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小猪又胖了起来。
     猪小，肚子里塞不下太多东西，它也简单，从不要求更多，喂那么两件衬衫
、一条长裙、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就满足的饱了。我拍拍它，说：“小猪！我
们走吧！”
     窗外，又飘着细雨，天空，是灰暗的。
     拿起一件披风，盖在小猪的身上，扛起了它，踏出公寓的家。走的时候，母
亲在沙发边打电话，我轻轻的说：“妈妈，我走了！”“你吃饭，火车上买便当
吃！”母亲按住话筒喊了一声。
     “知道了，后天回来，走啦！”我笑了一笑。
     一个长长的雨季，也没有想到要买一把伞。美浓的那一把，怕掉，又不舍得
真用它。
     小猪，是一只咖啡色真皮做成的行李袋，那一年，印尼   里岛上三十块美金
买下的。行李袋在这三年里跟了二十多个国家，一直叫它小猪。用过的行李都叫
猪：大猪、旧猪、秘鲁猪、花斑猪。一个没有盖的草编大藤蓝，叫它猪栏。
     其中，小猪是最常用又最心爱的一只。人，可以淋雨，猪，舍不得。出门时
，母亲没有追出来强递她的花伞，这使我有一丝出轨的快感，赶快跑下公寓的三
楼，等到站在巷子里时，自自然然的等了一秒钟，母亲没有在窗口叫伞，我举步
走了。右肩背的小猪用左手横过去托着，因为这一次没有争执淋雨的事，又有些
不习惯，将小猪抱得紧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丝丝离家的悲凉，总又轻轻的拨了一下心弦，虽然，
这只是去一次外县。每一个周末必然坐车去外县讲演的节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
已。
     可是，今天母亲在接电话，她没有站在窗口望我。
     车子开过环亚百货公司，开过芝麻百货公司，开过远东百货公司，也慢慢的
经过一家又一家路边挂满衣服的女装店。雨丝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
末能够逛逛时装店，想来会是一种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买，看看试试也是很快
乐的，那么遥远的回忆了，想起来觉得很奢侈。
     小猪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
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贴和安然，也是好
的，很舒服。
     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
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
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你的头发短了两寸。”卖杂志的小姐对我
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
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
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
，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
，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的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
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
！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


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
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的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
珠的花伞。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
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的平放
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
《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
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
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
，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
慢的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
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
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
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
的裙子边。
     我没有动，等那个邻位的人自己处理这个情况。他一直往车厢的走道伸着颈
子张望，远远来了一个衣着朴素而乡气的中年女人，这边就用台语大喊了起来：
“阿环哪！我在这里——这里——”那个女人显然被他喊红了脸，快步走过来，
低声说：“叫那么大声，又不是没看见你！”说着说着向我客气的欠了欠身，马
上把那把湿伞移开，口里说着：“失礼失礼！”那个做丈夫的，站了起来，把位
子让给太太，这才发觉位子上被他压着的杂志。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
只为了给他的妻。
     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
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
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
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
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
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
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卖了。前面过道边的妇人，打开
便当，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件单衣，孩子被包得
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强喂。

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
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
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
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
又值过几秒钟的班？
     “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
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
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
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我欠过生命线。那么，还
吧！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
，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
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
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
     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
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火车里，每一
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
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
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
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
回报一个笑容。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
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
，对他说：“谢谢！”
     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
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
     “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
带你去吃饭。”
     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
     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
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
。
     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
事实。
     “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
     “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
     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丨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绉，快速的换上
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

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箴言第四章
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
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
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站在聚光灯下的
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
被忧伤压倒的灵魂。
     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
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
有了长夜。
     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
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
     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
全宇宙的生命。
     “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
     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的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
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一颗印章。”她笑着说。
     “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
     “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
     我紧紧的握住这个印，紧紧的，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
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
鼓掌。
     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的亲了一下，就如常常
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
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
     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
永不消失。
     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
分种。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
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
     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
     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
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
     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
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
，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
爱你？
     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
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
归于了我们。
     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
名字就是我。
     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
     感谢慈爱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