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楚墓随葬车马坑
　　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有随葬车马坑的春秋时期楚墓包括春秋中晚期的淅川下寺墓地、春秋中晚期的南阳西关墓地、春秋晚期的淅川徐家岭墓地9号墓等。
　　（一）淅川下寺墓地的随葬车马坑
　　1.淅川下寺墓地发现随葬车马坑的墓葬
　　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有随葬车马坑的墓葬包括5座，即M8、M36、M2、M10、M11，其中M8、M36的年代属于春秋中期，M2的墓主（令尹子庚）卒于公元前552年，他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春秋中期与晚期，因此该墓可归入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墓葬范畴，M10、M11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8号墓(M8)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曾多次被盗。墓底长6.62米、宽5.26米。墓向是110度。葬具为一椁两棺。椁室里置有南北并列的两棺。南棺比较长，北棺则较短。南棺里的骨架呈仰身直肢状，或为一名约50岁的男性。北棺情况不明。随葬品的原置位置已不能知,青铜礼器似主要置于椁室的东部,兵器多置于南棺和南椁壁之间,车马器多置于椁室西端。青铜器包括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及杂器等，另外有玉、石器和料器等。其中青铜礼器有鼎、簠、缶、盉、匜等。36号墓（M36）遭严重破坏，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室长4.74米，宽2.78米。墓向为85度。墓里棺椁的情况不明,没见到人骨架。收集到该墓随葬遗物47件，包括青铜器46件，分为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其中有8件青铜礼器，包括了鼎、簠、缶、盘、匜等五种。另有1件玉璜。2号墓(M2)是长方形的土坑墓。墓向为79度。墓里以夯土夯实。墓室长度为9.1米，宽度是6.47米。坑底四周发现了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两棺。在椁下发现三条垫木。南北并列的两棺位于墓室西部。南棺比较大，北棺则较小。该墓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料器及其他，总计6098件。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及杂器等，礼器中的鼎不少于19件（升鼎7），乐器里有26件甬钟等，还有大量的玉石器及192片金箔等。10号墓(M10)是长方土坑竖穴墓，墓向为78度，长是5.86、宽为3.93米。墓里填土经夯打。墓室里发现一椁两棺，椁室下有两根作垫木的横木，两棺呈东西向并列，置于椁室内西半部。北棺长是1.76米，髹黑漆有红色彩绘；南棺亦长1.76米。北棺底下发现朱砂。随葬的青铜礼、乐器主要在椁室东部。随葬品共计170件。主要是青铜器，还有玉石、骨、贝器及金箔等。青铜器有78件，包括礼、乐、车马器和兵器。青铜礼器有16件，包括4件鼎、2件簠等，青铜乐器则有8件鎛和9件钮钟。11号墓(M11）是长方土坑竖穴墓。墓向为75度。墓底长是5.25米，宽为3.7至3.8米。坑内填土坚硬,有较厚夯层。墓室棺椁是一椁两棺。东西并列的两棺置于椁室的西部。北棺长为3.08米，棺内以朱砂铺地。南棺长1.9米。两棺里各有一具人骨架，皆仰身直肢。该墓随葬的青铜礼器主要置于墓室的东部。此外,墓里还有兵器、车马器等。棺里放的主要是玉饰及青铜剑等。出土遗物总共395件。最多的是青铜器，另有金箔、玉器、骨贝等。青铜器有326件，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和装饰品等。其中青铜礼器有14件，包括鼎3、敦1、簠2、缶3以及盘、匜等。

