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应多是一些被人们认为美好的事物，又可被称为符瑞、嘉祥、祥瑞、征祥等。祥应最初被当做信物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天人相通的纽带。到汉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天与人可以互相感应，天能预示人事的吉凶，人事也能影响上天的阴晴变换。刘向发展了董仲舒的观点，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将祥应与国家的安危联系起来,还提倡应“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注]自此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多借用祥应来表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并以此来维护统治，因而祥应在古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祥应思想是儒家正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凡新君即位，都或多或少的利用符瑞来体现其统治的合法性。何兹全先生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接触和提倡的儒学，是东汉传统的旧儒学。这派儒学靠地方上的东汉儒学世家传流下来，保留着浓厚的五德终始和图谶思想。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既然是继承汉代儒学，五德终始、图谶等思想在这时期抬头，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注]前燕是由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作为一个胡族政权，慕容前燕积极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像许多汉族君主一样用祥应来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寻求天命的印证。
郑小容一直关注慕容鲜卑的汉化问题，前后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论述，并将慕容廆汉化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进行比较，认为慕容鲜卑在十六国时期不仅完成了文化浅层上的汉化，还在深层(中心)部分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表明慕容鲜卑之汉化是实质性和方向性的。[注]但郑小容集中于慕容鲜卑汉化改革的宏观方面，而对微观层面，如慕容鲜卑汉化对汉族文化的利用以及影响等方面着墨较少。金成淑通过对慕容鲜卑佛教文化的研究，认为佛教僧侣通过方术来为慕容鲜卑的统治者服务，佛教已经不仅与中国古代的儒学，而且与方术和谶纬迷信相结合，慕容鲜卑接受的是已经汉化的佛教，由此反映了慕容鲜卑汉化程度之深。[注]但金氏所论仅局限于佛教、佛教徒层面。赵红梅认为前燕的符瑞为龙，龙为“木德”，与承赵为“木德”相符，慕容儁朝后期改前燕“水德”为“木德”，认识到了符瑞是前燕“中国”认同的一种形式，但未作进一步研究。[注]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关于前燕祥应的记载，意识到作为慕容前燕政权汉化的一个侧面，或前燕对“中国”认同的重要形式，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故草成此文，以求教大方之家。

一、慕容廆时期
慕容廆是慕容前燕政权的奠基者，被东晋封为鲜卑都督、平州刺史、辽东郡公，死后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慕容廆是较早提倡汉化并付诸行动的胡族领袖，在其统治期间，如文化上崇尚儒学，《十六国春秋辑补》里记载：“平原刘讃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刘讃字彦真，平原人也。经学博通，为世纯儒，贞清非礼不动。慕容廆重其德学，使太子晃师事之。依《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四引补。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注]慕容廆重用汉儒刘讃，并让世子皝师事之，自己在闲暇之时，也会亲临听之，可见其对儒学的重视。慕容廆在文化上的汉化改革，为慕容前燕政权之后的汉化奠定了基础，祥应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慕容鲜卑也开始了为政权寻求正统性的道路。
慕容廆时期，石勒遣使与其通和，但被廆拒绝。石勒遂派宇文乞得龟攻打廆，慕容廆遣其子皝率兵抵抗，打败了宇文乞得龟。“先是，海出大龟，枯死于平墩，辽东送之，侍郎王宏以为宇文乞得龟灭亡之征也。”[注]将枯死于平墩之上的大龟看成是宇文乞得龟灭亡的征兆。
《晋书》记载：“天降艰难，祸害屡臻……大晋启基，祚流万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注]这是慕容廆在给太尉陶侃书信中的话，这里把东晋描绘成天命之所在，以表其效忠晋室之心。奉晋为正统，也是为其政权寻求合法性和正统性，反映出当时的慕容鲜卑已受到中原礼乐文化和汉文化正统观念的影响。

二、慕容皝时期
