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尤其值得关注。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极力的赞扬了“豪侠之士”，指出: “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恨恨以思，奋炔以起者矣。” [3] 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在30年代，为了颂扬那种为民请命、急人所难、埋头苦干、不求名利的墨侠精神，他接连写下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 [4]。 但是，在以当下为指向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 [5]，他对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也进行了揭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侠小说以“妨碍群众觉悟”、“阻挡革命发展”的罪名而被打入“另册”，侠成了一种“反动意识形态”。1932年瞿秋白先生就在《文学月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说:“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
和剑仙的梦想”，“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郑振铎先生写了《论武侠小说》，茅盾先生写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都同瞿秋白相呼应，严厉批判和否定了武侠小说。[6]

建国后，侠义小说很少有人问津。文革期间，评论者将侠客对官府的投靠作是一种“变节投降”，武侠小说被认为是维护统治阶级及统治秩序的作品，就连代表侠之精神的“义气”，也被视作阶级敌人用来毒害青年、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如北京大学编的《中国小说史稿》就持这种观点 [7]。直到20世纪80年代，此种观点仍屡见不鲜，例如郡烈山先生在《拒绝金庸》一文中说: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伙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屠弱。”[8]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港台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的蜂拥出现，国内出版了大量武侠史研究的论著，研究侠的热潮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平原、严家炎、罗立群、陈墨、李零等先生，都参与讨论，有了一系列专著问世。例如:陈山的《中国武侠史》[9]，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0]，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1]，徐斯年的《侠的踪迹一一中国武侠小说史论》[12]，王立的《伟大的同情一一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13 ]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它“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类型学研究的先例” [14]。在内地和台湾都再版多次，极其受欢迎。
进入21世纪后关于侠的研究著作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如:侠与宗教(佛教、道教、民间秘密宗教)，侠与中外文化等。这方面的专著有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15]，汪涌豪、陈广宏的《侠的人格与世界》[16] 等。至于对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的研究，当属热中之热，出版的著作就有数十种，论文更是多不胜数。
同时，港台的学者如倪匡、侯健、龚鹏程、温瑞安、张火庆、叶洪生、林保淳等先生，旅居海外的学者如刘若愚、田毓英、马幼垣、余英时、杨联阻诸先生，都从学术的角度，对侠作出专深的研究，描绘了侠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还把中国的侠同西方骑士、口本武士等做了比较研究。

二、《三侠五义》研究现状概述
从《三侠五义》问世之口起，就受到广泛的关注。问竹主人、入迷道人、退思主人从内容和叙事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并促进了它的出版。经学大师俞越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态，描写既细如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惟其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乃“别撰一回”，又因为书中三侠中实为四侠，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七人，所以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17] 。
阿英的《关于石玉昆》、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胡适的《三侠五义·序》、王虹的《<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吴英华和吴绍英的《有关<三侠五义>的一首可贵的诗》等研究文章对的《三侠五义》的作者以及成书过程做了多方面的考证的同时，还对书的内容作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侠士和包公两类形象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研究者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胡适和鲁迅两位先生都对侠士的现象给予了正面的肯定。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认为该书在描写侠客方面独具创造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形象的刻画。 对白玉堂，胡先生认为作品刻画出了他身上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等短处，而这恰恰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18]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该书对侠客的描写最为成功，“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19]