2.淅川下寺墓地发现的随葬车马坑
　　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M8的随葬车马坑(M8CH)呈长方形，坑底长是8.13米、宽为4.5米，方向是287度。该坑总共埋有三辆车十匹马。三辆车车辕朝西，呈南北并列状,由北朝南编号依次为M8CH-1、M8CH-2和M8CH-3。1号车与2号车前都置四匹马,而3号车前则置二匹马。马都是头朝西,背朝车辕，很可能是被处死后摆在车辕两侧的。三车形制大致相同,车轮下皆挖有呈圆角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轮坑，深度大致相当于车轮的半径。车马坑里一共有四个轮坑,中间的两个较宽,或为相邻之两轮共用的。位于3号车前的第10匹马的尾部发现了一块半圆形的红漆痕，长为40厘米，宽是30厘米,其表面光滑而中间突起，另外，在1号车第2匹马之肩部与第4匹马的臀部亦发现了类似的遗痕。M36的车马坑(M36CH)呈长方形，南北长是5.96米，东西宽为3.90-3.93米，方向是285度。坑里发现了二车八马，由北朝南编号是M36CH-1与M36CH-2。车马之埋葬形式及车舆的形制与M8CH-1基本一致。两辆车南北并列,辕首朝西,每车配有四匹马，它们分别排列于车辕的两侧，每侧有两匹马。马头朝西。轮下还挖有轮坑，深度都大体和车轮半径一致，车马坑两外侧的轮坑比较大,内侧的两轮坑则较小。M2的车马坑（M2CH)在山梁西坡上，坑的南部遭破坏。坑呈长方形，南北残长是21.1米，东西宽为4.5至4.6米。方向是275度。坑里填土经过夯打。车马坑里现存六辆车和十九匹马，其六辆车排成了一个横列。坑里的车一般是车辕朝西，而车舆则在东。马侧卧于车辕两侧,马头朝西。其中两乘是四马一车，四乘是二马一车。这些马都是处死后放入坑里的。坑里所发现的车马金属构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多数的车马金属构件都置入了M2里。因坑南破坏得较为严重，仅清理出了三匹马,没找到车迹。据此迹象来判断，亦应该是四马驾一车，如此，该车马坑应当是有七辆车（图一）。M10的车马坑(M10CH)里车、马大部分遭到破坏，该坑南北残长为6米，东西残宽是5米。坑里残留两辆车,车辕向西,车位于东，二车呈并列状。南边一车车辕的两端发现了一匹马的头骨及后腿骨，北边一车车辕的两面有三匹马的腿骨，所以该车马坑是四马两车。M11的车马坑(M11CH)呈长方形,被严重破坏，现存的坑口南北残长是6.2米，东西残宽则为38米。方向是北偏东78度。从残迹来看,该坑里有两辆车，马的数目不清楚。

（二）淅川徐家岭墓地的随葬车马坑
　　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地九号墓在该墓地中间偏西北，是一座带台阶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墓向为90度。墓底的东西长度是5.6米，南北宽度为4.82米。墓口以下发现5级台阶。墓里填土经过夯打，在墓里的下部发现积石，也就是在木椁上铺有一层0.8米厚大小不一的卵石。该墓在战国晚期即被盗。葬具是一椁三棺。其中主棺比较大，位于椁室的中部偏北，棺内壁髹漆呈红色，长度是2.4米，宽为1米。骨架被扰动，葬式不明。另一棺位于椁室西北部，骨架头朝北。还有一棺位于椁室中西部，头朝东。主棺之外的二棺里应是殉人。在椁室的底部发现两条垫木槽，槽里留有朽木的痕迹。该墓年代为春秋晚期。随葬的器物合计有2072件，包括青铜器、金箔、玉石器、鹿角及海贝等。其中青铜器有4件鼎、3件鬲、1件簠、2件尊缶、2件浴缶、1件鉴、1件盘、1件匜、1件斗，2件神兽、5件挂钩、销钉13枚，10件车軎、30件马衔、48件节约，1柄剑、22件戈等。另外还有金箔、玉器、石编磬及其它随葬品。该墓里应有青铜编钟。车马坑在九号墓西北部，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其南北两端和车马坑的上部已经被冲毁。车马坑残存长度是17米，宽度为4.6米，其方向是268度，坑里的填土似乎经过了夯打。车马坑里残存的车子有5辆，马匹为18匹。这5辆车排成了一排，车辕向西，车舆位于东面，接近坑东壁。马侧卧于车辕两侧，头向西，皆是被处死后葬入坑里的，其中包括一乘六马一车的、一乘四马一车的和三乘两马一车的。该坑至少有车6辆，不过由残存车马的排列规律来看，该坑将有车9辆以上（图二）。墓主应是楚国的男性高级贵族。墓葬年代是春秋晚期。

（三）南阳西关墓地的随葬车马坑
　　该墓地在南阳市八一路西段的南侧，1988至1989年由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主要的收获是所发掘的三座春秋楚墓及三座车马坑。这三座春秋楚墓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大致南北平行排列，墓向是88度到95度之间，编号为1号、22号和40号墓。墓里的填土都经夯实，墓底皆发现一个椭圆形的腰坑，坑里未见随葬品。墓里皆设熟土二层台，在椁四壁以及上下都有一层青膏泥，厚10到15厘米。三座墓的椁室里皆由棺室、头箱及边箱三部分组成，椁板与棺板痕迹上面都有朱砂红漆。三座墓葬具都是一椁一棺,只残留有棺灰及朱红漆皮。以其中的1号墓为例,墓口长是3.9米、宽为2.5米。墓主人尸骨下面布满了朱砂。三座墓里随葬的青铜器较丰富,其次是玉、石器,陶器很少。三座墓中只有三件陶器(出自1号墓和40号墓内)，器形是壶、罐两类。三座车马坑位于三座墓西侧8至11米处距离内，与三座墓相互对应。1号车马坑相对完整。该车马坑近于方形，长为3.25米,宽是3.23到2.60米。坑里葬有一车二马，方向为282度。车为双轮独辕车,前有车衡,一衡两轭,发现了较整齐的两副马牙和两片铜马饰。后面有车厢。22号墓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1号墓和40号墓属于春秋晚期。历史献记载,士级贵族用一椁一棺。这三座墓里各发现青铜鼎一件,铜簠二对和其它几件青铜器,不过未见成组礼器，反映出墓主人或属于士级贵族的身份。根据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及独辕车来看,亦表明为一辆车与两匹马。

