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氏家集》是民国十八年刊行的《蒯氏家集四种》的辑佚、标点、注释本。是自蒯氏得姓至清代消亡近二千六百年间蒯家人遗存的唯一的诗文集。是海内外蒯氏族人弥足珍贵的文化宝库和纪念收藏品，更是专家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可贵资料。
本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正16开精装本，分上、下两册，共86万字，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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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可见我蒯氏先辈修身立德，不苟操行的崇高品格；力学不倦，覃思精研的治学精神；不图禄位，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节己爱民，敏于政事的为官之道；倾心教育，培植才隽的远虑深谋。他们赤心为民、竭诚为国的政绩，经世济时、中西兼通的学术久已植入人心，载于史册。他们的美德丰功不仅是今天蒯氏家人为人处事效法追求的典范，也是激励我蒯氏子子孙孙砥砺前行、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他们的懿德卓行必将融入我蒯氏传承不息的家风。
阅读本书，还可以大大丰富族人的文化历史知识，提升文字写作和文学欣赏的素养，更能激发在校学生学习古代文言的兴趣。
本书上册为蒯德模的《带耕堂遗诗》、《吴中判牍》和民国年间知名学者程先甲所辑《蒯公子范历任治所崇祀录》；下册为蒯光典所著《金粟斋遗集》。
蒯德模（1816年10月23日—1877年10月27日），字子范，晚号蔗园老人。蒯氏合肥慎远堂第十世。生员出身。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少年同窗并均为亲家。历官庐州府五品衔教谕，江苏长洲知县，署苏州知府，太仓知州，署镇江、江宁知府，诰授中议大夫三品衔补用道四川夔州府知府监督夔渝两关税务随带加二级。赠资政大夫。所到政声卓著，有“晚清循吏之冠”之称。逝后入长洲、太仓、夔州名宦祠享祀。遗著另有《带耕堂四书文》、《验方杂录》。《清史稿》有传
蒯光典（1857年6月6日—1911年1月9日），字礼卿，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子范公季子。晚清著名学者、政治思想家、教育家、收藏家、金石书画鉴定家。晚清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教育普及与革新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主要推动者和西学传播者，是唯一与大文豪托尔斯泰晤谈过的清代官员、学者。光绪壬午（1882）江南乡试第五名中举，次年联捷中进士，朝考第二名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并任贵州乡试主考官、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会典馆图上总纂官。后以候补道分发江苏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并任总办，复任尊经书院院长、两湖书院监督。后历任扬子淮盐总栈总办、加按察使衔淮扬海道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欧洲留学生督学使、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学部丞参上行走京师督学局局长、安徽路矿公司总理、南洋劝业会提调。在淮扬海道台任上抗洪救灾“活人无数”，淮扬海人请立专祠于淮安。遗著另有《文字蒙求广义》、《旧典备征》。《清史稿》有传。
《带耕堂遗诗》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类。诗集原为五卷，存诗354首，文铮复辑得联语两副，文九篇为《补遗》。这些诗歌体裁多样，歌行、五七言律绝、组诗尽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堪称为一代史诗。当时蜀中文豪刘家谟论公之诗曰：“皆其生平所阅历，胸中所积蓄，政事、性情一一见之于言”。总体风格自然质实，言之有物。善于对仗，工稳贴切，凝练有味，每多佳句。
《吴中判牍》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类，为清代“四大判牍”之一，是近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现又被收入多种法制史料丛书、合集中。本书子范公曾于夔州知府任上手自遴选编辑并梓行，收入公在长洲、苏州任上断案时所作判词四十五篇。判词充分体现了子范公先进的法制理念，“是循吏理讼实践的典型代表”，断事“执法而不泥法，顺情而不矫情，无憾不平，有感斯应”，足可为今日法制建设所借鉴。判语文辞或骈或散，骈散结合，生动隽永，庄谐毕呈，足可赏心悦目。同时，这些判词不仅是司法文书，也是晚清社会的风俗画。市井之百态、人心之邪正、人际之纠葛一一现于笔端，故又是研究晚清社会的可贵资料。
