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中国只一江之隔，当初都是社会主义阵营，总体两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并且两国之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的交往从没间断过，可以说两国互相都是知根知底的。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世界各国都知道，唯独朝鲜好像不知道。要不然，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多少跟着中国学点，朝鲜的经济也得发生些变化，人们的生活也不至于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就是中国文革以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中国的变化朝鲜并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想发展经济。每一个执政者都希望自己治下人们生活的更好，朝鲜的执政者也会一样。金日成生前曾几次来中国考察，目的就是跟着中国学，而且还在朝鲜做过改革开放实验。但最终还是没搞起来，致使朝鲜的经济一直没起来。
之所以落成这个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准怎么样好。其次，虽然执政者都希望治下人们的生活更好。但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无论是金日成，还是后继者，他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提，必须是首先保证政权不受到威胁，保证金家的统治地位。正是这个前提的作用，他们拿中国与朝鲜的实际情况反复分析比较的结果，会认为朝鲜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他们学不了中国，也没法进行改革开放。其原因是：
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时，中国整体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权，即大陆政权与台湾政权。但台湾政权太小，与大陆政权不成比例。因此在中国开放过程中，台湾的势力无论怎样涌入，对大陆政权都构不成威胁。这使中国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改革开放。而朝鲜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在朝鲜半岛同样存在着朝鲜与韩国两个敌对政权，但两者比较起来，朝鲜政权是弱势一方。像这样，如果朝鲜要进行改革开放，在韩国势力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由于朝鲜与韩国人们的穷富不在一个档次，甚至可说没法比，人的本能又都是追求幸福，也就很容易影响人们的思想，也可能达到失去对朝鲜政权信任和支持的程度，使朝鲜政权最后落成东德的下场。这点正是问题的所在，也是金日成和后继者以及整个朝鲜政权决不允许的。所以他们才会认为两国的国情不一样，朝鲜学不了中国。
这样虽能使朝鲜政权避免落成东德的下场，但对于朝鲜的执政者们，却没法摆脱国内的困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朝鲜所推行的社会制度长期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长期压制着社会的积极性，朝鲜的经济一直没法好转，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生活一直都极度困难，一些人甚至连生存都困难。正是这个社会的大问题，必会导致各种矛盾的发展，使整个朝鲜成为即将爆发的火山，执政者没法不陷入困境。对这种局面又没别的办法解决，只有一方面对社会直接进行高压，一方面以核试验等各种手段不断惊动世界，以此在国人面前显示自身的力量，给社会再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尽管这些手段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权毕竟是不正常。并且从长远说这些手段总会有失去作用的时候。一到这种程度，则再无法挽回，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整个政权，都将会被社会所抛弃。所以要想避免这种下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现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去，社会走向正常。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在改革开放道路不能走的条件下，综合朝鲜整体情况，能走通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不开放”。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如下分析：
由于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基础上崛起走向了富强，这个事实给人们包括很多执政者留下了一种印象，就是：改革与开放是绑在一起的，是一回事。其实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一回事。在两者中，开放：是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以及有能力的人员到本国来，在双方有利，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建厂兴业。改革：是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两项，既能同时进行，也能先进行一项后进行一项。还能只进行其中的一项。究竟怎样进行，没法统一，只能根据一个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就是怎样对整体有利就怎样做。拿中国和朝鲜比较。在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时，中国的国情适合两者同时进行，就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而朝鲜由于对立面的韩国各方面太强，开放会对朝鲜政权有影响，为了自身既摆脱困境又不落成东德的下场，也可以暂时不开放，只在国内进行改革。这样做效果虽然会多少慢些，但只要改革正确适当，也能使经济发生根本的变化。等本国人均收入与韩国距离小了，再进行开放，以上所说的影响，至少能减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也可能完全消除。
