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赴朝鲜,我经历的抗美援朝
（上）
杨茂森（91岁）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让我这个志愿军老兵忆起在抗美援朝时期三次进出朝鲜的往事来。
一、忽接急电，赶赴总部
1949年4月，我所在的四野46军159师参加完辽沈、平津战役后南下江南，8月进驻湖南湘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旬急电令我这个1945年10月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3月参军，1949年4月入党的无线电报务员速赴湖南省军区所在地长沙报到。紧接着又令我速去位于武汉的中南军区（四野）报到，数日内待集中了十多位报务员后，又指定我带队速往北京总参通信部报到。
一周左右，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大军区30多名报务员，此时大家也不知道干什么，到那里去？不日干部处段科长来到住处，逐一宣布名单调东北军区另行分配，车票已买好明日即出发，听着没有念到我的名字，他接着说：杨茂森、亢喜来二人另行分配。
会后准备去东北的人悄悄说：又要到东北去，可能与朝鲜战争有关！可让他们猜对了，此时已是11月初，他们身穿单衣，到东北后陸续进入志愿军行列，其中有我后来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的杨积奎和开城谈判代表团相会的暴松涛。
我和老亢被留在了位于八大处的军委总台工作。
二、一赴朝鲜，任务变更
(一)安东待命
1951年11月，我从通信部总台调到部里，准备赴朝鲜执行新的任务。部里组建五台通信（电台）车，共抽调二十五人，每台五人（报务员、见习报务员、机务员、驾驶员、发电员各一人），报务员为车长。五台通信车中，美式GMC十轮大卡车两台，各有500瓦发射机一部；苏式嘎斯车三台，各有200瓦发射机一部。每台车各配发电拖车一部。我带一部500瓦大车，有见习报务员赵钢、驾驶员徐鹏飞等。其他车上的报务员有张占山、边燮悌等。这些人是经过严格审查筛选出来的。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熟练能单独工作。罗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亲自接见大家进行了谈话，当场要来个人档案亲自仔细审查。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一切就绪，出发前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并要求我们彻底清理自身一切与解放军有关的痕迹，连相片和私人信件都不许带。
上图：左一为副部长刘寅，中为部长王铮
出发前，通信部部长王铮、副部长刘寅两位我军通信兵的创始人、老红军专门接见了大家，王部长特别强调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通信车队，担负着极其光荣的使命，要求大家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遵守纪律，圆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我们受到极大鼓舞，满怀信心地准备开赴朝鲜前线。部里还明令宣布：“通信车队由杨茂森任队长，边燮悌任副队长，所有党团员组成一个党团支部，由杨茂森任支部书记。”遵照部里决定，五台通信车由我和徐鹏飞押运用火车运往安东，其他二十三人乘火车直奔安东。我们在西便门连人带车上了火车，当晚便出发。因为属于军列一路很少停车，天一亮就到了沈阳。我和徐鹏飞坐在驾驶室里一夜之间不仅满身满脸积了厚厚一层火车喷出的烟灰，而且几乎冻僵。后来我们很快到了安东沙河车站，前往西北两公里九道沟处的通信部器材转运站，站长李福田把我们安顿好，就住下来待命。
本来我们的任务是等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分赴南朝鲜五个口岸（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为我方停战监督小组提供通信联络工作。我去的是釜山。可实际上板门店谈判谈谈、停停、打打，进展缓慢，我们只得无限期等下去。为了安全，我们五个报务员分别睡在自己车内。安东冬天特别冷，车内没有取暖设备，身上的棉衣，大衣再加一条薄棉被实难御寒。晚上脱掉的大头棉鞋，次日早晨冻得像冰疙瘩一样，硬穿在脚上咣当咣当只响，白天热脚溶化，晚上又冻得硬梆梆，日复一日，一冬天没有干过。一天三顿高粱米饭，吃的萝卜白菜，几个月很少闻到肉味。
敌机几乎天天侵入我安东上空，特别是利用夜间云层低能见度差，更是肆意骚扰，派大批B—29轰炸机低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新义州地区目标，炸弹爆炸火光冲天，震的我们的通信车不停地颤动，散落的弹片掉在附近的房顶上。每有警报，便见我高射炮对空射击发出的声光和探照灯的光柱像大型烟花一样，交织在一起。迫使敌机不敢飞的太低，有效地保护了各种重要军事设施的安全。白天，从沈阳、安东等地起飞的我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拉着长长的白烟，几十成百架直冲云霄，在鸭绿江、朝鲜上空与敌F—86空战。不时有银白色的物体轻飘飘掉下来，我开始以为是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后来才知道是空战时为减轻重量而扔掉的副油箱，双方在高空盘旋射击，也分不清敌我机，有时能看到被击落的飞机掉下来，跳伞的飞行员缓缓降落。随着我空中力量的提升加强，敌机也不敢轻易侵入朝鲜北部地区。
上图：敌机轰炸鸭绿江大桥（网络图片）