二 考古发现的春秋中晚期莒国与晋国贵族墓随葬车马坑
　　（一）春秋中晚期山东沂水纪王崮与刘家店子墓随葬车马坑的考古发现
　　1.考古发现的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随葬车马坑
　　隶属于山东省沂水县泉庄镇的纪王崮春秋墓葬在沂水县城约西北40公里处,东北距离沂河大约是6公里,东南距离跋山水库则大约为15公里。这里属于沂蒙一带的山崮地貌。纪王崮的最高点海拔高度为570余米,在沂蒙七十二崮中是唯一的常年有人居住者。纪王崮的山顶从南朝北有三个大岩丘,其中一个称为“擂鼓台”。此次所发掘的墓葬在擂鼓台的北部。2012年2月到7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沂市文物考古队和沂水县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发掘。该墓的形制较为特殊,墓室及车马坑共同凿建在一个长方形斜壁内收的岩坑内（表一）。

（二）考古发现的春秋晚期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车马坑
　　太原市在山西省的中部、太原盆地之北端。198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了考古队,在11月第二次勘探时发现了一批大中型的东周墓,其中最大的是晋国赵卿墓及其车马坑。赵卿墓在太原市南郊的金胜村西，海拔高度大约是897.4米。赵卿墓的发掘于1988年3月正式开始至6月墓葬清理完毕。赵卿墓在春秋晋阳古城址北郊，该墓随葬品丰富，且未经盗扰。在该墓的北2米、东7米处发现1座面积达110平方米的车马坑，墓里随葬的大量车马器正好和车马坑里的车马配伍，所以该车马坑确属赵卿墓。车马坑里的车种类多且保存好。该车马坑于7月开始正式发掘至9月底才清理完毕（表二）。

三 结语
　　（一）春秋晚期的徐家岭9号墓是该墓地的主墓，档次最高，而且有两个同椁异棺的殉人，因严重被盗，所以青铜升鼎仅余三件，发掘者认定该墓为楚国的高级贵族墓。级别比9号墓低的10号墓出土了5件青铜升鼎，该墓的随葬车马坑里残留有5辆车、18匹马。既然9号墓墓主的地位高于10号墓，那9号墓原有的随葬青铜升鼎应当多于10号墓所出土的5件青铜升鼎，也就是或有7件青铜升鼎，如此，该墓的随葬列鼎数就与淅川下寺二号墓的随葬列鼎数相同了。无独有偶，徐家岭9号墓所发现的同椁异棺的两个殉人在殉人的数量及方式上亦恰与淅川下寺二号墓完全一致，因此徐家岭9号墓墓主当与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身份大体接近，即徐家岭9号墓墓主身份当为令尹或上大夫级。据发掘者判断，徐家岭9号墓的车马坑至少随葬了六辆车，可能会葬有不少于9辆车。南阳市西关的三座春秋楚墓都属于春秋中期偏晚或春秋晚期，都为士级贵族墓，从出土的青铜车马器以及独辕车来看,亦表明皆随葬一车二马。这三座墓里各出土青铜鼎一件,青铜簠二对和其它几件青铜器,尽管随葬青铜器的数量不算少,并出土了较大型的青铜鼎,不过没有成组礼器，表明墓主人应属于士一级贵族的身份，所以该墓地这三座墓是士级贵族墓随葬一车二马的代表。春秋时期楚墓的随葬车马数量实际上也是与随葬鼎制密切相关的。淅川下寺二号墓发现车六辆，马19匹，因为车马坑的坑南受到了破坏，据发掘者判断其随葬车马应是车七辆，马20匹。该墓是七鼎墓。另外，下寺甲组的8号及36号墓，丙组的10号、11号墓都发现了车马坑。因该墓地多座墓葬被盗，而且有的是多次被盗，所以仅有一些墓葬如二号墓的鼎制相对较为清晰，至于那些因被盗而致使青铜礼器中的鼎制不够明确的墓葬，其等级可以通过墓葬形制及升鼎以外的其它随葬品来判断。如下寺8号墓，其多次被盗以致青铜礼器大多被盗走，但该墓葬的规模相当大，其墓底长6.62米，宽5.26米，在这五座有随葬车马坑的墓葬里仅次于二号墓，同时该墓所随葬的车子达三辆，在该墓地其随葬车子数量也是仅少于二号墓而多于其它的三座墓葬，其余三座墓随葬车子的数量皆为两辆。2号墓既然是楚国的令尹墓，那其墓主的地位是仅次于国君而高于其他官员的；而36号墓、10号墓及11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都是二辆车，能辨明随葬马匹数量者或四匹或八匹，明显比南阳市西关的三座春秋士级楚墓所随葬的一车二马要高出一个等级，当属于下大夫级；至于8号墓无论从墓葬还是从随葬车马坑规模来看，都是介于下寺2号墓及其余墓葬之间的，应为卿级墓。这样，春秋中晚期楚墓从令尹到士级贵族的随葬车马数量等级就较为清晰了。淅川下寺2号墓与徐家岭9号墓皆应为七鼎墓，它们所随葬的车或为七辆或为六至九辆，而南阳市西关的三座春秋楚墓各出土一件铜鼎，其随葬车马坑为一车二马，至于下寺甲组8号墓所随葬的三辆车以及下寺甲组36号墓、丙组10号、11号墓所分别随葬的二辆车则介于其间。上述情况与《礼记·杂记上》所载的“遣车视牢具”的说法相一致，反映出春秋时期楚国与列鼎制相关的随葬车马制度也是在周代礼制的规范之中。