虽然只改革不开放对于执政者也是一种自私，但在这样的阶段中，这种自私与全国的利益能保持一致，是必要的。因为改革对于政权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会妨碍内部很多人的利益，由此决定来自内部的阻力会很大。所以任何改革在客观上都需要一个政令统一的政体，和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即使这样，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照样也没法改革。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远的不说，看一下近代的蒋介石也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在国、共争夺天下的时期，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平分土地，直接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是效果极佳。但对于蒋介石，眼看着共产党在这条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而他却没法学。因为共产党由性质决定，平分土地是革命，在内部没有阻力。而蒋介石要平分土地则是改革，内部的阻力就会使他改不了。他明知平分土地能使自己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但他却办不到。也只能等待时机，寻找能够走通改革道路的客观条件。最后总算在台湾找到了这个条件，完成了土地改革平分了土地。台湾土改的具体方法是：地主留够当地人均数目以外的土地，全部由国家收买：再由国家按当地实际情况分配给没地和缺地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地主自己留的土地，可以在原来属于自己所有土地中任意挑选。国家在购买土地过程中如现金不够，则以国债券代替，但这种国债券可以流通。农民所得土地，按国家规定，根据所得土地多少，每亩每年交一定数量的粮食，交够20年后土地则归自己所有。正是这种土地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在台湾社会产生了存在的基础，使这个大陆的失败者在台湾成为了成功者，终生占据了统治地位。
到此，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次土改并不是蒋介石退出大陆到达台湾后才开始的，而是从1948年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就开始的。按陈诚的情况，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土改是立国之本的道理不得而知，但在此以前的1947年，他先是在山东被陈毅、粟裕战败，后又在东北被林彪战败。都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结果遭到了国民党内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一些人甚至喊出要杀陈诚以谢天下的口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了陈诚的职务。而陈诚在屡战屡败又遭撤职的精神压力下得了重病。按其家人说，陈诚在上海治病期间几乎到达了付不起医药费而靠别人接济的程度。试想一下，在这种环境下刚被启用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对于土改这样关乎到党国性质的大事，他敢做主吗？有权力做主吗？所以这说明他是在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而1948年蒋介石正在大陆与共产党激战，还没有退出大陆，这说明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和精神准备。但在此以前的各种会议和公开场合，没资料证明蒋介石正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证明蒋介石清楚在当时的大陆不存在土改的条件。而他命陈诚在台湾开始进行土改，则证明在当时台湾具备进行土改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一、台湾在甲午战争后属于了日本，在中国抗战时期，可以肯定当地地主阶级的多数，以及整个政府人员，都为日本侵华战争或服务过或做过贡献。这些行为在中国人看来都是犯罪。后来作为日本战败国的整体，当时也包括台湾在内。因此，在台湾归还中国后，中国政府对这些人进行清算都在情理之中，这个道理台湾人自己也明白。所以，在台湾归还中国后的一个时期内，整个地主阶级有形无形的都会对中国政府有一种畏惧心理。正是这种畏惧心理，从整体上能够减轻土改在社会中的阻力。二、在台湾归还中国后，整个政权都会以大陆人为主，军队也会是大陆人。这些人无论是正常调去的，还是在大陆被共产党战败后逃去的。共同的特点是由于他们刚到台湾，个人和家人在当地都没土地。并且由于台湾以前不属于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与当地的地主有亲属关系。因此，土改不会直接妨碍他们的个人利益。这使整个政权和军队都不会成为土改的阻力。正因为在台湾当时有这些特定条件，蒋介石的土改才得以行通。相反在当时的大陆，政权的多数官员，和军队的多数军官，他们在各自的家乡都是地主，很多亲属也是地主，从总体上，土地不仅是各自和家族在家乡政治地位和财富的基础，很多人走向仕途也是赖于土地这个基础。也可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由此决定不管谁要进行土改，他们都会拼命的阻止。所以在当时的大陆除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其它任何和平改革的土改道路都行不通。对于这个道理，蒋介石也清楚。所以在大陆的各种公开场合他连土改的话都没说过。
根据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两地的事实可以说明，改革不仅需要政令统一的政体和意志坚强的执政者，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体内部和社会中的阻力因素，虽然两者都重要，相比之下，政体内部的因素更重要些。如果阻力因素小，改革的势力能够冲破这种阻力，则改革就能成功。如果阻力因素大，改革就会失败。到此再接着分析朝鲜的改革。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解释一下改革中的两个问题。