人们对不断响起的警报习以为常，城市秩序井然平静，市场商品应有尽有，市民生活如常，但是，一切景象告诉人们，这里离前线不远，战争就在对岸，日夜有军列、卡车、铁甲战车以及看不到头尾的志愿军队伍开向前方。横跨在鸭绿江上南侧的公路桥去年已被炸毁，只剩下高低不一的桥墩。北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任凭敌机作为重中之重的目标日夜狂轰滥炸，四座‘人’字形钢架支撑拉索着的桥梁，像珠穆朗玛峰巍然不动，成为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它驮载着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和来自祖国各地的物资源源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打击号称世界无敌的美帝国主义。
(二)奉命返京,准备去南朝鲜执行新的任务
1952年在安东过了春节，我们已在这里待命三个月，停战达不成协议，入朝又遥遥无期，三月的一天通信部齐福华（同事称齐胖子）科长来到安东，传达了部里的决定让我跟他一起回北京执行接受新的任务。其他同志以后都陆续进入朝鲜。我本来是要过江的，而且也穿好了志愿军服装，但在这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安东一呆就是三个月，终于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个真正的最可爱的人。当我离开安东前站在锦江山上俯视鸭绿江时，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啊！”
我随齐科长返回北京，平时不爱说话少言寡语的他，一路上态度随和有说有笑，吃饭总是他掏腰包，当然打水跑腿是我的事，但一到部里，他又跑前跑后帮我安排食宿，领我洗了三个月来第一个热水澡。看到总台领导和同事，他们惊奇地问：“你咋这么快又跑回来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一位领导噢了一声，表示他已知道是什么事。原来是部里要重新组成通信车队，准备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我外交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的赴南朝鲜慰问我被俘战士的代表团。车队由总台组长吴培业负责，报务员有我和贾春阁及各类专业人员共十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暂时不配通信车。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都集中住在西河沿某饭店。这是一处三层楼四合院带天井的上等饭店，是我第一次住这样的高级饭店，对从来没有用过的钢丝床、坐便池、浴盆都很新鲜。热情的吴佩业同志，把我带上楼顶，眺望指点前门、天安门、故宫、煤山、北海白塔、天坛、北京饭店等高大建筑。处处醒目磅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代表团正式代表是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的，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通信联络工作。所有人员必须以文职身份参加。团里给每人发了一件丝绸蚊帐，发给正式代表和我们电台的三个干部数量不等的现金，自行购置衣装为主的必需品，凭发票报销。我购置的是：便装一套及手提皮包、帆布皮箱、行李袋各一个。代表团的部分活动也吸收我们参加，在总政（今大会堂南侧）礼堂听了中国红十字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之妻）关于中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情况介绍，这位久负盛名、神采奕奕、体态丰满、满口京腔的通州人，很受国人尊重，年近六旬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在中国红十字会听了赵朴初的报告，也经常参加一些晚会。在匈牙利国家歌舞团访华演出时，由大文学家鲁迅遗孀许广平致欢迎词。目睹了这位久闻其名、倍受尊敬著名女士的风采。已经准备就绪的代表团，因为停战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而未能成行，各自回到原单位待命。
上图：公文包
三、二赴朝鲜,抵达志司
(一)去志愿军司令部路上
1953年春节刚过，全军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关于朝鲜是个大学校,各部队都要到朝鲜作战锻炼的号召，国内军委各总部与志愿军总部、兵团与兵团、军与军之间进行轮换。通信部总台与志司总台进行人员轮换。一天下午总台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老红军胡笳台长宣布了到朝鲜轮换的决定和名单。有收讯台主任杨家祥、领班李双春、组长高文印、副组长杨茂森、孙光及报务员三十多人。经过几天准备，进行了工作交接，上交了解放军的帽徽、胸章，只是棉衣没有更换。部、台领导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次安排得很好坐的是卧铺。这趟列车上都是军委直属各单位到朝鲜的。许多首长、家属到北京车站送行。汽笛响起，喇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们刚到安东，从志司来接我们的卡车已经在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等候。次日下午，分乘三台小嘎斯从安东出发。在鸭绿江桥头很快办完了通行手续，南侧的公路桥已被炸毁成为断桥，我们从北侧的铁路、公路相平行的铁桥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与安东只有一江之隔的新义州。三年来，新义州遭受敌机猛烈轮番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我只看见几根仍然直立的烟囱，原先的建筑已是残垣断壁，除指挥交通的军警外没有人影。出了新义州，远见我高炮阵地隐蔽在凹型工事里，战士们在夕阳的照射下演练对空射击。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穿志愿军棉衣（里和面竖缝扎在一起成条形）说俄语的苏军战士。在国内时只是听说有苏联空军参战，今天真的看到了苏联高射炮兵与中朝人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帝的事实。听说，他们的作战范围只限制在朝鲜北部地区。
