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官婉儿是中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墓志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宗朝的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
分析新旧《唐书•上官昭容传》的史源，可以注意到《旧唐书》本传反映了玄宗时代对上官婉儿的负面评价，而《新唐书》则取材于《景龙文馆记》等。
结合墓志与传世文献，探讨了上官婉儿的政治角色，及皇权性别转换的现实与才女政治的关系。
以上官婉儿在景龙年间的守制与起复为中心，分析了中宗朝政局的复杂性。
　　 关键词：上官婉儿墓志 司马慎微墓志 《景龙文馆记》

　　 自宋以降，金石学渐成大观，至清代已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中的重要门类，诚如赵明诚所论：“余每得前代名臣碑板以校史传，其官阀、岁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为可宝也”，[①]于是，取新出之金石文物与传世典籍相比勘，订正讹误，早已内化为历代学人自觉遵循取法的学术范式。尽管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但传统金石学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②]传统金石学对于出土碑刻的重视，盖源于“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这一信念，[③]即相信出土碑志由于切近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足以纠订后世史家因偏见或无知所可能造成的种种谬误，强调借助于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之间的互相印证，发掘历史的真相。但现代史家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任何历史文本的形成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碑传与史传虽然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但对于两者间记载的差异未必定能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判。如果我们努力回复到历史文本形成的情境中去，或能关注到不同书写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发现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层累”特征。

　　 新近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④]由于传主身份与经历的传奇性，引起了远超学界层面的瞩目。但在最初的轰动平复之后，我们或可以这位传奇女性的生平为例，分梳碑传与史传不同记载的源流，揭示在当时与后世，因种种政治与社会原因，上官婉儿的形象如何被不断地构建、涂抹与重塑。

　 一、文本
　　 一般读者对于上官婉儿生平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新旧《唐书》中寥寥数百字的传记，尽管随着墓志的出土，我们对于上官婉儿的生平较之以往有了更丰富的认识，但总体而言，关于其人，留存的史料总量仍相当有限。但所幸的是，在有限的传世文献中，我们尚能辨其源流，检出两则重要的原初记录。

　　 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初，昭容尝引其弟王昱为拾遗，昱谓其母郑氏曰：“主上在房州，则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兴天之所兴，不可贰也。而武三思有异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为上所信，而附会三思，诚破家之征，愿姨思之。”郑以为然，言于上官，上官笑曰：“昱之谬言，勿复信之。”及三思被诛，李多祚索韦氏及上官。上官始惧，以昱言有征，遂乃归心王室。及草中宗遗制，引相王辅政。及难作，以草本呈刘幽求，幽求言于玄宗。玄宗不许，命杀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赠。开元初，玄宗收其旧文勒成集，令中书令张说亲为其序。[⑤]
　　 此则出于《唐会要•谥法》，其于“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句下叙述上官婉儿生平的一段文字，可以相信抄撮自上官婉儿的实录本传。所谓实录本传是编年体的实录“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⑥]成为稍后编纂国史列传的基础，目前我们尚能从韩愈《顺宗实录》中所存张荐、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诸人的实录小传中，见其大概形式。[⑦]

　　 苏冕《会要》取材于实录、国史、诏令、奏议等官方文献，不取小说，故前引上官婉儿一则若非出自国史列传，便出自实录本传。学界一般认为，《旧唐书》肃宗以前的部分，大体本自韦述《唐书》，并无大的更动，但比之于《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便可发现，本传中未载此事。究其原因，大约与睿宗、玄宗两朝对于上官婉儿的不同评价有关，前引上官婉儿归心王室一节，无疑是景云初以礼安葬上官婉儿的主要依据，故需在实录本传中特为表出，但开元之后，唐廷对上官婉儿的评价再次发生逆转，[⑧]故韦述在将实录改写成纪传体国史时，一反以实录本传为蓝本的成例，做了大幅度的改写，删落此事。[⑨]因而《唐会要》中此条，大约是目前所见关于上官婉儿生平最原始的官方记录，推测出自《太上皇实录》，[⑩]而《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所呈现的则是玄宗时代上官婉儿的形象。

　　 另一则材料出自武平一所撰的《景龙文馆记》：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谟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11]