（二）春秋晚期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车马坑的随葬马与车是分开的，车坑和马坑的深度也不一样，马并未呈驾乘状，这种马和车分开而葬（车坑与马坑相对分为两部分）的方式在春秋时期的晋墓中就已出现，到了春秋晚期的太原赵卿墓等晋墓已发展成车坑与马坑之间出现了生土隔梁。另外，太原赵卿墓随葬车马坑内的殉马骨架绝大多数呈现由南往北顺次叠压状，这不仅和春秋中期的刘家店子莒国国君墓随葬车马坑的殉马两两相背呈驾乘状不同，也不同于沂水纪王崮春秋晚期莒国贵族墓随葬车马坑，还不同于上文所述的春秋中、晚期淅川下寺、徐家岭楚国贵族墓等随葬车马坑，在淅川下寺、徐家岭等楚国贵族墓里，殉马是侧卧在车辕两侧的,而该时期楚墓这样的随葬车马坑特点与莒墓的颇为相似。春秋以后晋文化成为周文化的主要代表，并且周王室所在的洛阳王畿地区春秋晚期周人贵族墓随葬车马坑已经出现了车与马被置于不同层位埋葬的现象，所以，当时周文化的随葬车马坑的典型埋葬方式是以车马分离为特色。春秋时期洛阳是周王室的所在地，也是当时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该时期这里的贵族墓随葬车马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周人文化之反映。由此，春秋楚墓随葬车马坑埋葬方式与该时期的周人文化差距较大，二者该方面的文化因素明显不同。

（三）春秋时期楚墓的随葬车马坑（淅川下寺墓地、淅川徐家岭墓地和南阳西关墓地）中葬马都在车辕两侧，呈驾乘状，这是属于东夷的莒国、源自东方的嬴秦乃至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商文化因素在随葬车马坑方面的特点。沂水纪王崮春秋墓随葬车马坑和刘家店子莒国国君墓的随葬车马坑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之间不光是殉马皆呈驾车状并以整车来随葬的相似性，更有甚者，二者在车马坑里都出土了包括鼎、鬲等在内的多件青铜礼器，该现象进一步揭示出存在于二者间的内在共性。在春秋时期莒国贵族墓随葬车马坑中，沂水纪王崮春秋墓随葬车马坑的马呈驾乘状，保存尚好者每车架马二匹，有的车舆内还有倒扣放置的青铜礼器，即鼎、鬲、敦3件青铜礼器；沂水刘家店子一号墓随葬车马坑内所发现的4匹殉马呈侧卧状，相背而葬，在殉马的后方发现有一对车軎，在车的两轴之间还留存有一层浅红色板灰痕迹，在坑的中间有一批青铜器，包括鼎、鬲、扁壶、盆、戈、锛等。无论是东夷的莒文化还是源自东方的嬴秦文化以及高度发达的商文化，都是属于东方的文化，与起自西方的周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因此，春秋时期楚墓的随葬车马坑所体现出的与莒、嬴秦和商文化的相似性实际是反映出了其在该方面所具有的东方文化因素，而与晋文化及洛阳王畿地区在随葬车马坑方面的明显差异性则暗示出了其在该方面与源自西方的周文化的较大区别。
（作者：印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