从表面看，最重要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政体改革，一种是社会改革。政体改革，是指对政府内部机关的重新调配重新组合，然后再根据各个机关的职能重新分配权力。社会改革，是指对国内社会制度的改变。对于这两种改革，尽管一般都认为政体改革重要，但要与社会改革比较起来，政体改革既是从属地位，其重要性也小得多。因为政权本身就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政体也必须跟着社会改革后的实际需要进行改革。如果脱离社会的需要单独进行政体改革，即使成功了，也只能对政权内部一些人的权力和其它利益有关，对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则不会有多大关系。而社会改革则不同，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能否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完全取决于它，一个国家能否走向富强也是取决于它。以下将要分析的朝鲜改革，主要是社会改革，而对于政体改革，只要跟上社会改革的脚步就行。由于社会改革与政体改革一般都不能同时起步，社会改革必须先行一步，而在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动方式后，就必须根据新活动方式的需要，在政府中增设能够为它服务的政府机关。这样随着改革不断进行，社会中新活动方式不断出现，政府中新机关也就不断产生。而对于原来政府中的旧机关，随着旧活动方式的不断被革除，就会在社会中失去服务对象。一到这样，这种机关就处于了无用之地，政权对这样的机关就得撤销，对机关人员进行裁撤。这就是社会改革中政体改革的大方向。如要不这样，只进行一半，对政府机关只增需要的，不撤销没用的，这些旧机关由于在社会中没有服务对象，所掌握的权力只能用来为自己谋利服务。也就自然成为了政权重要的腐败因素。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没用的机关越多，腐败的因素越大，裁撤的阻力也就越大。尽管如此，一者因为在改革初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再者，任何一个有能力的执政者，只要认识到这点，不等该撤销的单位聚多了，而是在少的时侯就逐渐裁撤，也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再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政体改革因阻力太大改不了。只要社会改革能过去，朝鲜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上去了，就值得努力。所以对政体改革不再分析，而主要分析一下朝鲜的社会改革。
朝鲜的社会改革，主要就是改变社会制度，具体内容就是改革以农业社为主体的农业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因为这两种制度从开始就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长期压制着社会的积极性，才使朝鲜的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在此，由于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还没得以公布，人们不知道规律的内容是什么。要说这两种制度违背规律也许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要换个说法，也许能够被理解。所以对此问题再进行以下解释。
人类本身是一种自然，人与人结合成的社会照样也是一种自然。既然如此，社会也就有其自然的发展规律，正是由这个规律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每一种社会制度的自然产生与消亡。人类到现在已经历了多种社会制度，远的不说，只说最近的两种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工商企业私有制。这两种社会制度当时都是自然产生的，它们顺从着自然，也就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相比之下，再看朝鲜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这两种社会制度没有一种是自然产生的，都是根据人为想象而设置的。像这种行为本身就破坏着社会发展的自然，也就没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正是这个原因，朝鲜的经济才没法发展起来。可以肯定，只要这两种制度存在，朝鲜的经济状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社会改革，就是从根本上革除这两种违背规律的社会制度。具体办法就是：一、解散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把土地以承包的形式或私有制的形式分配给个人，以个体经营形式耕种，收入直接归个人。二、允许私有制工商企业的产生与存在。并与公有制工商企业同等对待。允许两种制度自由竞争，相互吞并和逐渐向对方转化。以上就是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改革中，能生存下来的，证明其生命力强，是正确的，是符合规律的。而不能生存的，则证明没生命力，是错误的，是违背规律的。相信不能生存的一定是这两种人为设置的社会制度。所以在这种改革中，什么时候把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革没了，社会改革就是完成了。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朝鲜的社会改革也不会例外。尽管如此，朝鲜的社会改革却存在着能行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朝鲜的政体能够达到政令统一的程度，执政者的意志也能到达社会，能落实到社会。并且在不开放，政权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局面能保持住。
二、因为朝鲜的社会制度都是公有制，无论土地还是工商企业都不归私人所有。社会改革无论在政体还是在社会中，都不会直接损害个人的物质利益。也使改革的阻力只存在于思想方面。而思想方面的阻力虽然开始会很大，只要改革能落实下去，好的效果越大，思想方面的阻力就会越减小。
三、随着改革的进行，私有制工商企业的发展，公有制的工商企业会不断被削弱，在这种发展中，公有制单位的员工会不断有人失去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自然也会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和反对。但在社会改革总体效益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社会整体对政权的支持度会越来越大，这种局面中的政权会有足够力量和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股力量从根本上阻挡不住改革的进行。