《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多数都投身于官府，在一个“名臣大吏”的总领下为朝廷办事。对这一行为，研究者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有人认为侠士就是朝廷的鹰犬，这简直是一种堕落，《中国小说史稿》一书就持有这种观点，对侠士进行了批判，指出“被包公、颜查散等‘清官’率领的一群侠士，开始都还有些‘草莽英雄’的姿态，但很快地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收买过去了，都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20]。石昌渝的《古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三侠五义>》直接就说“‘三侠’‘五义’，确切地说，都是朝廷的鹰犬” [21] 。谈凤梁在他的《< 三侠五义>和侠义公案小说》一文却认为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三侠五义》中的侠客都深深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印记，在“三侠”和“五义”身上，“作者同样注入了忠君的毒汁，让他们或明或暗地充当保镖和护卫，有意无意地按王法进行侦探和行刺”。[22]
但也有人认为侠士的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如:熊起谓在《<三侠五义>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认为书中的侠客投靠官府不能说是变节，作者认为作品中所歌颂的英雄豪杰“不但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而且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正是一切正常的人所能完全理解的”[23]。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认为该书“体现了侠客的主要精神，刻画出了侠客们的乐于助人及对老百姓的同情以及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他认为在对侠客的描写方面《三侠五义》“没有宣传神幻，基本上是现实的描写”[24]。
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张志和、郑春元在《中国文史中的侠客》一书中把《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划归到“未脱羁绊的世俗之侠”中，作者认为“这类侠不仅思想上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并且在人身自由方面也失去了独立性，受到封建官吏的统领，形成了与封建官僚的人身依附关系”[25]。尽管如此，“在这类侠身上还保留一些侠士风范。……他们这些除恶惩恶行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是符合百姓愿望的，对人民也是有利的”[26]。
研究包公的论著也为数不少，如: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道:“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27] 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把包公称作“箭垛式的人物”，他根据《宋史》等的记载，指出由于包公“很得民众的喜爱”，因此民间传说把他当作“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认为该书写包公的地方因袭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也有所变化，“作者往往‘闲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学趣味”。[28]
《中国小说史稿》一书认为《三侠五义》“把几百年来的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故事基本上归纳到了一起，但是《三侠五义》里的一些公案故事，在揭露统治阶级黑暗方面己大为削弱，包公的形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利用来**人民的偶像”。[29]
吴小如在《说三侠五义》中对清官的评价是“所谓清官，应该是既清廉正直而又贤能明达的人，他们虽身居于统治阶级，却比较肯替人民办事”。人民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些清官身上，“希望凡是‘为民父母’的人都能‘爱民如子’，从而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30]。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在谈到包公形象时认为“包公传说历经演化改造，尤其经石玉昆的加工创造，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不断丰富，至《三侠五义》而定型”。[31 ]

三、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及创新点
清代中后期，从嘉庆年间到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由于这类小说产生在清末社会大变革时期，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又由于它们主要是对侠的形象进行塑造，所以对后来的新、旧派武侠小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三侠五义》中自然可以窥见清官与侠客在社会大背景下，适应新的民间理想和民间期待的感召下的流变，也可以感受到侠士形象对当时人思想的影响，对民族气节的影响。同时，这些独特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再加上现代媒体的演绎，即使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白玉堂、展昭也耳熟能详。因而对《三侠五义》的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前人论述《三侠五义》最先是研究它的成书过程，除此以外，对它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对其形式的研究和对其内容的研究两大类。对形式的研究侧重在写作技法、叙事模式、语体色彩等方面。对内容的研究具体来说，有的研究清官与侠客形象的擅变，有的研究清官与侠客的结盟与分离，有的研究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擅变，有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有的研究侠士的生活场景及武功。但是对具体的侠士分析很少，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士形象及其精神的梳理，具体研究书中的“三侠”和“五义”，既研究他们共同的侠义精神，也列举典型形象进行个性研究，在共性中突出他们的个性，进而总结出“三侠五义”侠义精神的传承与新变。