礼卿公“在晚清士大夫中，可说是一个学兼新旧，志在经世的代表人物”。公之遗稿裒辑而成之《金粟斋遗集》原为八卷，收入文十八篇，诗八十三首，附录词四阙。文铮辑补公光绪癸未科会试硃卷一份，文六篇，语录一份，手札十二件，合为《补遗》一卷。这些著述是礼卿公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教育理念和谋划、学术见解的部分体现，亦从很高层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现状，实为今人研究晚清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实业等方面可贵的第一手资料。集中的《上德宗皇帝书》尤为重要，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凡八条，于时政无不诋之，然切至条畅，得未曾有”。现代国学大师张舜徽认为公之此书“于当时中西政教之利弊，与夫励精图治之方略，言之剀切详明，而其气又足以振之，不愧一大作手。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絜长较短，殆未易定其甲乙。”其实，礼卿公建议光绪帝变法维新早于康氏半年之久，并为朝廷枢臣所洞知，此乃康氏之所难及也。公早年为翰苑中人，后任职地方，又督学欧洲并考察其地社会、政治，且学术地位享誉崇高，所重在治术，讲求实证、致用。相往还或为朝廷重臣，或为维新变法之中坚，或为一代硕儒、学界名流。青年时又随侍子范公于任所，耳濡目染诸多政事处置及民间世态，稔知政俗利弊。出京后即入张之洞幕府，为其主办机要章奏，于政事世情愈加洞然于胸。故于改革现状之思考自迥非寻常官员、学人空言高谈所能及。张公誉之曰：“中学素称博雅，西学亦甚赅通，兼以才气俊爽，治事精能，果能尽其所长，必有裨时局。”礼卿公过人处尤在深究西学，不存中西新旧之见，以深厚的传统学术根柢和西方思想文化相参伍探究中国问题，以治汉学之法之求实精神推类治一切学问，分析现实，思考未来，务求切实可行。新加坡学者、著名学术思想史专家严寿澂云，晚清“中国之所遭遇者，为旷古未有之变局，神州往史实不周于用。于是有如蒯光典者，力主议员政府，普及教育，骎骎越出历来儒说之藩篱，吸纳民主观念矣”。思想和方法的先进性决定了公之理论和谋略的高远性，故而能走在时代前列。作为张文襄四十年之老门生、刘坤一引为师友之人，礼卿公时时就重大政治举措，如东南互保、阻止废帝、筹议立宪等为之襄赞谋划，并于教育时常讨论切磋，在思想见解上相互影响，在当时的政治变革、教育更新、社会进步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之种种思想俱见于本集各文中，兹不备述。
本书由蒯光典曾孙蒯文铮辑佚和标点、注释。标点准确，注释考据翔实，评价允洽，为读者厘清了阅读障碍。并撰有两万四千余字的《前言》，详细介绍了两公的生平、政绩、艺术、学术和历史地位，对三种著作进行了中允的分析、评述，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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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还可以大大丰富族人的文化历史知识，提升文字写作和文学欣赏的素养，更能激发在校学生学习古代文言的兴趣。
本书上册为蒯德模的《带耕堂遗诗》、《吴中判牍》和民国年间知名学者程先甲所辑《蒯公子范历任治所崇祀录》；下册为蒯光典所著《金粟斋遗集》。
蒯德模（1816年10月23日—1877年10月27日），字子范，晚号蔗园老人。蒯氏合肥慎远堂第十世。生员出身。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少年同窗并均为亲家。历官庐州府五品衔教谕，江苏长洲知县，署苏州知府，太仓知州，署镇江、江宁知府，诰授中议大夫三品衔补用道四川夔州府知府监督夔渝两关税务随带加二级。赠资政大夫。所到政声卓著，有“晚清循吏之冠”之称。逝后入长洲、太仓、夔州名宦祠享祀。遗著另有《带耕堂四书文》、《验方杂录》。《清史稿》有传
蒯光典（1857年6月6日—1911年1月9日），字礼卿，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子范公季子。晚清著名学者、政治思想家、教育家、收藏家、金石书画鉴定家。晚清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教育普及与革新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主要推动者和西学传播者，是唯一与大文豪托尔斯泰晤谈过的清代官员、学者。光绪壬午（1882）江南乡试第五名中举，次年联捷中进士，朝考第二名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并任贵州乡试主考官、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会典馆图上总纂官。后以候补道分发江苏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并任总办，复任尊经书院院长、两湖书院监督。后历任扬子淮盐总栈总办、加按察使衔淮扬海道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欧洲留学生督学使、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学部丞参上行走京师督学局局长、安徽路矿公司总理、南洋劝业会提调。在淮扬海道台任上抗洪救灾“活人无数”，淮扬海人请立专祠于淮安。遗著另有《文字蒙求广义》、《旧典备征》。《清史稿》有传。