上图：2010年8月本人于丹东向游客介绍抗美援朝故事
被誉为“英雄小嘎斯”，载重2.5吨，轻便、快捷、灵活的小卡车，车的前挡风玻璃和两个车灯都装上了象帽沿似的遮拦物，白天减少玻璃反光，夜间减少灯光暴露，是对付敌人空袭的有效办法。两名司机都是经过挑选身经百战技术过硬的老手，车开得很快，入夜，接近新安州地区，这里是清川江的入海口，地势开阔，周围只有小的山丘，是敌人轰炸封锁的重点，原有的铁路、公路桥梁全遭破坏，为保证运输线畅通，我工兵、铁道兵昼夜抢修，边炸边修，我们就是从刚刚恢复，勉强能过的浮桥上摇摇晃晃地开过去的。进入朝鲜，所有的公路旁都有防空哨所，大多为地堡式的，上面覆盖着约二尺厚的泥土，四周用沙袋或土坯围起来，施以巧妙的伪装。这种哨所每隔一公里左右一个，每个哨所有一个班的战士守卫。他们的任务是发出和解除空袭警报，抢修疏通道路，抓捕敌特等。
新安州以南敌机活动频繁，我运输车队战线长密度大，每当夜间成百上千辆汽车南来北往，东西穿梭。汽车灯光，忽而成一条直线，忽而又蜿蜒曲折，忽而高，忽而低，像游动的一串串夜明珠变换着图案花样，煞是壮观。我们乘坐的嘎斯就是一串串明珠里的一颗。敌机来临，首先发现的立刻对空鸣枪，其他防空哨和司机随身携带的枪支接力式的鸣枪报警，车灯随之熄灭，警报解除后打开车灯继续前进，车灯几乎像城市路灯一样整齐划一同时开灭。午夜，皓月当空照得大地一片乳白，司机靠他老练的驾驶技术不减速地抹黑南行，静得只有马达和轮胎的摩擦声，困的我直打盹，几个说悄悄话的也不再吭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飞机！”一下把我惊醒，同时哨所发出了枪声，我抬头一看，一架黑乎乎的大飞机就在头顶，有二三百米高，绕着山谷、公路低空飞行，好像要专门找我们的麻烦。我有些紧张，急待司机如何处置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汽车照样前行。就在这时那架敌机袭击了前面两公里的车队。走近一看，公路中央炸了有四五米深的一个大坑，二十多名战士正在抢修，我们顺着路边慢慢开过去。事后和司机聊起那一幕时，他颇为轻巧地说：“这种情况遇得多了。敌机飞到我们头顶时，我们走在山的背面，正好把月光遮住发现不了。那架飞机就是我们给它起的名‘黑寡妇’（F——84野马式战斗轰炸机），那家伙凶得很，前两年敢在白天顺着公路、山沟超低空飞行，我们受了不少损失。现在它不敢了，机枪步枪把它揍下来不少。”我问：“哪炸个大坑车开不过去咋办？”他说：“那也难不倒我们，把车开下去，一台不够两台三台，车队从上面开过去就得啦。”这真是英雄小嘎斯英雄开啊！
拂晓，车开进山沟停在一隐蔽处，大家一起动手用秸秆、稻草把车遮盖来。司机人地两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叫醒几户朝鲜老乡把我们安顿下来, 这里是司机每次回国执行任务，白天打尖休息的固定地点。朝鲜的民房房顶是稻草覆盖的，门窗合一，一进去就是炕，朝鲜“阿妈妮”（大娘）、“阿兹妈妮”(大嫂)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老乡对待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热情关照我们，给我们吃的是朝鲜大米饭（今东北大米）、白菜、粉条、泡菜，用的是上下口径一样大的铜、瓷碗，长把铜制平勺，住、吃、用我都是第一次，无不感到稀奇新鲜。
日落后，我们告别了朝鲜大娘，汽车向东奔驰在“志愿军小道”上。这是一条志愿军战士自己动手，开山劈岭，突击抢修的高等级战备公路，路面全是白灰色碎石铺成，我们的小嘎斯走在上面发出唰唰地声音，飞似的向我们的目的地志愿军司令部挺进。
(二)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位于平壤以东桧仓地区。汽车从一条蜿蜒曲折不算宽的公路进入隐蔽性很强，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山谷，只见无数陡峭的山峰把驻地蓝天拦得剩下一条缝，太阳晚出早落是这里的特色.从沟口上行二三里便是志司总台，至此我佩戴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我们去了以后，部分赴朝时间较长、身体不好的轮换回国，准备回国的原总台台长李东祥等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情况。总台、收讯台的各级领导班子，工作机构，规章制度都进行了调整充实。杨家祥任总台台长，李双春任收讯台主任及原来的姜付主任，收讯台有六个报务组，我是三组组长，高文印、孙光均为报务组长，每组有五六部电台二十多名报务人员，工作量不少于军委总台，联络对象有总部、大军区、兵团、军、师、志后及其所属各分部、开城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各军团等。发电、吃饭在洞外，报房、住宿都在一个深远的山洞里，与发射台相连。此洞据说是日本占领时期开的金铜矿，洞内高低不一，像我这样的个子稍不注意就碰头，洞顶没有加固，洞的三分之二用木板隔成工作间、宿舍，剩下的是人行道。宿舍是女里男外，睡在铺有稻草的木板上。大电网常遭破坏，电时有时无，电压也不稳，工作生活以自发电为主。
洞内冬暖夏凉，开春后非常潮湿，滴水聚成小溪流出洞外，被褥都有水气，为了安全不准拿到洞外晾晒（据说因晒被褥被敌机发现受过损失）。每天除吃饭、解手外基本上都在潮湿阴暗的洞内工作生活。一个月后，我晚上走出洞外什么也看不清了，开始我没有在意，以为是不适应或者得了近视眼。数日不见好转，经医生检查得的是夜盲症，是缺乏维生素，长期不晒太阳造成的。要我多到洞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吃猪肝。果不然几天就好了，许多人都得过这种病。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和一些战友程度不同地患上了关节炎，“老寒腿”至今时有发作。饮食有大米、白面、高粱米，肉罐头、压缩饼干、豆油供应充足，仅冻猪肉就码了一房间。烧的是碗口粗的松木，看起来真可惜。总台、通信处洞口各有一个不够尺寸的篮球场，是当时打洞排出的石渣垫起来的，四周用自编的铁丝网稀稀拉拉围起来，一旦把球扔出场外，顺着山沟往下滚，捡球成了谁也不愿意干的“苦差事”。