正是以上这些条件，朝鲜完全能够走通“改革不开放”的道路。退一步说，即使对公有制的工商企业改革有困难，社会改革先进行一半，只对农业的集体经济进行改革，把土地直接分配个人，个体耕种，收获直接归个人。这样也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也能使政权和执政者在社会中产生一些存在的基础，部分的解脱一些困境。如果要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动，朝鲜整个社会也只能继续是死水一潭，政权和执政者也只有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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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然而，对于中国的变化朝鲜并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想发展经济。每一个执政者都希望自己治下人们生活的更好，朝鲜的执政者也会一样。金日成生前曾几次来中国考察，目的就是跟着中国学，而且还在朝鲜做过改革开放实验。但最终还是没搞起来，致使朝鲜的经济一直没起来。
之所以落成这个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准怎么样好。其次，虽然执政者都希望治下人们的生活更好。但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无论是金日成，还是后继者，他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提，必须是首先保证政权不受到威胁，保证金家的统治地位。正是这个前提的作用，他们拿中国与朝鲜的实际情况反复分析比较的结果，会认为朝鲜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他们学不了中国，也没法进行改革开放。其原因是：
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时，中国整体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权，即大陆政权与台湾政权。但台湾政权太小，与大陆政权不成比例。因此在中国开放过程中，台湾的势力无论怎样涌入，对大陆政权都构不成威胁。这使中国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改革开放。而朝鲜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在朝鲜半岛同样存在着朝鲜与韩国两个敌对政权，但两者比较起来，朝鲜政权是弱势一方。像这样，如果朝鲜要进行改革开放，在韩国势力大量涌入的情况下。由于朝鲜与韩国人们的穷富不在一个档次，甚至可说没法比，人的本能又都是追求幸福，也就很容易影响人们的思想，也可能达到失去对朝鲜政权信任和支持的程度，使朝鲜政权最后落成东德的下场。这点正是问题的所在，也是金日成和后继者以及整个朝鲜政权决不允许的。所以他们才会认为两国的国情不一样，朝鲜学不了中国。
这样虽能使朝鲜政权避免落成东德的下场，但对于朝鲜的执政者们，却没法摆脱国内的困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朝鲜所推行的社会制度长期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长期压制着社会的积极性，朝鲜的经济一直没法好转，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生活一直都极度困难，一些人甚至连生存都困难。正是这个社会的大问题，必会导致各种矛盾的发展，使整个朝鲜成为即将爆发的火山，执政者没法不陷入困境。对这种局面又没别的办法解决，只有一方面对社会直接进行高压，一方面以核试验等各种手段不断惊动世界，以此在国人面前显示自身的力量，给社会再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尽管这些手段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权毕竟是不正常。并且从长远说这些手段总会有失去作用的时候。一到这种程度，则再无法挽回，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整个政权，都将会被社会所抛弃。所以要想避免这种下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现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去，社会走向正常。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在改革开放道路不能走的条件下，综合朝鲜整体情况，能走通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不开放”。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如下分析：
由于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基础上崛起走向了富强，这个事实给人们包括很多执政者留下了一种印象，就是：改革与开放是绑在一起的，是一回事。其实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一回事。在两者中，开放：是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以及有能力的人员到本国来，在双方有利，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建厂兴业。改革：是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两项，既能同时进行，也能先进行一项后进行一项。还能只进行其中的一项。究竟怎样进行，没法统一，只能根据一个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就是怎样对整体有利就怎样做。拿中国和朝鲜比较。在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时，中国的国情适合两者同时进行，就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而朝鲜由于对立面的韩国各方面太强，开放会对朝鲜政权有影响，为了自身既摆脱困境又不落成东德的下场，也可以暂时不开放，只在国内进行改革。这样做效果虽然会多少慢些，但只要改革正确适当，也能使经济发生根本的变化。等本国人均收入与韩国距离小了，再进行开放，以上所说的影响，至少能减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也可能完全消除。
