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轻信封建史书污蔑武曌的各种莫须有事件，因此对武曌望而止步。
封建礼教为了加深对女性的奴役，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中国唯一的女皇，编造各种子虚乌有的谎言，尤其那类常人无法接受，令人感到残忍畏惧，违背人伦底线的。
我曾经问过某些人“为什么不喜欢武曌？”她们（都是女生）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谁会喜欢杀死自己儿女的女人。”
诸多子虚乌有的污蔑，甚至让许多善良的人不愿意接近武曌，然而这却恰好相反地显露了他们观念上的无知、幼稚。一方面，这些人看待一名政治家，不论政绩，只关注几人的死亡细节。另一方面，这些人竟然不加思考，相信毫无逻辑、违背常理的谣言。
本来这几个问题，鉴于先前已经有人整理，作者并不打算多做阐明，不过，就以上现象来看，仍有必要仔细阐明一番。

（一）安定公主之死
首次污蔑武曌杀女的史料《新唐书》记载：“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资治通鉴》记载相似：“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而最早的《唐会要》记载：“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如果按照《唐会要》，武曌只是利用安定暴卒之事，并非直接杀人，但实际上，利用也没必要，李治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相信，除非李治自己想要利用这件事情。《旧唐书》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后面“史臣曰”突然冒出一句“振喉绝襁褓之儿。”推测为后人再版时添加。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细节描写绘声绘色，好像亲眼所见，武曌杀女如入无人之境，高宗李治俨然智樟儿童。这叫做层累的历史造就。从《唐会要》、《旧唐书》到《新唐书》再到《资治通鉴》，原始记录简单，后来记录复杂，时间靠后的记载多为后世附会，可信度低。
所谓“武曌杀女”，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各种不合常理之处，简直漏洞百出。第一，皇宫照看公主的人一定很多，任何人不可能找到机会下手。第二，高宗肯定不傻，不会不加怀疑相信王氏杀死公主。第三，当时的人不清楚细节，后世的史学家竟然写得天花乱坠，简直像写小说，那么肯定纯属虚构。第四，王氏被废晚于安定公主死亡时间一年，李治声称废后罪证为“谋行鸩毒”，完全没有谋害公主一项，两者根本就是独立事件。况且武曌借助确定的女儿死亡，谋取不确定的皇后之位，这样划算吗？第五，即使王氏想杀李弘，不会想杀公主，如果杀人动机都不充分，那么武曌嫁祸王氏不会引起怀疑吗？还有，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弑君鸩母”这样离谱的谎话可以编造出来，想象力却没有丰富到污蔑“武曌杀女”，因为唐代根本没有“武曌杀女”这个谣言，直到宋代才有。所以，事实真相是，古代幼儿死亡率高，当然没有任何杀人凶手，安定公主属于正常夭折。

（二）王庶人、萧庶人之死
关于“超自然现象”骨醉之死。《唐会要》只字未提。《旧唐书》先有这样一段记载：“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但是后面还有一段文字：“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同一人可以死两次？简直活见鬼了！《新唐书》还要滑稽地加上“反接”：“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曰死，殊其尸。”《资治通鉴》类似记载：“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
首先，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不是原创，而是改编自《史记》，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竟然没有版权意识，抄袭是要被“律师函警告”的！

对于这件事情仔细分析，当然也是漏洞百出。第一，三者都提到了“数日而死”，先仗一百，然后去掉四肢，难道不会立即死亡？作为学生物的，我只想发一串 。

因为《史记》有一段记载：“曰：人彘，居数日。”《史记》没提“居数日”到底死没死，但是幸亏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生理学常识欠缺，抄袭造成明显错误，也就成为证伪的证据。第二、这件事情依然是层累的历史造就，时间越靠后越偏离史实。关于王庶人、萧庶人的死因，唐代野史与小说集《太平御览·皇亲部七》尚且没有瞎编，只是记载：“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后来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纯属瞎编，而《旧唐书》则是被后世改动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旧唐书》是明代版本。《旧唐书》先记载“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接下来又记载“骨醉之死”。显然，后面那段文字是后世添加的，前面的“缢杀之”才是真相。