驻地防空措施严密，敌机常来侦察骚扰。据说前年在对面高山密林中搜捕过敌空投特务，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志愿军总部在沟口建的地下剧场，经过一个工兵营的努力已经落成。洞深约二十米，厚有五十米，山上有高射炮兵保护，安全没有问题。洞内可容纳近千人，没有水泥钢筋加固，曾有巨石堕落，幸好没有伤人，危险处用立柱支撑。剧场经常举行集会、晚会，总部、各兵团、军的文工团常来演出，我第一次观赏了我国摄制的彩色电影《可爱的中国》和《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欢迎朝鲜人民军崔庸健次帅率领国家和人民军歌舞团的慰问演出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志愿军首长邓华、杨得志、李志明、洪学智等。崔庸健讲话后，杨得志致答词时即兴介绍崔庸健时说，崔庸健同志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与叶剑英同志是同期。我由衷地向这位身经百战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1953年3月初，传来了斯大林患病的消息，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健康情况，定期收听莫斯科广播（华语）电台有关斯大林病情的通告，大家都为此揪心，一经听到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个个万分悲痛。志愿军总部在地下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速调回京
到志司快三个月了，我尽可能地把军委总台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规章制度、人员管理应用到新的岗位，各方面有了进步和起色，受到上级的表扬。还打算再摸索出一些新的东西。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总台杨台长突然口头通知，叫我到通信处崔伦处长办公室。我问什么时候？他说：“马上，马上！在办公室等你”。这位崔处长原是通信部的处长，我认识他，他肯定不认识我，处长现在有什么事亲自召见我这个小干部？顾不上多想，赶快去他在洞口外接了有半间房大小的木板房办公室，我刚一进门敬了礼，他就笑着说：“你是杨茂森吧？坐，坐”。我回答“是”，他马上言归正传：“刚刚接到部里来电，调你马上回北京，具体什么事情，回去就知道”。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已派出一台专车在沟口路边等你”。随手递给我早已准备好的行政介绍信，我问了组织关系怎么转的事，他顺手拿起电话请示通信部，发个电报证明是党员行不行？对方说，行是行但随后必须把正式组织关系寄来。我赶快回到台里，请示杨台长工作怎么交接，他说：“交什么交赶快走你的”。我抓紧收拾东西，饭也没有来得及吃，我灌了一水壶凉水，司务长塞给我一筒肉罐头和压缩饼干，让我在路上填补肚子。
我马上就要离开“志司”了，我走的太突然太仓促，总觉得许多事没做完，更没有向战友们打个招呼，急忙忙跑下山去。就这样司机还是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刚来啊？”我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我饭都没有顾上吃”。上车后定了定神，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志司了。心想刚刚入朝三个月，又要返回北京，这和1951年准备赴朝在安东待命三个月后又返回北京很有点相似。小嘎斯开足马力，车后拖着长长一溜尘埃，六个车轮腾空似的不歇气地猛跑。我一个人在空车箱里连个伴儿也没有，颠的我坐不行，站不行，蹲也不行，尤其是坐在备用轮胎上，轮胎和屁股上下一起颠簸，都快成八瓣了。三者择一，还是手抓车厢帮子蹲下好受些。两天的路程半天就赶到了。我惊叹：这两位司机真厉害！
第二天的早晨，我找到志司驻安东办事处的会计，这位女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已经知道似的，手脚麻利地收拾完手头工作，要和我一起到火车站买车票把我送走，我说：“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能行。”她说还要把买车票的收据拿回去报销上账。车上，我虽感疲劳，但兴奋地没有一丝睡意，是什么事让我马不停蹄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呢？回到通信部，我立即到干部处报到，都是老熟人，见了面都说回来的真快啊！段科长交待：“你可能会估计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很快签订协定。经研究决定，还是让你回来和吴培业同志组织通信车队。具体的由吴培业同志跟你谈。”顺手递给我一份电文：“你看，人还没到，你的组织关系证明先到了。不过有这个还不行，要等正式的寄来才承认。”我与吴培业碰头时，他说：“研究车队人员时我提出把你要回来的，这次还是随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组成的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劝说我被俘人员回国的任务，你还是去南朝鲜的釜山。过几天代表团要集中，你先办手续、休息几天再说。”
大约五月底，代表团在前门外另一个大饭店集中，执行一年前准备执行的任务。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穿的便装。我们电台只有老吴和我是去年的老人手，和我在一起的是见习报务员徐延年。我们都穿的军装，没有带电台车，事情要少些。出发前，在饭店举行了大型欢送宴会，有一位大领导讲了话。一切迹象告诉我们，这一次实现停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历经三年三次落空了，期盼这一次获得成功。能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实现和平做一点点贡献，将来在个人历史档案中有一笔记载就行了。