　　 武平一以文辞、书法见称于时，传见《新唐书》。[12]父武载德系武后从侄，[13]天授元年（689）受封颍川郡王。武平一虽贵为武周宗室，但在武后时代却一直隐居嵩山，自远于政治中枢。中宗复位后，招入长安，成为景龙年间贵戚群臣宴饮游乐群体中活跃的一员，但政治立场较为超然，中宗尝询其合辑太平、安乐朋党之计。故玄宗即位后，虽亦遭贬谪，幸尚全余生，并尝为文馆旧友宋之问编纂文集，至开元末方卒。[14]《景龙文馆记》未见载于《旧唐书•经籍志》，或可推测其成书于开元九年（721）之后，[15]是书详细描述了中宗景龙年间宫廷中巡幸宴游、赋诗唱和的情形，并旁及与文馆学士有关的政治活动，“颇记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及暴崩”等宫闱内幕。[16]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时代宫廷生活的局内人，加之本人党派成见不深，且著是书时，距唐隆、先天政变已有历年，与时事违碍较少，故所述提供了官方记载之外，较为公允客观且颇具历史现场感的私家记事，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原书分十卷，前七卷系编年纪事，后三卷为学士传记，前引《太平广记》一条当出学士传部分，南宋初已有阙佚，宋以后渐不传。所幸诸书保存佚文甚多，贾晋华曾有辑本，大体存原书的次第面貌。[17]

　　 以上两则史料，加上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景云元年（710）八月张说所撰的《昭容上官氏碑铭》、《上官昭容集序》及新近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构成了讨论上官婉儿生平最原始的一批史料。若进一步将其与新旧《唐书•上官昭容传》相比读，则可考知本传之史源及去取情况，《旧唐书》中“称量天下”一节，《上官昭容集序》、《景龙文馆记》皆载，盖是上官婉儿权倾朝野时风行的传说，并于后世流布甚广，中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亦记此事，《太平广记》、《南部新书》、《唐语林》皆辗转引录，是上官婉儿最广为人所知的轶事。而“盛引词学之臣”一节，《上官昭容集序》、《景龙文馆记》亦皆存类似文字。至于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而见称的《新唐书》列传中所增事迹，多取小说，此点前辈学者已有系统揭示，但未尝具体论及上官婉儿本传的史源。[18]现大体可以推定其中“归心王室”一节盖取自实录本传，稍晚司马光修撰《通鉴》时亦取资于此。《旧唐书》中“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一句，被改写为“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并于前补入“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一事，盖据《景龙文馆记》增改。另可留意的是，即使两《唐书》中皆有的“称量天下”一事，《新唐书》的文字与《景龙文馆记》更接近，而非直接本自《旧唐书》。至于起复为婕妤事，当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等传世诏敕原文补入，只是北宋学者所见史料中对上官婉儿起复后的身份及活动的记载已有舛讹，故《新唐书》云其起复婕妤后不久，便复为昭容，今可据墓志订正。[19]

　　 现存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记载，除《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为诏敕原文外，其余大约可分为四个层次，《唐会要》、《昭容上官氏碑铭》、《上官昭容集序》及上官婉儿墓志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不久，太平公主权势犹存时形成的，对其仍多有褒美；《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是在实录本传的基础上，做较多删改后形成的，体现了玄宗时代对于上官婉儿官方评价的转变；《景龙文馆记》则是景龙政治亲历者的私家著述；《新唐书•上官昭容传》、《通鉴》则杂糅宋初所见各种公私文献而成，[20]但部分叙事可能受到中晚唐各种小说的影响，对上官婉儿武后时期的政治影响有所夸大，距史实稍远，如《新唐书》本传将《旧唐书》中“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改写为“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便是一例。至于唐代各种笔记小说中所记上官婉儿的轶事，除了张鷟《朝野佥载》中“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一条为当时人所记之外，[21]其余皆较晚出，更多反映的是中晚唐文士对上官婉儿及武后时期宫闱政治的想象，可靠性不高。

　 二、家世与生平
　　 新近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全文近千字，由于崔日用所撰《昭容上官氏碑叙》已不传于世，此文是目前所见关于上官婉儿生平内容最详尽的文字，颇有溢出传世文献所见者。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墓志、神道碑及《上官昭容集序》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最初形成的一批史料，但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天然的可靠性，志文中对上官婉儿生平的描述无疑是景云初年特定政治背景中的产物。关于墓志的内容，前揭李明、耿庆刚两位先生的论文虽已做了初步研究，但仍有不少剩义可供发覆。以下笔者便以墓志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对上官婉儿的生平及家世做进一步的考释。