虽然只改革不开放对于执政者也是一种自私，但在这样的阶段中，这种自私与全国的利益能保持一致，是必要的。因为改革对于政权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会妨碍内部很多人的利益，由此决定来自内部的阻力会很大。所以任何改革在客观上都需要一个政令统一的政体，和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即使这样，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照样也没法改革。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远的不说，看一下近代的蒋介石也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在国、共争夺天下的时期，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平分土地，直接手段是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是效果极佳。但对于蒋介石，眼看着共产党在这条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而他却没法学。因为共产党由性质决定，平分土地是革命，在内部没有阻力。而蒋介石要平分土地则是改革，内部的阻力就会使他改不了。他明知平分土地能使自己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但他却办不到。也只能等待时机，寻找能够走通改革道路的客观条件。最后总算在台湾找到了这个条件，完成了土地改革平分了土地。台湾土改的具体方法是：地主留够当地人均数目以外的土地，全部由国家收买：再由国家按当地实际情况分配给没地和缺地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地主自己留的土地，可以在原来属于自己所有土地中任意挑选。国家在购买土地过程中如现金不够，则以国债券代替，但这种国债券可以流通。农民所得土地，按国家规定，根据所得土地多少，每亩每年交一定数量的粮食，交够20年后土地则归自己所有。正是这种土地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在台湾社会产生了存在的基础，使这个大陆的失败者在台湾成为了成功者，终生占据了统治地位。
到此，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次土改并不是蒋介石退出大陆到达台湾后才开始的，而是从1948年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就开始的。按陈诚的情况，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土改是立国之本的道理不得而知，但在此以前的1947年，他先是在山东被陈毅、粟裕战败，后又在东北被林彪战败。都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结果遭到了国民党内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一些人甚至喊出要杀陈诚以谢天下的口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了陈诚的职务。而陈诚在屡战屡败又遭撤职的精神压力下得了重病。按其家人说，陈诚在上海治病期间几乎到达了付不起医药费而靠别人接济的程度。试想一下，在这种环境下刚被启用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对于土改这样关乎到党国性质的大事，他敢做主吗？有权力做主吗？所以这说明他是在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而1948年蒋介石正在大陆与共产党激战，还没有退出大陆，这说明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和精神准备。但在此以前的各种会议和公开场合，没资料证明蒋介石正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证明蒋介石清楚在当时的大陆不存在土改的条件。而他命陈诚在台湾开始进行土改，则证明在当时台湾具备进行土改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一、台湾在甲午战争后属于了日本，在中国抗战时期，可以肯定当地地主阶级的多数，以及整个政府人员，都为日本侵华战争或服务过或做过贡献。这些行为在中国人看来都是犯罪。后来作为日本战败国的整体，当时也包括台湾在内。因此，在台湾归还中国后，中国政府对这些人进行清算都在情理之中，这个道理台湾人自己也明白。所以，在台湾归还中国后的一个时期内，整个地主阶级有形无形的都会对中国政府有一种畏惧心理。正是这种畏惧心理，从整体上能够减轻土改在社会中的阻力。二、在台湾归还中国后，整个政权都会以大陆人为主，军队也会是大陆人。这些人无论是正常调去的，还是在大陆被共产党战败后逃去的。共同的特点是由于他们刚到台湾，个人和家人在当地都没土地。并且由于台湾以前不属于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与当地的地主有亲属关系。因此，土改不会直接妨碍他们的个人利益。这使整个政权和军队都不会成为土改的阻力。正因为在台湾当时有这些特定条件，蒋介石的土改才得以行通。相反在当时的大陆，政权的多数官员，和军队的多数军官，他们在各自的家乡都是地主，很多亲属也是地主，从总体上，土地不仅是各自和家族在家乡政治地位和财富的基础，很多人走向仕途也是赖于土地这个基础。也可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由此决定不管谁要进行土改，他们都会拼命的阻止。所以在当时的大陆除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其它任何和平改革的土改道路都行不通。对于这个道理，蒋介石也清楚。所以在大陆的各种公开场合他连土改的话都没说过。
根据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两地的事实可以说明，改革不仅需要政令统一的政体和意志坚强的执政者，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体内部和社会中的阻力因素，虽然两者都重要，相比之下，政体内部的因素更重要些。如果阻力因素小，改革的势力能够冲破这种阻力，则改革就能成功。如果阻力因素大，改革就会失败。到此再接着分析朝鲜的改革。为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解释一下改革中的两个问题。
从表面看，最重要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政体改革，一种是社会改革。政体改革，是指对政府内部机关的重新调配重新组合，然后再根据各个机关的职能重新分配权力。社会改革，是指对国内社会制度的改变。对于这两种改革，尽管一般都认为政体改革重要，但要与社会改革比较起来，政体改革既是从属地位，其重要性也小得多。因为政权本身就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政体也必须跟着社会改革后的实际需要进行改革。如果脱离社会的需要单独进行政体改革，即使成功了，也只能对政权内部一些人的权力和其它利益有关，对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则不会有多大关系。而社会改革则不同，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能否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完全取决于它，一个国家能否走向富强也是取决于它。以下将要分析的朝鲜改革，主要是社会改革，而对于政体改革，只要跟上社会改革的脚步就行。