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到史料上记载的,锦衣卫应该是驻在北京天津和南京三地,其他各地是否有派驻还没有看到。
至于人数:
《明史》 职官志#记载锦衣卫 恒以勋戚都督领之, 恩荫寄禄无常员。 [ 2] (卷76, !职官志#, P1862)一般来讲, 任何机构都有相应的人员限制, 唯独锦衣卫不作限制。这就为日后锦衣卫中仰度支者 从洪武初年几千人, 暴增到嘉靖初年的十五六万人留下了一个政策性的漏洞。据考, 从成化到正德年间, 锦衣卫人数一直呈上升势头。
仅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锦衣卫月粮为45 000余石, 比成化五年( 公元1469 年) 月支26 900余石足足多出了几近一半[3] (卷192, 弘治十五年十月辛酉条) 。针对此种情况, 官员中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减少并抑制锦衣卫中冗员的数目。成化十七年( 公元1481年)四月, 兵部尚书陈钺等上奏锦衣卫隶役冗员过多时疾呼到: 况隶役之籍有限,而冗员之进无穷 , 他且进一步描述冗员多到如何状况, 锦衣卫管事指挥使同知(例该皂隶)十名, 佥事六名, 镇抚四名,带俸都指挥使、指挥各四名……即今锦衣卫占用皂隶五百七十余名。……至若锦衣卫指挥等官亦各有校尉军伴, 其带俸者虽无军伴亦不任事焉。 [ 4] (卷214, 成化十七年四月丁未条)
没过几日,陈钺继续复奏锦衣卫官员冗滥状, 每所正副千户多至二十余员, 百户旗役增加数倍。 [ 4] (卷214, 成化十七年四月癸亥条) 嘉靖初年,霍滔也论及锦衣冗员给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而感叹到: 洪武初年, 锦衣卫官二百五员, 今一千七百余员, 由二百视一千七百, 逾八倍矣。俸粮所由不足也。 [ 5] (卷186, 霍韬: !天戒疏# )虽在弘治、正德初年以皇帝遗诏的形式在新君登基的政治调整期内, 针对传奉官和锦衣卫官等为主的冗员进行了一系列裁汰活动, 以期对冗员数目有所裁抑, 但是随着调整期的过早结束, 后进之徒数量往往更是倍于前者。
仅在正德十三年( 公元1518年) 录应州功, 升赏叙荫者凡五万六千四百余人 , 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力主纠劾其中冒滥升赏之徒,且言: 升赏人员, 有未闻出国门而冒名者, 乞赐宸断, 处以至公。 但因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勾结中官而致监察机构的参劾毫无下文, 于是 中官武职皆荫其弟为锦衣千、百户等 [ 6] (卷47, P 1460) 。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 嘉靖初年对于冗员的裁抑可谓是明代历史中较为彻底的一次。时亦值嘉靖皇权
树立初期的政治调整期, 朝政为杨廷和官僚集团所主导,加之新君世宗的支持, 此次裁革冗员较为成功。 锦衣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人, 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四万余人, 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 1] (卷4, P164)
但是, 在封建社会机制下, 对于冗员的膨胀是难以根除的, 冗员以各种赏功名义再度增多, 仅在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世宗再度封传奉官九十余人。而有至于大臣痛心于 冠裳滥及舆台,名器贱同瓦砾 [ 5] (卷192, 郑自璧: !荆滥恩以重名器疏#) 。
隆庆、万历初年在新旧皇权的交替之间,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依旧对冗员有所裁革, 但在范围、人数上较之嘉靖初都有所不及。恩荫封赏锦衣卫衔在隆庆年间开始变得颇为流行, 滥封滥赏在明代中后期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政治恶疾。即使是万历初年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亦难厘正。在其!议外戚子弟恩荫疏#中便可对当时情况有所了解。在疏中张居正历数前代荫封锦衣卫衔的先例, 又搬出 武职非军功不得世袭 的祖制。方才抵住神宗要给外戚子弟 俱授锦衣卫指挥使等官世袭 [ 7] (卷45, P 571% 572) 的要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折衷议定授予该外戚子弟二人锦衣卫指挥佥事和正千户的荣衔, 神宗方才作罢。
总之, 恩荫在一个方面看来虽然是封建政权对于官员的一种表彰和优待, 但是极易走入冗滥的境地, 而给政权带来极大的经济和人事压力。裁抑作为一种调整手段,有积极的一面, 但其只能短暂地抑制冗员泛滥,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 裁抑冗员也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杨廷和因主持裁汰冗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 而招致 诸失职之徒 在杨廷和入朝路上 挟白刃伺舆旁 [ 2] (卷190!杨廷和传#, P5035)。这些都是政策上的失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