第一章《三侠五义》侠士形象溯源
“侠士”在古代有多种称谓，如:“侠”、“游侠”、“侠客”、“刺客”、“任侠”、“剑客”、“剑士”等等。“司马迁是将‘游侠’和‘侠客’并称的。”[32]在《游侠列传》就提到“侠客”一词:“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33] 司马迁在记述《游侠列传》的同时，还写到了《刺客列传》，诚然，在司马迁看来刺客和游侠是有区别的，但后世论侠者大多认为他们区别不是很明显，且“刺客”的言行也可以和“游侠”的言行相统一，因而常常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论述。“任侠”这一说法也出现在《史记》中，如:《季布传》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34] 至于“剑客”、“剑士” 的说法可见《庄子·说剑》，到了唐传奇这种说法就渐多了起来。前人对这些概念也做了区别，如: 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他的《曼寓草·任论》一文中，对“游侠”和“任侠”进行了比较，大概认为“游侠”是指单身或少数的侠客或剑客，而能养士结客、有很多人依附的则是“任侠”。但这种看法却未必妥当，《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35]，可见孟尝君的门客中也有“任侠”。所以，区分这些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同的时代对“侠”的理解有细微的差别，命名时侧重点也不同，因而称谓上也就存在差别。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就统一使用“侠士”一词，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中的“侠”的内涵与特点。
一提起侠士，在人们的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光辉、高大的形象。他们不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顾性命，就是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危难，也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么，历史上的侠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要了解侠士的真实形象，我们就要从“侠”字开始认识。
一、“侠”的内涵与特点
“‘侠’之一字在战国较晚的书中，方始见。”[36]《说文解字》对“侠”字的解释为“愕也，从卜，夹声。 [37] 而“愕”在《说文解字》中是“使”的意思。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进一步引申说:“侠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者皆用侠。”[38]《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谓:“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39]
最早对“侠”进行论述的是韩非，《韩非子》中有很多对侠的论述，可以说是后世论侠之宗。韩非子认为侠的基本立场是“弃官宠交”。在《韩非子·八说》中如是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40]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 [41]。他还从君权出发，对侠的危害有进一步的论述:“有侠者，官职旷也。”[42] 在《韩非子·五蠢》篇中也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又说“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43] ，在《韩非子·显学》里又说，“儒侠毋军劳” [44]，侠这个阶层已经是“不垦之地，不使之民”[45] 了。而在《六反》篇中，他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来解释“侠”的，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行剑攻杀，暴檄之民也，而世尊之曰 ‘嫌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46]
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作传的人，在他的笔下，游侠不单单在是“以武犯禁”，而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太史公在《游侠列传》里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7]。班固与荀悦都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对侠的赞扬持有异议。荀悦在《汉纪》中为游侠下的定义，云:“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疆于世者，谓之游侠”，[48] 就是侧重游侠对社会的危害方面，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游侠的某些优点，班固在《汉书·游侠传》就列举了侠的“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49]等优良品行。荀悦在《汉纪》中也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见危援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50]
那么，“侠”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首先，侠站在君臣秩序之外，“以权力挟辅人”，因此，他们常常以自己意愿行事，轻财重义，但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有诺必践的诚信品质和敢为人先的牺牲精神;其次，侠的“使”义反映出侠的依附性，他不能从一个社会阶级的角度对历史施加影响;再次，侠之“持”义说明侠扶助别人的功能，即章太炎所谓的“辅人”。
具体来说“侠”的特点如何，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刘若愚最早在《中国的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包括重仁义，主公道，放荡不羁，重然诺，惜名誉等。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第八章论侠之美德所归纳的与刘若愚的大同小异，有守信用，已诺必践，所行必果，牺牲自我，济困扶危等。侯健在他的著作《武侠小说论》中总结“侠”的十种特征和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列举“侠”的八种特征都有各自的说法，与刘氏的有很大不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给“侠”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很困难的。
据《辞源》、《国语辞典》的解释，“侠”是指好义勇为，能见不平而奋起者，是指除暴安良、济弱锄强的人物形象或心理气质。大体上说，“侠”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类带有侠气的人，着重在人格行为及人格气质层面，仅仅是人自身一种人格气质的体现。广义上的“侠”应该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他们不一定身怀绝世武功，只是具有一种精神气质。他们具有崇高的品格和道德修养，一般会对朋友义、对大众爱，甚至可以为心中之义不惜牺牲自己。

司马迁专门为刺客立了一则传记，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柯以及高渐离的事迹。其中豫让和聂政可谓“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因感知遇之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豫让吃尽千辛万苦，为智伯复仇并非受人指使，纯粹是报恩使然。聂政替韩仲子报仇，也是为了知遇之恩。聂政自己说过他本是一个“市井之人”，职业是“鼓刀以屠”，[55]而严仲子做为一国的高官却和他交朋友，这让他极为感动。可见聂政与豫让的见解是极为相似的:“有冤必伸，有恩必报”。而荆柯刺秦王除了“为知己者死”这一原因以外，还多了一层为国献身的意思。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最为推崇的是朱家和郭解。朱家行侠好义，存亡死生，赴士之陀困，即使自己“家无徐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朝牛”，还是专为大义，趋人之急，“所藏活豪士以百数”[56]。更为难得的是，他帮助过许多人，却从不图回报，也从不向人夸耀。朱家曾经帮过季布将军的忙，在季布获得尊贵的地位后，就避而不见。郭解除了慷慨大方，急人所难，还有一些江湖义气。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朋友报仇。他的外甥强迫别人喝酒，被人所杀，他的姐姐要郭解杀了凶手为甥报仇。郭解抓到凶手后，问明缘由，错在己方，就做主放了凶手。虽然朱家和郭解在性格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他们在行侠仗义，主动为人解困的行为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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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侠士的意气行事，以武犯禁，自班固《汉书》以后史家不再为侠客单独立传，要想了解以后各个时代的侠士，只能从一些好侠尚气的人物传记中看到一鳞半爪了，虽难以详知他们行侠的事迹，但可以想见侠风还是存在的。