慕容皝为慕容廆的第三子，在廆去世之后，嗣辽东郡公，统治慕容鲜卑。慕容廆从小让其学习儒学，拜当世大儒为师，皝传承了其父的汉化思想。《晋书·慕容皝载记》记载：“尚经学，善天文”。[注]文化上，重视儒学，兴办学校，让大臣子弟学习儒学，亲临教授，并著《太上章》代替《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教授子弟，“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众，至千余人”[注]。
慕容皝喜爱和重视汉文化，推行汉化改革，自身也受到汉文化正统观的深刻影响，表现在对汉文化祥应思想的信服。
大肆宣扬龙的祥应，龙乃大瑞，是帝王受命于天的祥应。《晋书》记载：“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龙颜版齿，身长七尺八寸。”[注]形容慕容皝为“龙颜版齿”，史籍中有很多关于“龙颜”的记载。《宋书·符瑞上》记载黄帝“龙颜”、舜“龙颜大口”、周文王“龙颜虎肩”、汉高祖“隆准而龙颜”。[注]这里是以“龙颜”来附会史籍中对真龙天子的记载，以此表示慕容皝是有天命之应的真龙天子。《晋书》：“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注]慕容皝新建都城名为龙城，改柳城县为龙城县。关于此次迁都的原因张国庆有专文论述，张氏认为慕容皝为当“真龙天子”而大造“龙”的舆论是其迁都的目的之三。[注]
以上都只是慕容皝对“龙”的主动附会，还需要上天对其“真龙天子”的身份予以征验。《太平御览》记载：“落(范)亨《燕书》曰：秋七月丁卯，营新殿昌黎大棘城。县河岸崩，出铁筑头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乐民郭陵见之，诣阙言状，以是日到。诏曰：经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协之应也。”[注]慕容皝认为这是有神人相助，封郭陵为关外侯。《十六国春秋辑补》中记载“夏四月，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之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殿，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此节亦见《御览》九百二十九。”[注]慕容皝因真龙之现而欣喜不已、大肆宣扬。
除了借祥应来宣扬其得到上天认可的“真龙天子”的舆论外，慕容皝还借祥应来表效忠晋室之心，以收远近人望。《宋书·符瑞志》里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狢见国内。”[注]慕容皝作为一位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像其他汉族地方官一样，上表祥应为帝王唱赞歌，深谙汉文化的谋权之道和正统性的重要性。
祥应思想对慕容皝影响至深，《十六国春秋辑补》记载皝之离世：“十五年，皝尝畋于西鄙。将济河，见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马，举手麾皝曰：‘此非猎所，王其还也。’袐之不言，遂济河，连日大获。八月，皝因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乃说所见，辇而还宫。”[注]这里将父老当作上天的使者，来给慕容皝预警，皝未听从父老之言，受伤回宫后离世。
慕容皝的统治生涯先是充分利用龙的祥应为政权谋求正统性，进而合乎汉文化的礼；再到后来的“上表祥应”、“父老预警”。这些都是慕容皝受到汉文化正统观影响的表现，祥应思想在这时得到大发展，慕容鲜卑汉化程度较之前加深了。

三、慕容儁时期
慕容皝死后，其子儁即燕王位。慕容儁在位时，一方面慕容鲜卑的领土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实现了慕容鲜卑统治者从燕王到帝王的跨越。其父慕容皝极其重视儒学，让大臣子弟学习儒学，身为世子的慕容儁自然也在其中，对汉文化是熟谙和擅长的。《晋书》中记载慕容儁“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注]，“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余，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注]儁熟知祥应思想的内涵，并深谙其道。《十六国春秋辑补》中记载：“儁观兵近郊，见甘棠于道，周从者不识，儁曰：唏，此诗所谓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于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也。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群司亦各书其志，吾将览焉。于是内外臣僚并上甘棠颂。”[注]祥应对慕容儁的影响极其深刻,具体表现在他为称帝做准备的过程中。
先是慕容儁的出生，异于常人，不同凡响。《十六国春秋辑补》中记载慕容儁“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注]普通人都是十月，而慕容儁十三月而生，非普通人也。历史上也有很多根据需要而编造十三月而生之人，《晋书·载记》中记载前赵开国皇帝刘元海在其母呼延氏孕时，就有种种嘉祥，然后经十三月而生：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注]
关于慕容儁“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除《十六国春秋辑补》外未见其他史籍记载，明显是附会刘元海十三月而生的祥应，以便像刘元海一样做胡族政权的帝王。
