敌的数字史书没有记录，唯一可以参考的数字只有《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相对于前述的洞浦和濡须，这次倒靠谱很多，因为其后吴军攻屯于百里洲的魏军，魏军仅能从浮桥退兵，挤在一起，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张郃破孙盛于此孤岛，战败而来不及登船，一万吴军中溺死者数千（应该也包括了战败的吴军），比较接近事实。但反过来说，驻于百里洲的夏侯尚军损折人数也许也有数千。
夏侯尚和文聘击破解围的吴军，到底杀伤了多少？不知道。正如围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伤亡数字也是无法得知。卫觊当年认为关中诸将无争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号、得其所志，宜为后图；不应遣张鲁今他们自忧而反。但这需时太长且内容较为空洞之议，不为曹操所纳，继续实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计（注32），关中之战就算是曹操胜了十万关中联军，但还是云死者万计。
因为卫觊当初认为别出兵，所以本传就强调其负面结果，所以《三国志．贾诩传》所说的“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贾诩不赞成曹丕出兵。至于蒋钦之子蒋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绝诸葛瑾、还是曹真围江陵期间战死，史料不详故无法确定。
宛、许在三月发生大疫，死者万数（见《宋书．五行志五》）。应是从江陵班师的兵员疫夫带回来的，但当中又有多少是官兵呢？不可考。
至于退兵之因，魏廷当年公报的官方答案是这样写的：“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因为曹丕心肠好所以才放你一马......废话连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传》所讲的“会大疫”呢？合肥之战也是有大疫，但吴军退兵主因在《张辽传》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张辽的冲阵弄至“吴人夺气”，士气低迷、破城无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军远在汉中无法救援这夺合肥的大好良机。瘟疫确实会造成士兵战斗力下降，但也是双向的，魏军有此问题，吴军一样会有，病毒是无差别的侵袭人体。这又不是像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黑死病这么厉害，可以迫使交战双方被迫停战，曹操更把赤壁之败说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曹丕不想承受魏军因瘟疫而有较多的阵亡人数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抬杠说曹丕愿意忍受这结果也要围城直至城破，不愿放弃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这样的有利条件，反正根本没有史料表达出曹丕当时心中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们所想的未必是当时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会是最终的主因，因为还没有实行过，魏军的主力仍在，还有交战的能力。江水其后暴涨，也不是冲毁了魏军驻营。当时江陵不像襄樊之战时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机率不太大。在江陵战场没有粮草补给困难的史料，主力仍在，魏军是有条件继续围城的。
其实主因就是朱然才让围城的曹真无计可施，有造反者也让朱然发现。再加上主力被击退导致其他各路退兵，这样的例子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孙权起兵响应，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满宠的杰出表现让孙权退兵，结果向广陵的孙韶、攻襄阳的陆逊一同退兵；《建康实录》压根没有提及江陵之战，只有濡须之战；以及江陵初定，经济、人力等等因素还是以三吴地区为主，所以曹仁军这打算直插三吴的利剑才是魏军的主攻部队，历代北灭南的都是以从历阳至采石为主（注29），故曹仁战败曹丕也只好下令夏侯尚、曹真等退兵。
三路伐吴最终以无功而返告终。曹植日后在《与司马仲达书》（见《艺文类聚》卷59）中总结了吴国充分发挥江淮、江汉间不利于魏国骑兵的地理优势：“以洲渚为营垒，以江淮为城堑。”
25．主编邹逸麟、张修桂，副主编王守春《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九章第四节
26．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宋书．何承天传》
27．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胡三省云：“南郡，本治江陵，吴得荆州，置南郡于江南；晋平吴，以江陵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为南平郡。亮所据盖江南之南郡也。”《资治通鉴》卷67汉孝献帝建安二十年