（待续）
（上）
杨茂森（91岁）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让我这个志愿军老兵忆起在抗美援朝时期三次进出朝鲜的往事来。
一、忽接急电，赶赴总部
1949年4月，我所在的四野46军159师参加完辽沈、平津战役后南下江南，8月进驻湖南湘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旬急电令我这个1945年10月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3月参军，1949年4月入党的无线电报务员速赴湖南省军区所在地长沙报到。紧接着又令我速去位于武汉的中南军区（四野）报到，数日内待集中了十多位报务员后，又指定我带队速往北京总参通信部报到。
一周左右，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大军区30多名报务员，此时大家也不知道干什么，到那里去？不日干部处段科长来到住处，逐一宣布名单调东北军区另行分配，车票已买好明日即出发，听着没有念到我的名字，他接着说：杨茂森、亢喜来二人另行分配。
会后准备去东北的人悄悄说：又要到东北去，可能与朝鲜战争有关！可让他们猜对了，此时已是11月初，他们身穿单衣，到东北后陸续进入志愿军行列，其中有我后来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的杨积奎和开城谈判代表团相会的暴松涛。
我和老亢被留在了位于八大处的军委总台工作。
二、一赴朝鲜，任务变更
(一)安东待命
1951年11月，我从通信部总台调到部里，准备赴朝鲜执行新的任务。部里组建五台通信（电台）车，共抽调二十五人，每台五人（报务员、见习报务员、机务员、驾驶员、发电员各一人），报务员为车长。五台通信车中，美式GMC十轮大卡车两台，各有500瓦发射机一部；苏式嘎斯车三台，各有200瓦发射机一部。每台车各配发电拖车一部。我带一部500瓦大车，有见习报务员赵钢、驾驶员徐鹏飞等。其他车上的报务员有张占山、边燮悌等。这些人是经过严格审查筛选出来的。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熟练能单独工作。罗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亲自接见大家进行了谈话，当场要来个人档案亲自仔细审查。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一切就绪，出发前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并要求我们彻底清理自身一切与解放军有关的痕迹，连相片和私人信件都不许带。
上图：左一为副部长刘寅，中为部长王铮
出发前，通信部部长王铮、副部长刘寅两位我军通信兵的创始人、老红军专门接见了大家，王部长特别强调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通信车队，担负着极其光荣的使命，要求大家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遵守纪律，圆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我们受到极大鼓舞，满怀信心地准备开赴朝鲜前线。部里还明令宣布：“通信车队由杨茂森任队长，边燮悌任副队长，所有党团员组成一个党团支部，由杨茂森任支部书记。”遵照部里决定，五台通信车由我和徐鹏飞押运用火车运往安东，其他二十三人乘火车直奔安东。我们在西便门连人带车上了火车，当晚便出发。因为属于军列一路很少停车，天一亮就到了沈阳。我和徐鹏飞坐在驾驶室里一夜之间不仅满身满脸积了厚厚一层火车喷出的烟灰，而且几乎冻僵。后来我们很快到了安东沙河车站，前往西北两公里九道沟处的通信部器材转运站，站长李福田把我们安顿好，就住下来待命。
本来我们的任务是等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分赴南朝鲜五个口岸（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为我方停战监督小组提供通信联络工作。我去的是釜山。可实际上板门店谈判谈谈、停停、打打，进展缓慢，我们只得无限期等下去。为了安全，我们五个报务员分别睡在自己车内。安东冬天特别冷，车内没有取暖设备，身上的棉衣，大衣再加一条薄棉被实难御寒。晚上脱掉的大头棉鞋，次日早晨冻得像冰疙瘩一样，硬穿在脚上咣当咣当只响，白天热脚溶化，晚上又冻得硬梆梆，日复一日，一冬天没有干过。一天三顿高粱米饭，吃的萝卜白菜，几个月很少闻到肉味。
敌机几乎天天侵入我安东上空，特别是利用夜间云层低能见度差，更是肆意骚扰，派大批B—29轰炸机低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新义州地区目标，炸弹爆炸火光冲天，震的我们的通信车不停地颤动，散落的弹片掉在附近的房顶上。每有警报，便见我高射炮对空射击发出的声光和探照灯的光柱像大型烟花一样，交织在一起。迫使敌机不敢飞的太低，有效地保护了各种重要军事设施的安全。白天，从沈阳、安东等地起飞的我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拉着长长的白烟，几十成百架直冲云霄，在鸭绿江、朝鲜上空与敌F—86空战。不时有银白色的物体轻飘飘掉下来，我开始以为是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后来才知道是空战时为减轻重量而扔掉的副油箱，双方在高空盘旋射击，也分不清敌我机，有时能看到被击落的飞机掉下来，跳伞的飞行员缓缓降落。随着我空中力量的提升加强，敌机也不敢轻易侵入朝鲜北部地区。
上图：敌机轰炸鸭绿江大桥（网络图片）
人们对不断响起的警报习以为常，城市秩序井然平静，市场商品应有尽有，市民生活如常，但是，一切景象告诉人们，这里离前线不远，战争就在对岸，日夜有军列、卡车、铁甲战车以及看不到头尾的志愿军队伍开向前方。横跨在鸭绿江上南侧的公路桥去年已被炸毁，只剩下高低不一的桥墩。北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任凭敌机作为重中之重的目标日夜狂轰滥炸，四座‘人’字形钢架支撑拉索着的桥梁，像珠穆朗玛峰巍然不动，成为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它驮载着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和来自祖国各地的物资源源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打击号称世界无敌的美帝国主义。
