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一直受到重视的人物，影响深远的“上官体”和宫廷中的上官婉儿都是初唐诗歌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他们又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政治的浮沉与文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关联。尽管历代学者对于上官氏祖孙颇为关注，但因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复杂性，也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开拓。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①，为初唐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墓志中有一半的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的层面研究初唐文学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材料。

一、上官氏家族的政治浮沉与文学传承
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

首先，上官婉儿的曾祖上官弘是隋朝集政治和文学于一身的士大夫。从政治上说，他担任藤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从文学上说，他“学备五车，文穷三变”；加以“曳裾入侍，载清长坂之衣冠；杖剑出征，一扫平江之氛祲”，足证上官弘是一位文武兼擅的人物。再看史书的记载，《元和姓纂》载：“上官先元孙回，后周定襄太守。孙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因居扬州；生仪，西台侍中、平章事，二子庭芝、庭璋。庭芝，周王府属，生怡容。庭璋，太子仆射，生经野、经国、经纬。经纬生诏，侍御史。”［1］（P1084）《旧唐书·上官仪传》称：“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大业末，弘为将军陈稜所杀。”［2］（P2743）《新唐书·上官仪传》载：“父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大业末，为陈稜所杀。”［3］（P4035）墓志特地表彰上官弘“与觳城公吐万绪平江南，授通议大夫”事，据《隋书·吐万绪传》载：“时刘元进作乱江南，以兵攻润州，帝征绪讨之。绪率众至杨子津，元进自茅浦将渡江，绪勒兵击走。……绪进军围之，贼穷蹙请降，元进、朱燮仅以身免。于阵斩管崇及其将军陆等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余口，送江都宫。进解会稽围。”［4］（P1538—1539）这是发生在隋炀帝时期的重要事件，因为吐万绪的征讨使得刘元进部众被歼灭殆尽，江南得以平定。在这一过程中，上官弘因辅佐吐万绪之功而升任通议大夫。

其次，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是初唐诗坛的宗主。墓志对于上官仪的叙述较为详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官历的记载：
祖仪，皇朝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赠中书令、秦州都督、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
二是成就的评价：
波涛海运，崖岸山高，为木则揉作良弓，为铁则砺成利剑。采摭殚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蹑簪笏，谋猷庙堂，以石投水而高视，以梅和羹而独步，官寮府佐，问望相趋，麟阁龙楼，辉光递袭，富不期侈，贵不易交。生有令名，天书满于华屋；没有遗爱，玺诰及于穷泉。
对于官历的记载可与史籍相参证，大致相同。而最值得重视的是对上官仪的评价，大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学术的评价：“采摭殚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穷。”
第二是对文学的评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
第三是对政事的评价：“至于跨蹑簪笏，谋猷庙堂，以石投水而高视，以梅和羹而独步，官寮府佐，问望相趋，麟阁龙楼，辉光递袭，富不期侈，贵不易交。”
第四是对影响的评价：“生有令名，天书满于华屋；没有遗爱，玺诰及于穷泉。”就文学的评价而言，“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实则是对上官仪诗歌特点的概括，因为在中古时期，文章也包括诗歌。《旧唐书·上官仪传》称：“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2］（P2743）是对墓志记载的最好诠释。

再次，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史籍记载虽然很少，但是墓志的记载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读政治和文学的线索。
墓志云：
父庭芝，左千牛、周王府属，人物本源，士流冠冕。宸极以侍奉为重，道在腹心；王庭以吐纳为先，事资喉舌。落落万寻之树，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始光人望。属楚国公数奇运否，解印褰裳，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并从流迸，同以忧卒。赠黄门侍郎、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访以荒陬，无复藤城之榇；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

因为上官庭芝官职不高，加以与上官仪同时被贬和被杀，故而墓志的记载侧重于主观的评述。而“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说明上官庭芝也还是有文学著述的。尽管他前不如其父上官仪的文学地位，后不如其女上官婉儿的文学影响，但在其文学家族的传承中应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后，上官婉儿的堂兄弟上官经野也是一位能文之士。《元和姓纂》记载上官仪生庭芝、庭璋。庭璋生经野、经国、经纬。是经野等是婉儿的堂兄弟。新出土《唐韩敬峤妻王氏墓志》，撰文者署名上官经野，结衔为“右千牛中郎、天水郡开国公”①。又《容斋三笔》卷一二《紫极观钟》条载：
“饶州紫极观有唐钟一口，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刻铭其上曰：‘天宝九载，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铭文亦雅洁，字画不俗。”［5］（P557）上官经野为鄱阳太守时，妻韦氏造钟而其铭文、序都由当时文人所撰，也可证明经野与当时文士相互往还交流的情况。

最后，上官婉儿本人是初唐宫廷诗风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墓志云：
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

“诗书”和“翰墨”体现了上官婉儿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和成就。她的文学成就是由其才华和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作为文学世家的传承关系也是她取得成就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她的地位和影响与其祖父上官仪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尤其突出体现在诗风的因袭和超越方面。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云：“上官体虽得名于唐高宗麟德以前，实光大于万岁通天以下，其间料量对偶，商酌声病，为新体诗厘定格律者，颇不乏人；而上官婉儿又从而鼓动帝王，侈大书馆，增添学士，引进大臣名儒充此职位。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矣。”［6］（P25）这段论述对于阅读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了解上官体的家学传承，颇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综览上官婉儿家族的遭遇，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上官弘在隋代官至比部郎中，辅佐吐万绪平定江南，颇著功绩，但却为将军陈稜所杀。上官仪为唐太宗亲近的大臣，高宗时官至宰相，但因为武则天指使许敬宗诬奏其谋反而被杀。上官庭芝则在上官仪谋反案中一同被杀。上官婉儿虽然是武则天器重的重要人物，后来成为唐中宗的昭容，但也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在唐隆政变中被处死。上官婉儿祖孙四代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尤其是上官仪和上官婉儿都以文名而流传于后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替代的重要诗人。上官弘和上官庭芝虽然文名不显，但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亦使得他们的文学表现得到了证实。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
唐·刘餗《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7］（P32）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8］（P361）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
《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上官仪被杀时，上官婉儿被配入掖庭，到十三岁成为宫中才人。她以聪明颖异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其亲近的人物。这在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中较少涉及，但却是我们研究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故我们补充论述。上官婉儿在武则天时期对于诗坛、文坛的贡献主要有四个节点：第一，入宫之际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新唐书·上官昭容传》载：“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3］（P3488）第二，万岁通天元年（696），始掌诏命。《新唐书·上官昭容传》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3］（P3488）《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云：“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俊，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9］（P2133）第三，圣历以后，参决章奏。《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2］（P2175）第四，久视元年（700）之后，与武则天共同推进文坛建设。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竣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奥主之协赞者也。”［10］（P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