三、文学作品中的侠士形象
中国文学样式繁多，且起源较早。除了比较接近历史的稗史笔记以外，小说、诗歌、戏剧中都有关于侠士的描写。这些作品中的描写固然不乏写实的成分，但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的。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侠”逐渐成为一种正义的神话。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内容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在这些诗歌中，吟咏侠士的诗也占了一席之地。这些诗中有描述侠士生活的，也有吟咏历史上侠士的，多数是借吟咏侠士来抒自己心中不平的，但以叙事诗的形式来描绘侠士形象的却很少见。元明清戏曲中有以历史为题材的侠士戏，也有取材于历代小说的侠士戏，这其中尤以唐传奇和《水浒传》最为常见。这些作品多是借已有的内容来抒作者胸中块垒，侠士形象也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本文主要探讨一下稗史笔记和小说中的侠士形象。
中国的先民们就拥有英雄侠士的梦想。上古神话中的女蜗就是一个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典型。当天柱被撞折，天空露出大洞时，为了天下人们的利益，女蜗挺身而出，炼石补天，最终拯救了天下苍生。这类有侠气的神话人物，能补天，能逐口，能填海……他们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少有对侠士的描述，秦汉之间出现了《燕丹子》。这个故事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基本相同，只是情节更为详细，甚至有些地方有点夸张。两汉时期出现了被认为是最早的武侠小说的《吴越春秋》虽然这篇故事并不完整，但却可以感觉到作者想要突出的大约是袁公的神奇，也可以窥见充斥其间的神怪色彩。
魏晋时期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中国小说史也揭开了重要的一页，各类志怪志人小说纷纷出现，其中最为优秀的当数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录侠士事迹较多也要数这两本著作。《搜神记》本就是记一些怪异非常之事的，其中的侠士也多像《三王墓》中的侠士一样神奇怪异，行踪不定。《世说新语》记述了汉末至东晋社会各个层面的多个人物的事迹，当然也记录了几位游侠的事迹，如行劫的戴渊、除害的周处、劫新妇的曹操等。他们或拦路抢劫，或横行乡里，或闹恶作剧，基本不是行侠仗义、抱打不平，至多是带了一种豪气。这一时期的其它作品，大多是模仿《搜神记》和《世说新语》而作，其中的侠士也和这两本书的描写相似，如:托名陶潜所作的《搜神后记》基本上是描摹《搜神记》的，其中有“比丘尼”一则，所写的比丘尼可以说是一位僧侠，他关心国政，在桓温即将篡位时，用神怪之术来威慑他，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安定了社程。值得指出的是这位僧侠仍是神异非常，“破腹出脏，断截身首”后仍能恢复如常。总之，魏晋时期文学中的侠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怪小说中的，多奇诡怪诞，行踪不定;一类是志人小说中的，多是一方豪强，横行霸道。