另外，《十六国春秋辑补》中记载“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厤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注]前燕立国前期认为自己是金行之后，属水德尚黑。《后汉书》记载：“《礼纬》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十三月，万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业，故夏为人正，色尚黑。”[注]十三月，万物萌芽，颜色都是黑色，人也能有所成就，所以为夏历岁首，尚黑。前燕认为自己是承黑精之君，因而附会古籍的记载，为慕容儁的十三月而生提供根据。
慕容儁出生时有神光之异。神光，作为祥应多次用于表现帝后的出生是与众不同的。《晋书·中宗元帝纪》记载：“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藳如始刈。”[注]这是晋书对元帝司马睿出生的记述，慕容儁的“有神光之异”应像司马睿一样，为出生附以神秘色彩，似是上天的感应，他们是顺应天命之君，应兆登上皇位。在慕容儁之后，史书也有将出生附以这般色彩的。如《晋书·吕光载记》：“光生于枋头，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注]《梁书·皇后传·高祖丁贵嫔传》：“贵嫔生于樊城，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故以‘光’为名。”[注]同书中《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也记载冯太后出生时“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注]。很多史书从不吝啬对有权势、有地位之人的歌功颂德。
慕容儁的祥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冉闵称帝一事上，《十六国春秋辑录》中记载：
三年，冉闵杀石祗，僭称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于儁。儁引之观下，使其记室封裕诘之曰：“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僭称大号？”炜曰：“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叙厤，能无祥乎？且用兵杀罚，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宫，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干命，有何不可！”裕曰：“石袛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炜曰：“诛胡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此求救之辞耳。天之神玺，实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众，或改作万瑞，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类上帝，四海悬诸掌，大业集于身，何所求虑而取信此乎！铸形之事，所未闻也。”儁既锐信举言，又欣于闵铸形之不成也，必欲审之。[注]
冉闵杀石祗称帝，派使者常炜拜访慕容儁，儁让记室封裕责问常炜：冉闵是石氏的养子，才能不突出，辜负恩德篡位谋逆，有什么祥应能让他称帝？慕容儁能让自己的记室官直接质问冉闵的使者，当然这跟前燕的国力分不开，但更证明了慕容儁对天命、祥应的崇信。当常炜为冉闵申辩时，封裕进一步指出，冉闵没有传国玉玺，并且为自己铸金像未成，常炜极力否认，并坚称冉闵已获得受命于天的祥应。可见，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中，称帝即位，需要借祥应来宣示正统性。“儁既锐信举言，又欣于闵铸形之不成也，必欲审之”，对于慕容儁的这一记载，反映了慕容儁坚信天命符瑞，又是内心对自己才是天命之所归的笃定。冉闵称帝一事是慕容儁称帝之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也是个助推器，慕容儁继续为自己称帝寻求合法性和正统性的道路。
永和八年(352)，慕容儁派慕容恪讨伐冉闵，双方在泒水交战，最后冉闵战败被杀。慕容恪继而占据中山，攻打邺城。慕容儁的对外征战进展顺利。《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
是时鷰巢于儁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儁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鷰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览之大悦。[注]
