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伟

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述。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识。对于“国家”的考古学标准，维尔·戈登·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影响深远。但是，中美地区诸文明没有金属，南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这提示我们，各文明应有自己的形成标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致力于苏秉琦倡导的“中国学派”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张光直也指出，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又要关注“中国”。因此，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

与此对应，目前达成共识的中华文明形成标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包括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王权、神权和军权的形成，复杂礼制的形成和高级手工业的发展等。相关考古发现主要为区域聚落等级化，出现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宫殿性建筑、大型仪式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设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丝绸等表达身份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物品等。另一方面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

距今6000—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其中M23号墓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所见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号墓随葬大量陶器和14件玉器

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也出现随葬大量陶器和猪下颌骨的高等级墓葬。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