11 待续，，

认真读完了，期待下文，楼主加油

写的太好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小说，大多和唐传奇一样，都是对琐闻轶事加以渲染附会，人物事件的奇异色彩也较为浓厚。既有仗义行侠的宣慈寺门子、义救李勉的无名侠客，又有勇于复仇的侠女崔慎思之妾、贾人之妻，甚至有钟傅、李宏这样的搏虎豪侠。这一时期的小说在侠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出现了剑侠这一新形象。以前的侠士们大多不会武功，多靠交游广阔，义气行事，而唐传奇第一次把轻功和剑术与侠士结合起来，把“武”和“侠”融合起来。这些侠士除了拥有很多神奇的技艺，诸如幻术、神行术之类，还借助于化骨水这类药物。《聂隐娘》一篇充满了各种幻术描写，聂隐娘可以化成极小的动物，潜入别人的腹中，与精精儿搏斗还能化作红白二蟠。这一故事中还出现了化骨药水，精精儿死后，聂隐娘把他化得毛发不存。神行术如《传奇》中记载的昆仑奴磨勒背着一个人还能飞跃崇山峻岭。《集异记》里的贾人妻越墙而去，身如飞鸟。他们多半独来独往，令人难觅其踪。他们的神秘诡异还在于身份隐晦，不为人知，平时有多种身份做掩护如商人妇荆十三娘、仆人红线等，他们只在危急时刻出现，功成即身退。
宋元时期，志怪类笔记多谈神鬼，没有太大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志人类笔记和话本小说则多用写实笔法，记载的侠客数量也较多，且平民化倾向明显，侠客不再高高在上，行踪不定，神鬼莫测。如《北裔记异》中记述了一个虬须老人为救他人之妻，乔装改扮去夺人妻之恶霸吕用的家，威吓他交出受害人的故事。要注意的是，这个故事中的侠士救人的手段是自己涉险去威吓恶霸，而不是杀入其家，强行抢人。如果是唐代的剑客早就杀人于无形了，根本无须乔装改扮，直接面对恶人。宋代的侠士大都像这样不轻易杀人，重在对恶人进行惩戒。除此之外，宋元的话本中也有许多对侠士的介绍。因为今天能见到的宋人话本多在明人编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中，所以就把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的侠士放在一起做个介绍。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因而歌颂侠士扶危济困，仗义惩恶的行为成为了这些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表达了市民阶层对侠士的期待和企盼。如:《醒世恒言》第十三卷收录的《李沂公穷邸遇侠客》一文，就描写了一个是非分明的“床下义士”，他“平生专]抱不平，要杀天下负心之人”。[57]《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的十一娘声明她要为天下人复仇，有五种贪官奸恶在她必杀之列。《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味戏》中的神偷懒龙宣称他劫取贪官的不义之财救济穷人是天道当然。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侠士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平人间的不平，弥补法律的缺憾，实现了下层民众对公理正义的渴望。
明清时期，大量的长篇章回小说不断的涌现。它们给侠士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无论是侠义精神、侠义意识还是侠义观念都深深的浸润到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之中。应该说，“明清长篇通俗小说的讲史、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四大类型的代表作中都有侠义之士的形象出现，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侠义观念”，[58 ] 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一诺千金，知恩必报，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古侠之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以武犯禁，锄强扶弱尽显豪侠之风;《红楼梦》中的柳湘莲不畏权贵，重友重情，自有一种侠士之风……“明清长篇通俗小说中不仅众多作品表现了某些侠意识，还出现了以武侠人物为主体集中表现侠义内容的长篇武侠小说，产生了最辉煌的武侠文学”。[59]《水浒传》可以说是中国长篇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塑造了大量的侠义英雄形象，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总的来说，明清长篇小说中的侠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侠士更为贴近生活，他们和普通民众一样，有普通人的生活行为不再游离于政权之外，以武犯禁，效忠于封建政权的侠士，比较典型的像《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第二章《三侠五义》中侠士形象的共性特征
广义上的“侠”应该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并不一定要身怀绝世武功，只要具有一种侠气即可。《三侠五义》所呈现的侠义世界，就不仅仅体现为侠义英雄们的锄强扶弱、惩恶扬善，更体现为普通人(主要指一些不会武功的人而言)的侠义胸怀和侠义行径。问竹主人在《侠义传·序》中指出其 “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且其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鬓，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60] 的确，《三侠五义》刻画了身处社会各个阶层的多个人物，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散发着侠气，就连包公、严查散、倪继祖这样的朝廷高官也不例外。除了为国为民的男性侠士和正直善良的女性侠士，还有那些充满侠气的忠义仆从和颇有侠风的普通民众。他们共同构成了《三侠五义》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
当面对着冤假错案时，人们会寄希望于四类人来为他们平反昭雪，“其一是寄希望于农民起义军和绿林好汉; 其二是大力歌颂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其三是借助鬼魂复仇和因果报应;其四是渴望出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人义士”。[61] 但是，人们慢慢的发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旦胜利就成了又一个残暴统治者; 明镜高悬的清官也不常见，从宋至明几百年也就那么一个包公; 鬼魂是否会复仇成功又无法亲眼所见，因果报应也难以证实; 于是，侠士成了人们最后的选择和依靠。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自然就少不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八个鲜明的大字。在大家的眼中，一个侠士如果做不到这八个大字，不但不能成为人人交口称赞的大侠，就是侠士这个称谓也显得那么的名不副实。《三侠五义》这个以侠义名之的作品，自然也不能离开这八个大字。

