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史密斯详细阐述了传统民族志，以发展她所说的制度民族志。在现代社会中，在任何特定本地环境中进行的日常生活实践通常都超出了民族志学家可能直接观察到的水平。日常生活是由“超地方”制度形式构成的；就是说，是通过制度的实践来远距离作用于人们。可能有可能通过生活在妇女庇护所中并直接观察和采访受害者以了解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状况来对家庭虐待的经历进行人种学研究。但是，就妇女正在通过刑事司法系统寻求补救的程度而言，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将丢失。为了引起警察或法院的回应，必须遵循一套标准的法律程序，必须打开“案卷”，必须建立可采取法律行动的证据，填写表格等。所有这些都允许犯罪分子司法机构组织和协调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