28．祝总斌先生《材不材斋史学丛稿．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29．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汉书．陈汤传》
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武经总要》卷5
古人师行日三十里......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日知录》卷29“军行迟速”条
30．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水经注．江水二》引盛弘之《荆州记》
31．孙权黄武元年于彭蠡水。《三国志集解．吴主传》注引《鼎录》
32．《资治通鉴》卷66汉孝献帝建安十六年胡三省注

九、历史谜团
陆逊应该才是东吴名义上的主帅，只是坚守江陵的朱然实际上长时间迎战魏军，才是魏军的主要敌将，用抗战国军的战区司令官与敌前总指挥来形容陆逊和朱然，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孙权当然有权在全国作出任何的军队调动，因为他就好比是蒋介石，但由于前述文聘的阻隔（以及没有吴军突破文聘防线而增援的记录），加上孙权可能应付多线作战，也不会把所有精力放在江陵之役上。
为甚么说陆逊是江陵之役的主帅？因为目前为止，有文献记录和出土实物，互相印证了这事。《建康实录》在提及了曹休等来犯后就接著写：“权令吕范、诸葛瑾等缘江守备，拜陆逊为辅国大将军、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黄钺，渡江拒魏，以将军朱桓为濡须督，封新亭侯。”这段话虽然在陆逊升职时间和职位与《三国志》有出入，但孙权在安排将领迎战魏军方面，各人也有自己所负的责任，陆逊“渡江拒魏”这句是因为句子前后倒置才出现在这段的可能性是基本没有，而且根本提也没有提及镇江陵的朱然，仅有督公安的诸葛瑾，可见江陵之役是由陆逊作主帅。
文物方面，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于陕西西安市南郊出土的《曹真碑》有一句话：“□冬霜于陆议，奋雷霆于朱然”，曹真之前大部份的征战皆是发生于西方，这次南征才是其第一次与吴交战。围朱然于江陵记作“奋雷霆于朱然”，那“□冬霜于陆议”呢？所以只能理解成陆逊是这次吴方的主帅，否则《曹真碑》不可能提及不是交战对象的陆逊。
《曹真碑》也有主帅在后方有功的逻辑思维，例子是苏则和张既的平河西，因为曹真是镇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所以曹真也能沾点功劳：“张掖张进”这四个字以后说甚么，因为碑是残碑所以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指苏则讨斩张进一事，因为曹真曾遣费曜，尽管《文帝纪》和《通鉴》把平定叛乱的主帅记为苏则；“羌胡诳之□□□张罗设陷阱之坑网”发生于讨斩张进之后，这里的羌胡应是指凉州卢水胡。张既在这战先用声东击西之法占武威，然后诱敌深入破敌，这应该就是如《曹真碑》所讲的设陷阱，由于是役张既遣曹真属下费曜征战，极可能是曹真遣费曜让张既节度，所以曹真也能沾光。
《三国志．明帝纪》也有“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一句，但实际上只是张郃击破诸葛亮的马谡，击破敌军某部也可以被写成打败后方的敌主帅。拒刘备有功，还赴南郡与魏交战而亡的蒋壹，也可被视作陆逊派遣的援军，因此曹真到底是打败陆逊还是打朱然军连同后方的陆逊也被写上，必须要弄清陆逊到底是否真的没有亲至江陵，因为上述的两条资料只能证明陆逊间接参战，像双方君主曹丕和孙权一样，虽是出征，但只是在后方。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来自成书于唐的《元和郡县图志》。尽管当中的山南道一，也就是讲述夷陵的那一卷已散佚，不过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卷147峡州沿用了《元和郡县图志》的记录，证明陆逊在破刘备后是还屯夷陵的：“西陵峡，在（夷陵）县西北二十五里。《吴志》云：‘陆逊破刘玄德，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即此是也。”
可能有人还不认同这条史料，并质疑此乃乐史的误记，但陆逊还屯夷陵的记录亦同样为《舆地纪胜》和《通鉴地理通释》卷12所引录。至于李吉甫记录唐时的《三国志》更为接近事实本貌，之前评论臧霸攻徐陵实乃“烧攻城堑”，即为一例。
古藉因年代旧远，传抄的人间中抄错一两个字、脱句，时有发生。《旧五代史》散佚后还要靠《永乐大典》，再引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所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才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所以根本没理由怀疑八百多年前王象之等人所看见的《三国志》不是更接近陈寿的原文，何况陆逊还屯夷陵还能从现存《三国志》的版本中作推测。
《三国志．陆逊传》云：“（黄武）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遣还西陵。”陆逊于石亭之战破曹休后写的不是“遣督西陵”，而是“遣还西陵”，那分别就大了，前者的话就代表陆逊之前不是在西陵而后者标示陆逊在石亭之战时身在西陵。再加上《三国志．步骘传》在其后一年指出：“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可见陆逊以前就是都督西陵。