(二)奉命返京,准备去南朝鲜执行新的任务
1952年在安东过了春节，我们已在这里待命三个月，停战达不成协议，入朝又遥遥无期，三月的一天通信部齐福华（同事称齐胖子）科长来到安东，传达了部里的决定让我跟他一起回北京执行接受新的任务。其他同志以后都陆续进入朝鲜。我本来是要过江的，而且也穿好了志愿军服装，但在这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安东一呆就是三个月，终于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个真正的最可爱的人。当我离开安东前站在锦江山上俯视鸭绿江时，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啊！”
我随齐科长返回北京，平时不爱说话少言寡语的他，一路上态度随和有说有笑，吃饭总是他掏腰包，当然打水跑腿是我的事，但一到部里，他又跑前跑后帮我安排食宿，领我洗了三个月来第一个热水澡。看到总台领导和同事，他们惊奇地问：“你咋这么快又跑回来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一位领导噢了一声，表示他已知道是什么事。原来是部里要重新组成通信车队，准备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我外交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的赴南朝鲜慰问我被俘战士的代表团。车队由总台组长吴培业负责，报务员有我和贾春阁及各类专业人员共十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暂时不配通信车。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都集中住在西河沿某饭店。这是一处三层楼四合院带天井的上等饭店，是我第一次住这样的高级饭店，对从来没有用过的钢丝床、坐便池、浴盆都很新鲜。热情的吴佩业同志，把我带上楼顶，眺望指点前门、天安门、故宫、煤山、北海白塔、天坛、北京饭店等高大建筑。处处醒目磅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代表团正式代表是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的，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通信联络工作。所有人员必须以文职身份参加。团里给每人发了一件丝绸蚊帐，发给正式代表和我们电台的三个干部数量不等的现金，自行购置衣装为主的必需品，凭发票报销。我购置的是：便装一套及手提皮包、帆布皮箱、行李袋各一个。代表团的部分活动也吸收我们参加，在总政（今大会堂南侧）礼堂听了中国红十字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之妻）关于中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情况介绍，这位久负盛名、神采奕奕、体态丰满、满口京腔的通州人，很受国人尊重，年近六旬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在中国红十字会听了赵朴初的报告，也经常参加一些晚会。在匈牙利国家歌舞团访华演出时，由大文学家鲁迅遗孀许广平致欢迎词。目睹了这位久闻其名、倍受尊敬著名女士的风采。已经准备就绪的代表团，因为停战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而未能成行，各自回到原单位待命。
上图：公文包
三、二赴朝鲜,抵达志司
(一)去志愿军司令部路上
1953年春节刚过，全军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关于朝鲜是个大学校,各部队都要到朝鲜作战锻炼的号召，国内军委各总部与志愿军总部、兵团与兵团、军与军之间进行轮换。通信部总台与志司总台进行人员轮换。一天下午总台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老红军胡笳台长宣布了到朝鲜轮换的决定和名单。有收讯台主任杨家祥、领班李双春、组长高文印、副组长杨茂森、孙光及报务员三十多人。经过几天准备，进行了工作交接，上交了解放军的帽徽、胸章，只是棉衣没有更换。部、台领导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次安排得很好坐的是卧铺。这趟列车上都是军委直属各单位到朝鲜的。许多首长、家属到北京车站送行。汽笛响起，喇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们刚到安东，从志司来接我们的卡车已经在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等候。次日下午，分乘三台小嘎斯从安东出发。在鸭绿江桥头很快办完了通行手续，南侧的公路桥已被炸毁成为断桥，我们从北侧的铁路、公路相平行的铁桥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与安东只有一江之隔的新义州。三年来，新义州遭受敌机猛烈轮番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我只看见几根仍然直立的烟囱，原先的建筑已是残垣断壁，除指挥交通的军警外没有人影。出了新义州，远见我高炮阵地隐蔽在凹型工事里，战士们在夕阳的照射下演练对空射击。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穿志愿军棉衣（里和面竖缝扎在一起成条形）说俄语的苏军战士。在国内时只是听说有苏联空军参战，今天真的看到了苏联高射炮兵与中朝人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帝的事实。听说，他们的作战范围只限制在朝鲜北部地区。