　　 首先论及家族源流，关于上官氏的世系，《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有记录，其中以《姓纂》所记较详。《姓纂》云上官氏有天水、京兆、东郡三望，其中京兆、东郡二望皆源出天水，并将上官仪一支系于东郡望下：
　　 【东郡】 上官先元孙迴，后周定襄太守。孙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因居扬州；生仪，西台侍中、平章事，二子庭芝、庭璋。庭芝，周王府属，生怡容。[22]
　　 但上官婉儿墓志自云陇西上邽人，而其父上官庭芝追赠天水郡公，所取者为天水旧望；新旧《唐书•上官仪传》则称之为陕州陕人，盖取其著籍地，[23]两者皆未署东郡郡望，这在注重门第的中古时代并不常见。可资比较的是《姓纂》上官氏京兆望下有隋西平太守上官政，《文馆词林》存其神道碑文，便署京兆郡望。[24]据《姓纂》所述，蜀太尉上官胜二子上官茂、上官先，分别徙居京兆、东郡，成为两望之祖，假如这一记载有一定史实依据的话，那么上官胜家族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选择了一条与一般流民避难方向完全相反的迁徙线路，即从较为安定的蜀地前往战乱频发的关中与河南。[25]上官一姓在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皆默默无闻，[26]至周隋间方稍有人物。其中，《姓纂》所记上官先玄孙上官迴为后周定襄太守，是上官仪一支最早较可靠的记载，[27]据此推测，其家族很可能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中，自河南流入关中。因而上官仪一支不称东郡郡望，而改用天水旧望，或与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改关中郡望的举措有关。[28]另一方面，由于上官氏在南北朝无闻于世，所谓东郡郡望影响有限，亦增加了其称述郡望时的随意性。

上官迴之孙上官弘，上官婉儿墓志中叙其历官甚详：“隨藤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与榖城公吐万绪平江南，授通议大夫”，多有两《唐书•上官仪传》及《姓纂》所阙载者，但偏未提及上官弘之终官江都宫副监及为陈稜所杀事，其间或有隐情。检其历官，不难注意到上官弘虽出身关中，但自随吐万绪参与平陈之役后，便与江南关系密切。会稽郡赞持之命，盖与江南平定后的善后之政有关，隋炀帝时更为“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29]熟谙南方情势。也正缘于此，上官弘才能为深喜南方风物的炀帝所赏识，出任地位近密的江都宫副监之职，但其为何在大业末为陈稜所杀，史文则语焉不详。陈稜出身庐江豪族，是大业中深受炀帝信用的南方将领，故为隋室忠臣，炀帝被弑后为其缟素发丧，《隋书》将之与麦铁杖、来护儿等死王事者置于同传。[30]故陈稜杀上官弘之举，似乎暗示了身为宫廷近臣的上官弘有参与弑杀炀帝的嫌疑，但上官弘与宇文化及等欲拥众北归者不同，其虽亦出关陇，但早已长居南方，炀帝死后亦未随宇文化及等北返，恐未必预其事。但作为宫廷近臣，上官弘并未能死节，或其在政变中首鼠两端，苟全性命，不能戮力王室，因而招致陈稜的追究，大约是更近情理的一种推测，故志文对这段经历略而不书。
　　 另可一提的是上官弘之子上官仪儿时与之同居江南，以绮错婉媚、格律工整而著称的上官体，所承续的便是齐梁宫体诗歌的靡丽风格，这与上官仪年轻时居于江南的经历密不可分。而上官氏之所以能从周隋时的关中小姓至初唐一跃而成为受人瞩目的文学新贵，上官弘居于江南的经历对其家族的文化转向至为关键，墓志云其“学备五车，文穷三变”，虽系套语，但仍依稀可窥见其家族风貌的变化。

　　 作为高宗时代的文坛领袖，上官仪在政治上的崛起与其曾为李治王府旧属的身份不无关系，[31]仕途的成功亦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子上官庭芝娶于郑氏，便是唐初关陇新贵热衷与山东旧族联姻风气下的产物。[32]郑氏为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姐，[33]郑休远题名见于郎官石柱祠部员外郎下，劳格、赵钺引《会稽掇英总集》、《嘉泰吴兴志》略考其生平，其中《嘉泰吴兴志》引《统纪》云其：“景云元年太常少卿授，迁滑州刺史”，[34]若此，则郑休远的仕途并未受到上官婉儿被杀的影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祖郑氏房下，郑为范之孙辈皆以休字排行，名为休祥、休业、休光，[35]另神龙元年（705）的安令节墓志，署为“进士将仕郎荥阳郑休文撰”，[36]不知郑休远是否出于此支，俟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