这时，有燕子在慕容儁正阳殿的西椒房筑巢，生下三只脖子上有竖毛的雏燕，与此同时，凡城献上身上有五色图案的异鸟。慕容儁问众大臣，这是什么好的征兆？群臣都说，鷰是燕鸟，头上有毛冠，是大燕要龙兴之意，冠指向天是仕宦的象征。燕作为祥应，如少昊氏赤燕、汉崇白燕。这里对燕作为祥应是另一种阐释：筑巢于正阳殿西椒房，是最尊贵的帝王来到前殿接受万国朝拜的象征。生了三只雏燕，这个数字正好印证了天地人三统之说。汉代刘向提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注]这里的三只雏燕正好印三统之说，是王者之征。神鸟有五种颜色，喻指圣明的王朝(前燕)将继承五行图籙的思想去统治四海。《宋书·符瑞志》记载：“神鸟者，赤神之精也，知音声清浊和调者也。虽赤色而备五采，鸡身，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喜则鸣舞，乐处幽隐。风俗从则至。汉宣帝五凤三年三月辛丑，神鸟集长乐宫东阙树上，又飞下地，五采炳发，留十余刻。汉章帝元和中，神鸟见郡国。”[注]可见，作为祥应的神鸟，尤其是五色神鸟，意义重大。这里将五色喻指用以统治天下的五行图籙思想，渲染了大燕是天命所归的圣朝，慕容儁是上天所中意的帝王。无疑，慕容儁对此是十分满意的，他又向皇位迈近了一步。但是儁觉得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晋书·慕容儁载记》中记载：“于是群臣劝儁称尊号，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籙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觊非望，实匪寡德所宜闻也。’”[注]慕容儁这段话看似贬低自己，拒绝群臣的举荐，但言外之意是：这些祥应还不足以说明我称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你们这些臣子们还需努力！
前燕攻下邺城，俘获冉闵妻子后，谎称先前所获的玉玺为闵妻所献。以此来神化自己的称帝大业，表明历运在己，天命所归。《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儁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注]慕容儁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称帝的原因也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冉闵被杀之后，冉魏政权大势已去，又有祥应之兆，慕容儁在此时称帝顺理成章。但慕容儁坚持等到获得传国玉玺、闵妻被俘后，诈称闵妻献之，表明了慕容儁将五德历运、五胡次序看作是立国的依据。
《晋书·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中记载：
儁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注]
慕容儁即位之初，可能是因为石赵为胡族政权且政治黑暗等原因，上承西晋为水德。后来，韩恒据理力争，认为同为胡族政权的石赵据有中原是天命所为，应该承石赵为木德。前燕的五行次第最终是按照韩恒的建议确定的，但应该至迟到慕容暐时期了。在慕容儁时期应该还是上承西晋为水德，崇尚黑色，《十六国春秋辑补》特别记载在前燕境内获得黑兔一事，“五月，辽西获黑兔”[注]。这是慕容儁特别看重继石赵之后的冉魏传国玉玺的原因，也是慕容儁在此时称帝的真正原因。
《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儁之应也。”[注]这块玉版是石虎当年称帝所用，后落入慕容前燕，被燕人看作是慕容儁称帝的祥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慕容儁是上承石赵的五德历运次序的。
陈寅恪、周一良先生认为五胡次序是图纬符命的一种[注]，慕容儁对五德历运、五胡次序的重视，即对祥应的重视，从而为政权谋得正统性和合法性。
慕容儁统治时期是对祥应思想充分利用的一个时期，祥应思想贯穿其统治甚至人生。在这一时期，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达到顶峰。

四、慕容暐时期
慕容暐是前燕最后一位君主，他虽没有父祖辈们卓越的治国理政之才，但他却和父辈们一样重视汉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十六国春秋辑补》记载：“初，暐委政太宰恪，专受经于博士王欢、助教尚锋、秘书郎杜诠，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欢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诠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皆有拜授。”[注]慕容暐把政事交给太宰慕容恪，专心跟着博士王欢、助教尚锋、秘书郎杜诠学习经典，并且跟身边的人讲论明经，直到精通诸经。在正殿祭祀孔子，提拨王欢、尚锋、杜诠，对身边执经侍讲的侍从都有封赏和升迁。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慕容暐是极其重视和喜爱汉学的。慕容暐十岁即位，小小年纪能有如此举动离不开先辈的教导，以及家族对汉文化的积淀。
由于在位时间不长而且政权内外局势不稳，慕容暐统治时期的祥应出现不多。慕容暐时期，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评觉得是他们辅政不力，请求归政慕容暐，慕容暐没有应允，这是对慕容前燕不宜承继水德的一种预示。所以，当臣下奏议改水德为木德时，慕容暐听从了。《晋书》记载：“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注]慕容暐继承父志，完成对慕容前燕的五胡次序的确定。
《晋书》中记载慕容暐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是以特重此选，必妙尽英才，莫不拔自贡士，历资内外，用能仁感猛兽，惠致群祥。”[注]针对当时前燕“官非才举”，群臣不满的情况，尚书左丞在上疏中提到，要重视选官，不仅能收获杰出的人才，还能感化生灵，祥应普现。可见，祥应在慕容暐时期，已成为对政治是否得当的验证。

龙城迁所应该是重大转折点，之前最多算是“仰慕、热爱”。

5楼被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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