上图：2010年8月本人于丹东向游客介绍抗美援朝故事
被誉为“英雄小嘎斯”，载重2.5吨，轻便、快捷、灵活的小卡车，车的前挡风玻璃和两个车灯都装上了象帽沿似的遮拦物，白天减少玻璃反光，夜间减少灯光暴露，是对付敌人空袭的有效办法。两名司机都是经过挑选身经百战技术过硬的老手，车开得很快，入夜，接近新安州地区，这里是清川江的入海口，地势开阔，周围只有小的山丘，是敌人轰炸封锁的重点，原有的铁路、公路桥梁全遭破坏，为保证运输线畅通，我工兵、铁道兵昼夜抢修，边炸边修，我们就是从刚刚恢复，勉强能过的浮桥上摇摇晃晃地开过去的。进入朝鲜，所有的公路旁都有防空哨所，大多为地堡式的，上面覆盖着约二尺厚的泥土，四周用沙袋或土坯围起来，施以巧妙的伪装。这种哨所每隔一公里左右一个，每个哨所有一个班的战士守卫。他们的任务是发出和解除空袭警报，抢修疏通道路，抓捕敌特等。
新安州以南敌机活动频繁，我运输车队战线长密度大，每当夜间成百上千辆汽车南来北往，东西穿梭。汽车灯光，忽而成一条直线，忽而又蜿蜒曲折，忽而高，忽而低，像游动的一串串夜明珠变换着图案花样，煞是壮观。我们乘坐的嘎斯就是一串串明珠里的一颗。敌机来临，首先发现的立刻对空鸣枪，其他防空哨和司机随身携带的枪支接力式的鸣枪报警，车灯随之熄灭，警报解除后打开车灯继续前进，车灯几乎像城市路灯一样整齐划一同时开灭。午夜，皓月当空照得大地一片乳白，司机靠他老练的驾驶技术不减速地抹黑南行，静得只有马达和轮胎的摩擦声，困的我直打盹，几个说悄悄话的也不再吭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飞机！”一下把我惊醒，同时哨所发出了枪声，我抬头一看，一架黑乎乎的大飞机就在头顶，有二三百米高，绕着山谷、公路低空飞行，好像要专门找我们的麻烦。我有些紧张，急待司机如何处置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汽车照样前行。就在这时那架敌机袭击了前面两公里的车队。走近一看，公路中央炸了有四五米深的一个大坑，二十多名战士正在抢修，我们顺着路边慢慢开过去。事后和司机聊起那一幕时，他颇为轻巧地说：“这种情况遇得多了。敌机飞到我们头顶时，我们走在山的背面，正好把月光遮住发现不了。那架飞机就是我们给它起的名‘黑寡妇’（F——84野马式战斗轰炸机），那家伙凶得很，前两年敢在白天顺着公路、山沟超低空飞行，我们受了不少损失。现在它不敢了，机枪步枪把它揍下来不少。”我问：“哪炸个大坑车开不过去咋办？”他说：“那也难不倒我们，把车开下去，一台不够两台三台，车队从上面开过去就得啦。”这真是英雄小嘎斯英雄开啊！
拂晓，车开进山沟停在一隐蔽处，大家一起动手用秸秆、稻草把车遮盖来。司机人地两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叫醒几户朝鲜老乡把我们安顿下来, 这里是司机每次回国执行任务，白天打尖休息的固定地点。朝鲜的民房房顶是稻草覆盖的，门窗合一，一进去就是炕，朝鲜“阿妈妮”（大娘）、“阿兹妈妮”(大嫂)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老乡对待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热情关照我们，给我们吃的是朝鲜大米饭（今东北大米）、白菜、粉条、泡菜，用的是上下口径一样大的铜、瓷碗，长把铜制平勺，住、吃、用我都是第一次，无不感到稀奇新鲜。
日落后，我们告别了朝鲜大娘，汽车向东奔驰在“志愿军小道”上。这是一条志愿军战士自己动手，开山劈岭，突击抢修的高等级战备公路，路面全是白灰色碎石铺成，我们的小嘎斯走在上面发出唰唰地声音，飞似的向我们的目的地志愿军司令部挺进。
(二)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位于平壤以东桧仓地区。汽车从一条蜿蜒曲折不算宽的公路进入隐蔽性很强，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山谷，只见无数陡峭的山峰把驻地蓝天拦得剩下一条缝，太阳晚出早落是这里的特色.从沟口上行二三里便是志司总台，至此我佩戴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我们去了以后，部分赴朝时间较长、身体不好的轮换回国，准备回国的原总台台长李东祥等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情况。总台、收讯台的各级领导班子，工作机构，规章制度都进行了调整充实。杨家祥任总台台长，李双春任收讯台主任及原来的姜付主任，收讯台有六个报务组，我是三组组长，高文印、孙光均为报务组长，每组有五六部电台二十多名报务人员，工作量不少于军委总台，联络对象有总部、大军区、兵团、军、师、志后及其所属各分部、开城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各军团等。发电、吃饭在洞外，报房、住宿都在一个深远的山洞里，与发射台相连。此洞据说是日本占领时期开的金铜矿，洞内高低不一，像我这样的个子稍不注意就碰头，洞顶没有加固，洞的三分之二用木板隔成工作间、宿舍，剩下的是人行道。宿舍是女里男外，睡在铺有稻草的木板上。大电网常遭破坏，电时有时无，电压也不稳，工作生活以自发电为主。
洞内冬暖夏凉，开春后非常潮湿，滴水聚成小溪流出洞外，被褥都有水气，为了安全不准拿到洞外晾晒（据说因晒被褥被敌机发现受过损失）。每天除吃饭、解手外基本上都在潮湿阴暗的洞内工作生活。一个月后，我晚上走出洞外什么也看不清了，开始我没有在意，以为是不适应或者得了近视眼。数日不见好转，经医生检查得的是夜盲症，是缺乏维生素，长期不晒太阳造成的。要我多到洞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吃猪肝。果不然几天就好了，许多人都得过这种病。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和一些战友程度不同地患上了关节炎，“老寒腿”至今时有发作。饮食有大米、白面、高粱米，肉罐头、压缩饼干、豆油供应充足，仅冻猪肉就码了一房间。烧的是碗口粗的松木，看起来真可惜。总台、通信处洞口各有一个不够尺寸的篮球场，是当时打洞排出的石渣垫起来的，四周用自编的铁丝网稀稀拉拉围起来，一旦把球扔出场外，顺着山沟往下滚，捡球成了谁也不愿意干的“苦差事”。
