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朋友间有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事产生误会。
1942年,翦伯赞一度因为《中苏文化》的工作安排问题对我产生了误会。这件事本来与我无关,当时翦伯赞的误会也没有被我察觉。
有一天,章伯钧请客,周恩来和各民主党派的朋友都出席了宴会。周恩来把翦伯赞和我拉到一起,说:“你们那个《中苏文化》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来,一起喝一杯!”翦伯赞应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知道周恩来是来调解矛盾的,觉得这酒喝了冤枉,便把酒杯轻轻一推,说:“没有的事。”
周恩来同志拉住我,说:“为什么不喝?你不喝,再罚一杯。”我只得从命。看我饮下一杯,周恩来又说:“来,伯赞也来陪一杯。”翦伯赞和我一起干了第二杯,周恩来说:“好了,现在和好了。”
周恩来指的究竟是什么事,我始终没有去问他,也始终没有问过翦伯赞。估计周恩来知道事情与我无关,所以并没有找我谈话。后来翦伯赞显然解除的误会,见了我格外亲热,栌是周恩来同志不仅做了调查,而且对他做了开释。
重庆的学术界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有矛盾,可为什么还能成为一支队伍呢?我想:第一,大敌当前,大家同仇敌忾;第二,有周恩来和我们在一起。