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宏观上信贷救助成本投入不足，缺乏透明、有效、可持续的投放渠道。
当前的救助方式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央行与银保监会对银行作出政策性支持。央行的政策是胡萝卜，使用直接经济性补贴的方式，包括存款准备金定向让度、定向再贷款、再贴现；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直接按小微信贷投放额度给银行补贴等。银保监会的政策是大棒，以窗口指导、监管要求与指标考核为主要方式，刚性要求银行定向发放小微贷款的额度、占比、利率等，通过银行内部利益让度来实现上述目标。二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作出经济补偿。主要方式包括银行的小微企业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地方政府成立小微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小微信贷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费让度、地方政府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等。

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了这些相关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也是两个。

一是经济性补偿的力度不够，不足以调动银行的积极性。银行基本上是以效益为导向的考核机制，要求银行加大对小微信贷的投放力度，相较于银行习惯的国企、央企、政府平台及大公司业务，需要补偿银行为此而增加的三大主要成本。这三大成本包括：因信息对称难、单笔投放小导致的效率成本；因人力投入大、非标风控难而增加的管理成本；因小微企业经营能力较低、易受市场冲击带来的高风险成本。监管部门往往会帮银行算出一本非常理想的保本微利的帐，比如利率是多少、不良率控制在百分之几以内就可以保本微利，殊不知这里面有两个因素未充分考虑

二是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透明度不高，导致政策失灵。
由于银行的业务量巨大，大公司业务与小微信贷业务很难被严格区分，银行有多种手段与冲动去应付监管与考核，监管压力与信贷救助政策在传导到基层的过程中，很容易被银行利用或消减。除了总行级的量升价跌的诉求很难持续外，各分支行也会重重抵抗，在操作层面很可能产生大量寻租机会与道德风险。
如果这种政策与强压的市场可以持续，未尝不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好事，但现在的运动性放贷无论从政策支持、利益平衡角度看，还是从主动性、促进市场有效发展看，都存在巨大的的不确定性，诸多违背市场规律的信贷行为下，小微信贷生态被强制性重构，如果不转化为持续、有效、规范的政策性救助制度，一旦政策与压力退潮，甚至会产生一地鸡毛的反作用。从这些角度看，当下的中国小微信贷处于一个极其敏感的历史转折期，巨大而危险的时间窗口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