《带耕堂遗诗》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类。诗集原为五卷，存诗354首，文铮复辑得联语两副，文九篇为《补遗》。这些诗歌体裁多样，歌行、五七言律绝、组诗尽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堪称为一代史诗。当时蜀中文豪刘家谟论公之诗曰：“皆其生平所阅历，胸中所积蓄，政事、性情一一见之于言”。总体风格自然质实，言之有物。善于对仗，工稳贴切，凝练有味，每多佳句。
《吴中判牍》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类，为清代“四大判牍”之一，是近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现又被收入多种法制史料丛书、合集中。本书子范公曾于夔州知府任上手自遴选编辑并梓行，收入公在长洲、苏州任上断案时所作判词四十五篇。判词充分体现了子范公先进的法制理念，“是循吏理讼实践的典型代表”，断事“执法而不泥法，顺情而不矫情，无憾不平，有感斯应”，足可为今日法制建设所借鉴。判语文辞或骈或散，骈散结合，生动隽永，庄谐毕呈，足可赏心悦目。同时，这些判词不仅是司法文书，也是晚清社会的风俗画。市井之百态、人心之邪正、人际之纠葛一一现于笔端，故又是研究晚清社会的可贵资料。
礼卿公“在晚清士大夫中，可说是一个学兼新旧，志在经世的代表人物”。公之遗稿裒辑而成之《金粟斋遗集》原为八卷，收入文十八篇，诗八十三首，附录词四阙。文铮辑补公光绪癸未科会试硃卷一份，文六篇，语录一份，手札十二件，合为《补遗》一卷。这些著述是礼卿公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教育理念和谋划、学术见解的部分体现，亦从很高层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现状，实为今人研究晚清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实业等方面可贵的第一手资料。集中的《上德宗皇帝书》尤为重要，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凡八条，于时政无不诋之，然切至条畅，得未曾有”。现代国学大师张舜徽认为公之此书“于当时中西政教之利弊，与夫励精图治之方略，言之剀切详明，而其气又足以振之，不愧一大作手。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絜长较短，殆未易定其甲乙。”其实，礼卿公建议光绪帝变法维新早于康氏半年之久，并为朝廷枢臣所洞知，此乃康氏之所难及也。公早年为翰苑中人，后任职地方，又督学欧洲并考察其地社会、政治，且学术地位享誉崇高，所重在治术，讲求实证、致用。相往还或为朝廷重臣，或为维新变法之中坚，或为一代硕儒、学界名流。青年时又随侍子范公于任所，耳濡目染诸多政事处置及民间世态，稔知政俗利弊。出京后即入张之洞幕府，为其主办机要章奏，于政事世情愈加洞然于胸。故于改革现状之思考自迥非寻常官员、学人空言高谈所能及。张公誉之曰：“中学素称博雅，西学亦甚赅通，兼以才气俊爽，治事精能，果能尽其所长，必有裨时局。”礼卿公过人处尤在深究西学，不存中西新旧之见，以深厚的传统学术根柢和西方思想文化相参伍探究中国问题，以治汉学之法之求实精神推类治一切学问，分析现实，思考未来，务求切实可行。新加坡学者、著名学术思想史专家严寿澂云，晚清“中国之所遭遇者，为旷古未有之变局，神州往史实不周于用。于是有如蒯光典者，力主议员政府，普及教育，骎骎越出历来儒说之藩篱，吸纳民主观念矣”。思想和方法的先进性决定了公之理论和谋略的高远性，故而能走在时代前列。作为张文襄四十年之老门生、刘坤一引为师友之人，礼卿公时时就重大政治举措，如东南互保、阻止废帝、筹议立宪等为之襄赞谋划，并于教育时常讨论切磋，在思想见解上相互影响，在当时的政治变革、教育更新、社会进步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之种种思想俱见于本集各文中，兹不备述。
本书由蒯光典曾孙蒯文铮辑佚和标点、注释。标点准确，注释考据翔实，评价允洽，为读者厘清了阅读障碍。并撰有两万四千余字的《前言》，详细介绍了两公的生平、政绩、艺术、学术和历史地位，对三种著作进行了中允的分析、评述，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和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