由于社会改革与政体改革一般都不能同时起步，社会改革必须先行一步，而在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动方式后，就必须根据新活动方式的需要，在政府中增设能够为它服务的政府机关。这样随着改革不断进行，社会中新活动方式不断出现，政府中新机关也就不断产生。而对于原来政府中的旧机关，随着旧活动方式的不断被革除，就会在社会中失去服务对象。一到这样，这种机关就处于了无用之地，政权对这样的机关就得撤销，对机关人员进行裁撤。这就是社会改革中政体改革的大方向。如要不这样，只进行一半，对政府机关只增需要的，不撤销没用的，这些旧机关由于在社会中没有服务对象，所掌握的权力只能用来为自己谋利服务。也就自然成为了政权重要的腐败因素。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没用的机关越多，腐败的因素越大，裁撤的阻力也就越大。尽管如此，一者因为在改革初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再者，任何一个有能力的执政者，只要认识到这点，不等该撤销的单位聚多了，而是在少的时侯就逐渐裁撤，也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再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政体改革因阻力太大改不了。只要社会改革能过去，朝鲜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上去了，就值得努力。所以对政体改革不再分析，而主要分析一下朝鲜的社会改革。
朝鲜的社会改革，主要就是改变社会制度，具体内容就是改革以农业社为主体的农业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因为这两种制度从开始就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长期压制着社会的积极性，才使朝鲜的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在此，由于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还没得以公布，人们不知道规律的内容是什么。要说这两种制度违背规律也许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要换个说法，也许能够被理解。所以对此问题再进行以下解释。
人类本身是一种自然，人与人结合成的社会照样也是一种自然。既然如此，社会也就有其自然的发展规律，正是由这个规律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每一种社会制度的自然产生与消亡。人类到现在已经历了多种社会制度，远的不说，只说最近的两种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土地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工商企业私有制。这两种社会制度当时都是自然产生的，它们顺从着自然，也就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相比之下，再看朝鲜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这两种社会制度没有一种是自然产生的，都是根据人为想象而设置的。像这种行为本身就破坏着社会发展的自然，也就没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正是这个原因，朝鲜的经济才没法发展起来。可以肯定，只要这两种制度存在，朝鲜的经济状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社会改革，就是从根本上革除这两种违背规律的社会制度。具体办法就是：一、解散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把土地以承包的形式或私有制的形式分配给个人，以个体经营形式耕种，收入直接归个人。二、允许私有制工商企业的产生与存在。并与公有制工商企业同等对待。允许两种制度自由竞争，相互吞并和逐渐向对方转化。以上就是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改革中，能生存下来的，证明其生命力强，是正确的，是符合规律的。而不能生存的，则证明没生命力，是错误的，是违背规律的。相信不能生存的一定是这两种人为设置的社会制度。所以在这种改革中，什么时候把以农业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商企业革没了，社会改革就是完成了。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朝鲜的社会改革也不会例外。尽管如此，朝鲜的社会改革却存在着能行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朝鲜的政体能够达到政令统一的程度，执政者的意志也能到达社会，能落实到社会。并且在不开放，政权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局面能保持住。
二、因为朝鲜的社会制度都是公有制，无论土地还是工商企业都不归私人所有。社会改革无论在政体还是在社会中，都不会直接损害个人的物质利益。也使改革的阻力只存在于思想方面。而思想方面的阻力虽然开始会很大，只要改革能落实下去，好的效果越大，思想方面的阻力就会越减小。
三、随着改革的进行，私有制工商企业的发展，公有制的工商企业会不断被削弱，在这种发展中，公有制单位的员工会不断有人失去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自然也会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和反对。但在社会改革总体效益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社会整体对政权的支持度会越来越大，这种局面中的政权会有足够力量和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股力量从根本上阻挡不住改革的进行。
正是以上这些条件，朝鲜完全能够走通“改革不开放”的道路。退一步说，即使对公有制的工商企业改革有困难，社会改革先进行一半，只对农业的集体经济进行改革，把土地直接分配个人，个体耕种，收获直接归个人。这样也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也能使政权和执政者在社会中产生一些存在的基础，部分的解脱一些困境。如果要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动，朝鲜整个社会也只能继续是死水一潭，政权和执政者也只有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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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