驻地防空措施严密，敌机常来侦察骚扰。据说前年在对面高山密林中搜捕过敌空投特务，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志愿军总部在沟口建的地下剧场，经过一个工兵营的努力已经落成。洞深约二十米，厚有五十米，山上有高射炮兵保护，安全没有问题。洞内可容纳近千人，没有水泥钢筋加固，曾有巨石堕落，幸好没有伤人，危险处用立柱支撑。剧场经常举行集会、晚会，总部、各兵团、军的文工团常来演出，我第一次观赏了我国摄制的彩色电影《可爱的中国》和《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欢迎朝鲜人民军崔庸健次帅率领国家和人民军歌舞团的慰问演出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志愿军首长邓华、杨得志、李志明、洪学智等。崔庸健讲话后，杨得志致答词时即兴介绍崔庸健时说，崔庸健同志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与叶剑英同志是同期。我由衷地向这位身经百战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1953年3月初，传来了斯大林患病的消息，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健康情况，定期收听莫斯科广播（华语）电台有关斯大林病情的通告，大家都为此揪心，一经听到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个个万分悲痛。志愿军总部在地下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速调回京
到志司快三个月了，我尽可能地把军委总台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规章制度、人员管理应用到新的岗位，各方面有了进步和起色，受到上级的表扬。还打算再摸索出一些新的东西。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总台杨台长突然口头通知，叫我到通信处崔伦处长办公室。我问什么时候？他说：“马上，马上！在办公室等你”。这位崔处长原是通信部的处长，我认识他，他肯定不认识我，处长现在有什么事亲自召见我这个小干部？顾不上多想，赶快去他在洞口外接了有半间房大小的木板房办公室，我刚一进门敬了礼，他就笑着说：“你是杨茂森吧？坐，坐”。我回答“是”，他马上言归正传：“刚刚接到部里来电，调你马上回北京，具体什么事情，回去就知道”。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已派出一台专车在沟口路边等你”。随手递给我早已准备好的行政介绍信，我问了组织关系怎么转的事，他顺手拿起电话请示通信部，发个电报证明是党员行不行？对方说，行是行但随后必须把正式组织关系寄来。我赶快回到台里，请示杨台长工作怎么交接，他说：“交什么交赶快走你的”。我抓紧收拾东西，饭也没有来得及吃，我灌了一水壶凉水，司务长塞给我一筒肉罐头和压缩饼干，让我在路上填补肚子。
我马上就要离开“志司”了，我走的太突然太仓促，总觉得许多事没做完，更没有向战友们打个招呼，急忙忙跑下山去。就这样司机还是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刚来啊？”我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我饭都没有顾上吃”。上车后定了定神，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志司了。心想刚刚入朝三个月，又要返回北京，这和1951年准备赴朝在安东待命三个月后又返回北京很有点相似。小嘎斯开足马力，车后拖着长长一溜尘埃，六个车轮腾空似的不歇气地猛跑。我一个人在空车箱里连个伴儿也没有，颠的我坐不行，站不行，蹲也不行，尤其是坐在备用轮胎上，轮胎和屁股上下一起颠簸，都快成八瓣了。三者择一，还是手抓车厢帮子蹲下好受些。两天的路程半天就赶到了。我惊叹：这两位司机真厉害！
第二天的早晨，我找到志司驻安东办事处的会计，这位女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已经知道似的，手脚麻利地收拾完手头工作，要和我一起到火车站买车票把我送走，我说：“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能行。”她说还要把买车票的收据拿回去报销上账。车上，我虽感疲劳，但兴奋地没有一丝睡意，是什么事让我马不停蹄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呢？回到通信部，我立即到干部处报到，都是老熟人，见了面都说回来的真快啊！段科长交待：“你可能会估计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很快签订协定。经研究决定，还是让你回来和吴培业同志组织通信车队。具体的由吴培业同志跟你谈。”顺手递给我一份电文：“你看，人还没到，你的组织关系证明先到了。不过有这个还不行，要等正式的寄来才承认。”我与吴培业碰头时，他说：“研究车队人员时我提出把你要回来的，这次还是随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组成的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劝说我被俘人员回国的任务，你还是去南朝鲜的釜山。过几天代表团要集中，你先办手续、休息几天再说。”
大约五月底，代表团在前门外另一个大饭店集中，执行一年前准备执行的任务。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穿的便装。我们电台只有老吴和我是去年的老人手，和我在一起的是见习报务员徐延年。我们都穿的军装，没有带电台车，事情要少些。出发前，在饭店举行了大型欢送宴会，有一位大领导讲了话。一切迹象告诉我们，这一次实现停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历经三年三次落空了，期盼这一次获得成功。能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实现和平做一点点贡献，将来在个人历史档案中有一笔记载就行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