而两年前在《吴主传》记录了“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句，正如前述，江汉平原以及附近的云梦大泽是荆州农业区的核心，若陆逊在江陵或公安的话，军屯后不太可能还“所在少谷”；相反，若是身在非江汉平原的西陵，就比较合情理。再鉴于东吴是实行部曲制，以及督某地的将领，死后通常也由子孙所继任（注33），鉴于《陆逊传》从来没有提及他何时都督西陵，但可以肯定建安二十四年他这宜都太守身在县治夷道（今湖北宜昌），而不是夷陵（注34）。
追溯到黄初三年，刘备闻魏军出兵后书与陆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先主传》还云当年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陈寿正文和裴注让我们知道刘备虽然败走至白帝，但不能说等同对吴再无任何威胁，就算日后郑泉和宗玮互相往来，吴汉已复通。
还有，正如前述孙权因扬越蛮夷而影响江边兵力，以及步骘在夷陵之战后还要讨平“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这时开始督“国之西门”的西陵不是不合情理的。若史书没有明确指出某地之督移屯或参战，他应该是仍然留督；因此综合来说，夏侯尚围朱然于江陵时，若陆逊如《建康实录》所说有拒魏的责任，陆逊渡江至夷陵，既可防蜀汉，又能随时增援己军，这个应该才是事情的真相。既不与《建康实录》相冲，若应用《明帝纪》张郃破亮于街亭的逻辑，《曹真碑》的话和陆逊还屯夷陵是可以共存。《曹真碑》与一般碑文一样，尽可能把所有功劳都加于主人翁身上。当然，孙权也可能仅仅是给予他拒刘备的任务。
反过来说，若陆逊亲自到前线而败北，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之因，但问题是输得更惨的吕范，一样有记录见于《三国志》。就算陆逊曾吃败仗，但吴军最终还是防卫江陵成功，已亲至前线的陆逊也算有功，但为甚么没有记录？正如前述曹操和曹丕的南征，一样会有蛛丝马迹留下，魏军诸将的本传为甚么根本没有曾破陆逊这一回事？

当然，严可均在《全唐文》也辑录了这样的资料（注35）。所以就算陈寿受了陆逊子孙的压力而不得不替其先祖有所隐瞒，本人已很难把所有证据也从整本《三国志》中抽离。同时期其他史家所写的《魏略》等等，裴松之也收录过，就算没有被收录的，《通典》、《太平御览》、《全三国文》等呢？后代人所翻写的史书如《建康实录》、《续后汉书》等呢？这机率也未免低得更乎不可能了吧。
因此从文献记录、陆逊驻守地分析的佐证和假设真有其事而逆向搜索，也没有任何实则证据证实陆逊曾吃败仗，所以江陵之役时陆逊镇夷陵，没有实际参战。
33．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十年卒，子协嗣，统骘所领，加抚军将军。协卒，子玑嗣侯。协弟阐，继业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封西亭侯。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步骘传》
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部曲吏士亲附之。《三国志．诸葛瑾传》
34．夷道县......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水经注．江水二》
35．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
《资治通鉴》卷182把此事记录在大业九年正月，时事即起兵反隋，此语可与为唐帝后的话得到证实，可见李渊早有取天下之意。
抗与高祖少相亲狎，及杨玄感作乱，高祖统兵陇右，抗言于高祖曰：“玄感抑为发踪耳！李氏有名图箓，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高祖曰：“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大业末，抗于灵武巡长城以伺盗贼，及闻高祖定京城，抗对众而忭曰：“吾家妹婿也，豁达有大度，真拨乱之主矣！”《旧唐书．窦抗传》
时机不熟就会自取其祸，非真的不想反隋。
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才。《旧唐书．五行志》
民间有歌谣《桃李章》，结果连原是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一门三十余人也无一幸免，也加强李渊的决心，日后追赠李金才为上柱国说：“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全唐文》卷1《赠李金才李敏官爵诏》
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何解李渊私喜此行（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原因是“食支十年”（见《旧唐书．巢王元吉传》）。同时又命长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结果兄弟俩“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结果很多人也看到李渊的“四方之志”而劝其起兵。
“见隋政日紊，密劝高祖图天下。《新唐书．崔善为传》、“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旧唐书．许世绪传》
更加详细的推论过程，请见于赵克尧先生和许道勋先生所著的《唐太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