第三、武曌当时没有必要也不敢这么做。对比《史记》吕雉杀戚夫人的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仓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首先，当时吕雉贵为太后，已经掌握大权，可以有胆量这么做。再者，戚夫人行为太过嚣张，吕雉的怨恨足以成为动机。反观武曌当时的情况。首先，武曌刚刚成为皇后，高宗还好好活着，处理事务必须考虑高宗的感受。而且，外朝蠢蠢欲动的权臣，如果知道武曌做了这些，可以立即联想到汉朝的事情，认定武曌野心很大，早早处理了武曌。再者，王、萧二人早已失宠，武曌对这二人没有多大仇怨。因为后人知道武曌效仿吕雉临朝，甚至超越吕雉称帝，所以要把同样的事情附会给武曌。

第四，骆宾王提及一句莫名其妙没有指代的“鸩母”。可能指国之母皇后。
虽然《旧唐书》记载缢杀，但是作为外臣不会清楚细节，毕竟赐死不是缢杀就是鸩杀，骆宾王这句“鸩母”，反而侧面印证没有“骨醉”。

（三）李弘之死
据说这个误解相对较少，毕竟肺结核病人难道需要非病理死亡？
明确污蔑李弘死于非命的只有《新唐书》记载：“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这次，就连《资治通鉴》也没敢明确造谣：“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而《唐会要》和《旧唐书》客观记载李弘病逝：（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于合璧宫倚云殿，五月五日，赠谥曰孝敬皇帝。——《唐会要》）（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旧唐书》）
李弘死后第一时间，高宗颁布诏书《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明确指明李弘病逝。李弘的真实死因，高宗肯定清楚，难道还能因为畏惧武曌，不敢指明儿子遇害吗？简直笑话！
李弘非正常死亡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肃宗时期的《唐历》：“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教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这个“不以寿终”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两位公主没有任何政治威胁，挑选两位驸马出降就可以了，虽然驸马出身无需显赫，像这种皇室政冶犯的后代，参考李世民出嫁闻喜县主李婉顺，武曌完全没必要这么小气，因为这桩小事跟亲儿子过不去。
有人认为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弑君鸩母”，“弑君”指的是李弘，或许骆宾王开启了这种污蔑的苗头，但毕竟不是确切记录。况且，檄文通常空有华丽文笔，许多语句没有事实依据。比如《讨隋炀帝檄文》的“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污蔑杨广强间妹妹兰陵公主。
还有人通过《阎庄墓志铭》这段记载非要认定李弘被杀：“岂意彼苍冥昧，福寿徒欺，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上元二年从幸东都，其年九月廿一日，遇疾终于河南县宣风里第”。作者南葶苈子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20年春季，或许正在经历被将来称作历史的时期，虽然本地没有一例冠状感染者，但我还是被滞留家中了。闲扯淡这些，我只想说明肺病传染性极高。即使结核病远不及今日冠状病毒传染性高，可关键在于阎庄长期接触传染源。而墓志铭的含糊其辞，当然不是为了掩盖李弘被杀阎庄被灭口，只是因为不能指责皇室成员患有传染病并且危及他人，所以，真相就是阎庄因被传染肺结核而病死。
总结的说，这种谣言同上两则，依然漏洞百出。首先，早期史料可信程度更高，高宗亲口指明李弘病逝，《唐会要》、《旧唐书》也说李弘病逝，而稍晚的《唐历》与《新唐书》纯属污蔑。再者、如果李弘死因有异，高宗不会不产生怀疑。第三、古代的肺结核病人，一定无法战胜结核杆菌。第四、即便不考虑武曌作为母亲的感情，杀死李弘完全没有好处。病娇李弘继位，相比李贤，武曌当然更有机会临朝称制。第五、“以请教二公主失爱于天后”这个理由过分牵强，完全不合理。总之，武曌没有任何谋杀李弘的可能性。

许多人误以为因为武曌是女皇，所以一生处心积虑、心狠手辣，这是非常深的误解。应该说，我们之所以看到武曌的种种污名，是因为武曌后来做了皇帝，前期事迹才被恶意涂抹。
封建男权制为了更进一步禁锢妇女，杜绝妇女参政，大肆污蔑女政治家，已经成为惯用伎俩。比如污蔑韦后毒杀李显，污蔑冯太后杀拓跋宏，污蔑刘娥“狸猫换太子”等等。尤其侧重于编造针对个人私德的丑闻，为的就是让人因此对武曌望而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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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好的帖子，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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