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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一些杂文吧

历史连续性的两个原因：
1，一个人，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断不能将当时宗教的，知识的，美术的，科学的，语言文学的，工业的，商业的，法律的，军事的，政治的思想和习惯统统改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也许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君主 ，一次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影响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
2，人类的惰性和缺乏思想。这两种心理的特点很可以说明为什么虽然在一个范围里面发生了一个骤然的变化，但是有许多旧的东西仍旧遗留到新的时代。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法国虽然经过一次大革命，但是许多18世纪法国政治的特点仍旧存在于现在法国政治生活里面。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六章 “罗马的灭亡”

坐等更新

（周）帝国的统一实际上并不表现在这些偶尔举行的诸侯集会里，而表现在“文化的统一”里，中国文化的统一由三个要素表现出来：1，骑士等级的习俗的统一；2，宗教的即礼仪上的统一；3，文人阶层的统一。礼仪上的统一和车战骑士封臣与城堡采邑主在身份上的统一，具有与西方相类似的形式。在西方，“野蛮人”与“异教徒”被视为同类；而在中国野蛮人或半野蛮人的标志主要是利益不正确。例如，秦侯在献祭时出了错，即被指为半野蛮人。对一个礼仪不正确的诸侯发动战争，则被认为是一种可嘉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二章：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 第一节，采邑制度的世袭神性的特性
一旦俸禄的占有没有实现，在此之后不消多长时间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僵化”现象。由此可见，这是东方家产制及其货币俸禄的一个普遍的结果：很典型的，只有在国土为武力所征服的情况下，或者成功的军事革命或宗教革命才能够瓦解受俸者利益这种强固的外壳，从而缔造全新的权利分配与新的经济条件。
――同书同章第五节：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相互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的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阿谀者。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绝不是什么所谓的原则 ，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连接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与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想法的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节

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和谨慎，尤其是对各种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不过此种摆脱并不像佛教那样扩展到所有的欲望，而只是针对一切非理性的欲望。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像佛教那样是为了脱离此世得到拯救，而是为了适应此世。当然，儒教伦理中完全没有被拯救的观念。儒教徒并不渴望得到拯救，不管是从灵魂的转世还是从彼世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这两个观念都是为儒教徒所不知的。儒教徒并不希望通过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因为社会现实是既有的。儒教徒只想通过自制，机智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遇。他没有从恶或原罪（他对此一无所知）中被拯救出来的渴望。他唯一希望的是能摆脱社会上无礼貌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野蛮行为。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第六章：儒教的生活取向
第六节：“礼”的中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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