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对于侠士来说“武”至关重要，但是《三侠五义》所构筑的侠义世界的人物拥有的功力存在着差异，因此在遇见不平事时，他们的应对手段自然就会产生差异。武功高强者“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在不行刀剑出鞘，兵刃相搏;武功较差甚至不会武功者，只能凭着意气，赴汤蹈火，奋勇向前，性命相搏了。
(一) 仗义救人的侠士
《三侠五义》的侠义世界，当然是以“三侠”和“五义”为主。虽然他们出身不尽相同，性格也存在差异，但他们打抱不平，除暴安良，扶弱济贫这些义举是共同的。
南侠和北侠是被推崇的人物，他们出手大方，极为豪爽，行事光明磊落，为人侠肝义胆。书中的侠士以南侠出场最早，且贯穿前半部书，地位重要。包公一望南侠就觉得他与众不同，气质独特 “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着侠气”[62] 而展昭也没让包公和读者失望，出场之前就施恩于人，一上场就被人称为“恩公”，一出手就是一锭大银。当天夜里又救包公于危难之中。自此之后，南侠数次救包公于水火之中，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北侠相貌独特，碧睛紫髯; 他高强的武艺，曾让丁兆兰和白玉堂心服口服。一些恶人例如马刚之流，为恶被北侠撞见，必然会恶有恶报，身首异处。欧阳春并非官府中人，诛杀襄阳王自是与他无关，但是收服钟雄，剪除襄阳王的羽翼，北侠却功不可没。只因为襄阳王谋反会使生灵涂炭，胸怀大义的北侠怎忍袖手旁观?
双侠名列三侠之中，路见不平自然也会“拔刀”相助，岂能落于人后。马禄拉邓九如去抵债，大爷丁兆兰恰逢其事。他一面吃酒，一面向张老儿仔细盘问太岁庄的情况，暗自盘算如何除去马刚，还向在座的欧阳春慷慨陈词，表明心迹“似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将他除却，方是正理”。[63躺使丁大爷当时身带利刃，早就“拔刀”相助，让马禄尸横当场了。正是鉴于自己手无兵刃，丁兆兰只好再一次试探北侠“若举此义，不但与民除害，而且也算与国除害，岂不是件美事?”[64] 由于北侠表面上的无动于衷让丁大爷忍无可忍，只好盗刀行义。大爷的仗义除害之举，实在值得赞赏。二爷丁兆蕙也同大哥一样，行侠仗义不落人后。他救了跳水寻短的周老后，本着“救人需救彻” 的信条，马上去郑家茶楼查看形势，当晚就惩治了郑新。第二天即把所有的银子全部给了周老开茶楼，让他有了生的希望。南侠都不禁感叹“如此仗义疏财，真正难得"。[65]
“五义”是书中的主角人物，他们能成为结义兄弟，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好行侠作义”[66]。卢方初到东京就碰上了花花太岁严奇指使家奴强抢民女，他放下寻找兄弟的大事，仗义出手救下了民女，却为自己惹来了官司，可是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主动和王朝、马汉去见官。韩二爷恩救二公差，义救邓九如，奋力擒花蝶，哪一件不是当成自己的事在尽心尽力?为了擒住花蝶，二义士被毒药镖打伤几乎丧命。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抓住花蝶的决心，伤好以后，马上又投入战斗中，和大伙共同努力，终于抓住了花蝶。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更是行侠仗义不顾自身的人，他们深信 “天下人管天下事”，一遇不平事，立即就出手, 白玉堂一出场就出手救助贫困老者替人还银，行侠仗义夜盗苗秀家，闹东京更是救助穷困书生严查散。
早在《搜神记》中就出现了勇于杀蛇的女侠李寄的形象，唐传奇中更有武功高超的聂隐娘、红线女等女侠形象。同样的，《三侠五义》中也不乏武功高强，英姿飒爽的女侠形象。她们见了不平事，从不袖手旁观，仗义救人也不输给男侠。金头太岁甘豹之女甘玉兰“不但女工针莆出众，而且有一身好武艺”，[67]虽然从小和开黑店的甘婆婆生活在一起，却依然保留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甘婆婆做暗昧事，玉兰姑娘每每规谏，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为了救沙氏姐妹，玉兰更是苦口婆心，不惜把已死多年的父亲都拉出来劝谏，最后终于说动了甘婆婆。玉兰见母亲答应放人，马上再生一计，又救了蒋平。小侠艾虎和沙氏姐妹的姻缘也是因为沙凤仙和沙秋葵姐妹在艾虎处于危难之际仗义出手救了他的性命。
“三侠” “五义” 个个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女侠们也心存正义、仗义救人。“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